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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郑菊贤（第1页）

我的母亲郑菊贤

菊（雷诺阿）

我的妈妈是个美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经常听亲戚、朋友、熟人夸我妈妈长得漂亮。我还听说爸爸妈妈的照片曾摆在重庆最大最有名的“留真照像馆”的橱窗里。爸爸英俊，妈妈美丽，这是多么好的搭配啊！听亲戚们说，他们的婚礼也是很排场，结婚照也是很漂亮的。可惜我没看过他们的结婚照，一点也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想，妈妈披着白色的婚纱，那个模样肯定是非常迷人的！

我对美的人感兴趣，我就是喜欢长得漂亮的人。这个爱好可能跟父母长得英俊漂亮有很大的关系。生在一个漂亮人的家庭，父亲的那架英国的核桃木留声机发出的优雅的旋律，家里温馨的气氛……这一切都让“美”植入我心灵的深处，哪怕后来挤进黑黑的小房间，吃不饱饭，在大山区“砍火焰”、背大糞、种苞谷，我那心灵最深处的“美”的内核，都没停止过发出电波。

我的外公是民国时期的公务员，是税务所长，外婆在家操持家务。由于置了一点田地，外婆被划成了地主。外婆一共生了八个子女，五男三女。妈妈就是女孩中的老大，排行中的老三。我一直有一个不解的问题：外公外婆都不好看，为何他们生的子女却长得好看？妈妈和二姨妈，都长得好看，尤其是妈妈，据说是荣昌老家出名的美人。抗战期间，许多大学迁往内地。当时，我的五舅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他的同学们放学或放假后要到荣昌老屋去看“郑大小姐”，当然、去看的都是男同学哟！妈妈曾给我吐露过一件事情：那时，五舅的一个要好的男同学对她很好，后来那人去了澳大利亚。我想，妈妈当时可能是动了心的。不然，她怎么会记得这件旧事？我听后脑子里闪出的念头居然是“如果成了多好，我就在澳大利亚了”。真是傻瓜加忘恩负义，我就不管我爸了！

我爸能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获胜，把妈妈这个美人娶进家门，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父亲十六岁到重庆首富汤子敬先生名下的郑大永钱庄当学徒。凭着他的努力赢得老板的好感和信任，以至于在二十二岁那年，便荣升襄理。妈妈曾告诉我，爸买卖黄金是一把好手。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他弄得很清楚，基本都踩到了点子上。所以，父亲很快就买了一幢带前后花园的房子，侍奉祖父祖母，而且还负担除二爸以外的五个弟妹。妈妈说，我五姑妈出嫁时，爸爸为她置办了许多嫁妆。所以，当时年轻有为的父亲能赢得美貌而且学历比他高（母亲是高中生，父亲是初中生）的母亲靠的还是他自己的实力。

妈妈虽然在娘家排行第三，下面有五个弟妹，但她年轻时就患上了神经衰弱，睡不着觉，身体也很弱，是一个“林黛玉”。所以外婆非常心疼妈妈，许多事情不让妈妈做，而是让比她小的弟妹们做。直到几年前，我的小毛舅还提到，外婆曾养了一只羊，由他来放羊，挤羊奶给妈妈喝。我的二姨妈说，她和妈妈一块儿上学，妈妈的书包由她来背。我的幺姨妈说，她在鸡窝里拿到鸡刚生的蛋，赶紧捧到妈妈面前说：“大姐，你快吃，还是热的！”听到他们七嘴八舌说这些，我觉得我妈就像个“仙人板板”一样。同时也纳闷外婆怎么这么将就我妈？另外一个念头就是，漂亮的人大不同！外婆可能因为我妈长得漂亮，有可能给她带来一个好女婿，当然，她也是心疼女儿生病。反正，我遗憾自己没能继承妈妈的美。

在我刚刚能记事的时候，我们一家从现在的鹅岭公园风景秀丽的地方搬到了市中心的曹家庵。爸从来就喜欢风景好的地方，安家鹅岭也正是因为那里是重庆有名的风景区。我爸和我妈还碰见过蒋中正和宋美龄出来散步，他们当时也住鹅岭。后来，我才明白爸妈为何搬家，因为解放后，政府要将这个风景名胜区修建成公园，所以我们不能在那里居住了。公园修好后，我们还经常去玩耍，旧房子那时还在，就在离公园大门处不远的地方。有一次，爸爸指着那旧房子对我说：“以后在这里挂一个牌子，上面写上‘刘明琼曾在这里居住'。”我那时读小学高年级，我想不出为何父亲会有这样的念头，対我说这样的话，因为我知道很有名的人才在住宅挂这种牌子。慢慢长大后，我知道了父亲其实是很有“野心”的人。他后来自己不行了，就一个心思地盼望自己的儿女有出息。

妈妈很漂亮

相比起来，妈妈的功名心少得多，她是绝不会去想“挂牌子”之类的事，但是妈妈盼望我们有钱。在经过了后来穷得一塌涂地的日子之后，她把钱放在第一位。她这个曾经的郑家大小姐和襄理太太，勤俭节约得让人无法理解。我们四个小孩不但经常听她唠叨哪个哪个她的同事或朋友家的小孩如何有出息，能挣钱，而且我们自己用自己的钱她也舍不得。2005年，妈妈又到我这里居住，有一天她对我说，凤英（她耍得好的老师）的女婿挣大钱哟，不但帮弟妹们买了房子，而且还给全家人买了墓地。我当时听得喷嚔都要打出来了！对于她老人家的唠叨，我们四个子女基本是同一个回答：“是，对头！别个的娃儿好，有出息！你的娃儿没得出息！”

后来，我也愈来愈理解妈妈对钱的“渴求”。我家本来也算是“小康”的有房阶级，后来，三层的楼房政府修机械局一千块就拿走了。当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那一千元用来买“高级糖果”“高级点心”补贴饥肠，三下五除二就花光了。我们就成了贫穷的“无产阶级”。爸爸多年重病，而且还动过左肺全切除手术都没有营养品，更不用说我们的饭食如何了。妈妈当年春秋天只有一件外套，她说她钉到穿，换都换不下来。后来，又时兴自家买房子了，要几十万，爸妈哪来这么多的钱？妈妈一说到房子的价钱，就会说：“嚇死人啰！”接着又会愤愤不平地说：“我们本来有房子哟！山益村那个房子，不拆，现在能卖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妈妈怎么不想我们多挣钱，挣大钱嘛！

三十多岁的妈妈

我非常喜欢妈妈年轻的时候，那时的妈妈还没有经历那么多生活的无情打击和折磨。我读小学的时候，妈妈到学校去开家长会，为我领成绩单，听到班主任有时还有科任老师对学生的介绍和评价，妈妈是很高兴的，因为我的成绩一直很好。第二天我到学校上课，总会听到老师对妈妈的评论：“你的妈妈好漂亮啊！”可能是因为妈妈的漂亮，还有我的成绩好，班主任张瑄老师，甚至当时的黎校长都跟妈妈熟，张老师后来还成了妈妈的朋友。每当别人夸我妈妈漂亮，我的心里都甜蜜蜜的，为自己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妈妈万分自豪。

本来，爷爷是一个好厨师，弄的饭菜很好吃。直到不久前我去看望住在养老院的六姑妈，才知道爷爷曾经开过餐馆，怪不得他菜做得那么好。婆婆中风后，爷爷全职照顾婆婆，也只弄他们两个人的饭菜了。于是，弄饭、洗衣、做清洁等家务，全部压在了妈妈身上。

为了养家，妈妈后来也参加了工作，从一个家庭妇女变成了塑料厂子弟小学的数学老师。我的好多同学都还记得她当年的样子，邱同学说，你妈妈好能干，风风火火的，一回屋就卷起袖子干活。一大家子人，妈妈不干活怎么办？过年的时候，妈妈一大早起来去排队购买肉、油、糯米等凭票供应的东西，回来后就准备年夜饭。屋外的院子里有一个小石磨，妈妈就把发胀的糯米放进磨孔推汤圆面。我经常帮她放米，有时我也凭力气推一阵。但我最喜欢的是切香肠腊肉，我的刀工好，香肠腊肉切得薄，所以妈妈叫我去切。但她不知，我一边切、一边偷吃，而且还给站在旁边的弟妹吃。我明明知道这样要不得，但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前不久我上成都，住在从前的叶、孟老师的女儿叶琳家。叶琳居然想起我以前说过的话，她说：“小菊姐，我最记得你说菜板上的腊肉最好吃！”我妈还一直认为我的刀工好，把这种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殊不知我也是个靠不住的“好吃狗”。

妈妈年轻时落下的神经衰弱一直伴随着她，经常喊头痛头昏，睡不好觉。晚上睡不好，中午觉就特别重要，因此，妈妈最怕她睡午觉时我们去打搅她。但是我掌握了她的这个弱点，就专门在这个时候去提要求，尤其是那种不容易达到的要求。有一次，我非常想看一部电影，票价是一角钱，就去向妈妈要钱。但妈妈不肯给，她说一角钱要买好几斤菜了。我那时就是一根筋地要看那部电影，下决心非把那一角钱要来不可。但妈妈就是不肯给，把房门关上而且上了栓。于是我就在外面使劲敲门，一边敲一边喊“我要一角钱看电影！我要一角钱看电影！”妈妈无法睡觉，只好起来开门，要来打我。我骑在楼梯扶手上“嗖”地一下子就下了楼。她接着又回屋去睡，殊不知我又上楼来敲门了。这样如此几下，她不得安宁，只好扔一角钱给我，让我收兵。现在想来，我那时候是多么不懂事！

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一个好女儿，能帮妈妈承担的事情我都会去承担。读初中的时候，大弟明白和我同一个学校，我读初三时他进学校读初一。明白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上课经常不认真听讲，而且还搞些让老师恼火的事情。这种时候，他的老师就来找我。有一次，老师气急败坏地找到我，跟我说早读要用的报纸被明白拿走了，明白也不见踪影，不知是否到厕所去了。我就跑到男厕所外面使劲喊：“刘明白！刘明白！”，喊了半天也没人答应。最后，他居然慢吞吞地拿着报纸从厕所钻出来了！这种事情，你说气不气人！教英语的黎老师很喜欢我，她也经常向我告状，而且还说：“你爸妈啷个给他取名叫刘明白哟！他就是一个刘糊涂！”在学校，我就成了爸妈的挡箭牌。有时，明白的家长会也由我去开，反正去他的家长会又不像去我的，多半是些告状的烂事。

妈妈与明白、明鉴和幺舅（后立者）

我在《亲爱的婆婆》一文中提到婆婆爷爷从不批评我们，爸爸妈妈因为处境不好，自己焦头烂额的事情也多，所以也管不住我们。于是，我们四个就像“敞放的鸡娃儿”一样自己疯长。可以说，在那个年代，还很少有家庭具有我家的这种“民主自由”。我看到跟我一样大的堂妹被姑妈姑爷管得巴巴实实，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的时候，我的心都抓紧了，我庆幸没有生在一个管教严格的家庭。爸爸是想管管不了，而且爷爷总是教育他“一辈不管二辈事”。妈妈是大大咧咧地不管我们，而且也管不了我们。这样，反而培养了我们自理自立的能力。我们四个子女都非常能干，好多事情都难不倒我们。

明白读书虽然成绩不怎么样，但动手能力特别强。他后来自学装收音机，再后来又自己装电视机。我们山益村的第一台黑白电视就是他装的。我为什么说是山益村这个院子的而不是我家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因为这台电视给山益村大院的“院民”带来极大的惊喜和乐趣，也给我爸带来极大的虚荣心的满足。有了这台电视，我家晚上挤满了人。我从西师回家都不能从前门进，只能从后门绕进去。一进后门厨房，见我爸在那里乐呵呵地看人！看电视节目都没有看这么多的人在欣赏他儿子装的电视机那么重要了！

由于这种家庭环境和气氛，我们四个都没大没小的跟爸爸妈妈、婆婆爷爷“平起平坐”。这也就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我们的幽默感。兄妹四个人中，除明白稍好一点之外，其余三个都是“疯儿东”（郑菊贤语）。明曜从前的幽默真是顶呱呱哟！他经常学别人那些怪头怪脑的动作，让我这个“演技”很好的人都觉得略逊一筹，他是要把人笑死不赔命的。而且、四个人当中他最会和妈两个鬼扯，他学妈说话，怪声怪调地学，加上表情和动作，让我妈再气也气不起来，基本上由他摆布。而且，我家从来都是悲剧当喜剧、闹剧来演的。记得“文革”中我爸上成都，本来他也想去凑凑闹革命的热闹，哪知一去就得了个“肠梗阻”。我们几个也只好去当了他的陪护。开始，他的病势险恶，弄得一家人忧心忡忡。好在终于闯过难关，我们几个就开始一边拍手，一边喊“成渝铁路通车了！成渝铁路通车了！”

后来我爸又迷上钓鱼，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咕咕咕”（要逐渐升调，像鸡叫），因为他一大清早就拿着钓鱼竿出门去了。等到半下午回来，妈妈给他下面，问他吃多少，他回答：“二两五，下好过后三两！”我爸对我们几个没得威风，但对妈从来很有气势。记得有一次，我妈躺在**休息，我爸说：“睡起像个西汉女尸！（那时正在展览西汉时期出土的女尸）”，我妈气惨了，马上回敬他：“你就是个东汉男尸！”。我和三妹在旁边拍手叫好，我还“西汉女尸东汉男屍”的唱将起来！还有一次，我跟爸斗嘴，他说不过我，又要开打。我一下子跳上床，拿起床头上挂着的他锻炼时用的“尚方宝剑”对着他，他也就没法了。奇怪的是，我跟我爸对峙争吵时，我妈从不批评我，好像我还成了她的“同盟军”一样。

吵归吵、闹归闹，但家里的事情我们从来都会担当。“文革”中爸妈双双被“办学习班”，隔三岔五地写检讨，他们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开始我还新鲜，变着花样写，纸上写一套，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套。但时间长了，我也写烦了。有一次，妈妈不知什么事情把我惹冒火了，我就宣布：从此不再帮她写检查了。我妈一听急坏了，赶紧哄我，一边哄一边说：“刘明琼，你开不得这个玩笑哈！我神经衰弱，睡不着觉，我来写检查，你还要妈活不！”哎，我有什么办法？后来我也成了神经衰弱，这就是“历史传承”。红卫兵两次来抄家，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地上的东西堆了尺把厚，在那种情况下，还不是几个娃儿把家顶起。所以，妈妈的娃儿还是不错，关键时候还是顶得起的。

“文革”后期的1969年3月，我和大弟下了乡。我们跟就读的重庆市第六中学的部分同学一起，到四川酉阳最边远的兴隆山区插队落户。当时，从重庆到兴隆要整整走三天三夜。从重庆朝天门坐船到涪陵，从涪陵坐汽划子到龚滩，从四壁陡峭的龚滩坐大卡车在崎岖山路上七拐八绕地到酉阳县城，再乘卡车在更加崎驱陡峭的山路上七拐八绕地到兴隆区，再从兴隆区步行很长一段路才到落户的新民大队。爸妈不知我们的行程，想不出他们的大儿大女到了怎样一个偏僻遥远的地方，只知道此去前途未卜，这两个儿女一去还能回返吗？

自从我们下了乡，妈妈就变得烦躁不安。家里本来就穷，钱总是接不上气，工资发下来还不到月底就用光了。于是，爸爸要到没有儿女、生活稍为宽松一些的六爹、杨姑爷那里去借钱，等发了工资再还回去，如此往返循环。我和明白下乡后，我们又需要家里寄钱来买起码的生活用品。寄来的钱虽然很少，我记得是每月每人五块钱，但钱分两处自然又缩了水。我爸到菜市场买菜从来都是提个弹簧秤，跟小贩争一两一钱的，生怕称少了给他。这个样子，恐怕看见可吃的菜叶子都要捡回家哟！（开玩笑）。

我和明白在兴隆

我们下乡根本养不活自己，反而给家里增添负担。这么远的路程，两个人回重庆又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儿女远在穷乡僻壤受苦，家里的经济负担没减反增。更重要的是，儿女还不知能不能回来？我妈的神经衰弱愈发厉害。她经常半夜半夜的睡不着，心里七上八下的，愈想愈睡不着。我妹说，她睡不着，心里烦，就把妹摇醒听她念叨：“你姐你哥还回不回得来哟？”“回不来啷个办哟？”“我心头烦得很哟！”“三儿，你说有什么办法哟？”她翻去翻来的就是这些话。我妹睡意朦胧地听她唠叨，妹有啥子办法？不过是听妈唠叨后妈心里要好受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