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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留学的日子（第1页）

在加拿大留学的日子

阿尔伯塔的冬天

1988年9月20日

到外面溜达了一圈，秋风萧瑟，金黄色的落叶洒在仍旧茵绿的草地上。无花果已经熟透，满树黄黃红红的果子，等待主人采摘下来做成果酱。

阿尔伯塔（Alberta）的冬天来得真早，才不过是九月下旬，人们已经感受到了那位白胡子老翁的肃杀之气。不久之后，厚雪就将铺满这北方的高原之省。

十一月份已经在望，两个月后，我就要向这座大西洋彼岸的北方城市―卡尔加里说再见了。我就要告别这一年来的异国他乡的学习生活，回到我的故土了。那儿的十一月仍是**盛开，一片金黄，似乎还让人嗅不到冬天的气息。

怎能忘记去年的十一月一日，我告别祖国，踏上飞往加拿大的CA921民航班机，在云山雾海中颠簸了十七八个小时，当我睁开迷蒙的睡眼，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已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飞机在温哥华轻巧着陆，我随着黄皮肤的人群进入到这个白皮肤的世界。外面是如此安静，阳光明媚，潇潇洒洒，温哥华的地面温度摄氏28度。我未曾想到，在北京经历了颇有分量的初雪之后，这里仍是一片阳光，夏天甚至还迟迟不肯离去。

一位身穿制服的女海关人员煞有介事地招呼我们这群黄皮肤按次序排好队列。移民局的一个窗口有一位华裔，她会说国语和广东话，但我刚巧是到一位白皮肤小姐的窗口。她用英语问了一大串问题，仔细检查了我的护照、签证以及蒙特皇家学院发给我的邀请信。“OK，您的签证到明年十一月截止。您不能在加拿大工作，懂吗？”“我知道这个前提！”我十分干脆地回答。

我就这样来到了加拿大。

到达温哥华是加拿大时间下午两点多钟，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小时转运行李，四点多钟转乘另一航班、加拿大航班飞卡尔加里。我与武汉大学的访问学者尹项根同行，我们紧张地听着广播里的航班消息，生怕误了班机。虽然在国内学了多年英语，甚至可以说是以英语为饭碗了，但果真来到这个讲英语的国家，却发现自己的英语水平太差。可以说，广播里的许多话根本听不懂，只能抓住只言片语，然后自己猜测。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失了舵的小船，开进这样一片陌生的汪洋大海。一种莫名的无助感慑住我，我不禁自问：我能应付摆在前面的一切吗？

联谊会会长唐大木的迎接驱除了我心中的恐惧。进入卡尔加里候机室，一位热情的小伙子迎上前来，“你是刘明琼吗？”“啊，是、是、你是唐大木？”一股亲切感涌上心头，在异国他乡有人来机场迎接，可以说是最大的幸事。

我坐进大木的汽车，奔驰在卡尔加里郊外的高速公路上。一切是如此的新奇：油井、加油站、英文的广告牌、小汽车，无数的小汽车飞驰而过……我果真来到了加拿大吗？记得二十年前，我也曾有过同样奇异的感觉。我同弟弟凭着一张站台票，坐进从重庆开往北京的火车。那是我们第一次离家远行，第一次乘坐火车，第一次到心目中仰望已久的神圣首都―北京。当我和弟弟深夜踯躅在天安门广场时，我心里也涌出过同样的疑问：我果真来到了北京吗？

命运是如此奇特，如此奇特！二十年前，不满二十岁的我参加了轰动中国，乃至世界的红卫兵大串联。我们扒火车，睡在车厢座位的下面，睡在火车站的广场，睡在舞台、长椅或者任何可以躺下的地方，胡乱地吃点东西填肚子，我们如饥似渴地看大字报，甚至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去寻求毛泽东思想的真理。二十年后，快逾不惑之年的我，又带着与当年同样的新奇感，开始了另一次大串联。这一次串联远涉重洋，来到了大西洋的彼岸，这一次我来寻找什么呢？

我在联谊会待了四天。由于时差关系，我醒得很早。醒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外面太安静了。曾过惯了在中国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的生活：六点一刻即被大学的晨钟敲醒，紧接着是激动人心的广播操，拿着饭碗奔向食堂，食堂里人头攒动……现在、这一切都隐没消失了。街上几乎不见行人，只有一辆辆小汽车奔驰而过。卡尔加里的早晨醒得很迟，应该说整个加拿大都醒得很迟，一般单位都是九点钟才开始工作。即使在多伦多这样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早上七、八点钟街上行人还是不多。

1988年9月27日

在联谊会的四天似乎十分漫长却又十分短暂。经过一天的休息之后，我第二天开始出门“尝新”。过马路见人用手在电线杆上的红栓上拍一下，我很好奇，好在我认识“Walk”（走）、“Don'tWalk”（别走）这几个英文字，不然，真要被川流不息的车辆压死。

走到卡尔加里大学，简直就像进了一个圣殿，每次进大楼门，都要小心翼翼地将门慢慢合上才走开。那里的每一扇门，都是用上等木材做成的，又重又厚。电梯上的符号是新奇之物，不敢贸然使用，怕闹笑话。于是，我宁愿爬十层楼梯，也不乘电梯。不过，对于我这位在山城爬坡上坎成了习惯的人来说，也并非难事。虽然，在这个从没见过的陌生环境样样事情都缩手缩脚，就好似刘姥姥进大观园，但有一件事情却十分大胆。

我不认识卡尔加里大学的任何人，仅凭墙上的一张教授名单，便自己定下一个“求见人”。我爬到他的办公室所在的第七楼，见有几个教师模样的外国人走过，于是过去询问一人：“您知道威廉斯基教授的办公室在哪儿吗？”“我就是威廉斯基。”真是无巧不成书啊！这位三十多岁模样的教授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十分留神地倾听了我的陈述和要求，然后很高兴地回答：“你可以来我的班上听课，你的英语真不错！”他的话给了我极大鼓励。接着，他又热情地介绍我去见教育心理学系主任罗伯特教授。这位教授可不像威廉斯基那样随和，板着一张一本正经的脸，那副模样就差点儿把我所有的话都堵塞住了。我使劲鼓起勇气，尽量清楚地用英语向他讲述了我的要求和希望。“我能给你的最好劝告是立即把材料寄研究生院，并且考好托福。”

我那刚才还是阳光明媚的心情，一下子被罗伯特教授的威严罩上一层乌云。回到联谊会，大木又说出一番处世良言，他的话不无道理。如果我不去蒙特学院而是立即转到卡尔加里大学，大使馆的人将不好跟学院交代，因为此事是由他们联系的。看来，我只能进驻蒙特皇家学院，去过皇家“与世隔绝”的生活了。该学院只有我一个中国大陆学人，我过去就是一个人“孤军作战”啊！

我有什么办法？安排如此，转学也不成，只好到蒙特去了。第四天下午，大木接到电话，学院的老师已经帮我找到一家住处。房租很贵，每月两百加元，而我的全部生活费是每月四百加元。但不搬去又无处可住，联谊会离学院太远了！

于是，大木的朋友陈老师开车，查了半天地图才大概弄清楚方向。而我，就好像坐上了外星人的飞船，不知要飞往什么地方。本来就是突然来到摸不到北的异国他乡，现在又要离开中国人群，独自到一个边远地方，住到一个外国人家里去！我看着他们在黑暗中把我的箱子提上车，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木。在联谊会几天，大木就是一块“安全地”，甚至就像一位亲人。现在，我是彻彻底底被抛进了一片汪洋大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了，我差一点就要哭出声来。实际上，我的心里已经灌满了泪水，孤独无助感像一阵阵波浪涌上心头，差一点就要把我淹没。哎呀，我为什么要出国呀？出国来受这份苦！

11GraftonDr。S。W，房东Shirley的家门前站着Brenda女士，她是语言系的系主任，但穿着朴素，待人随和，一点都没有架子，我还以为她是个跑路的办事员呢。前门吱呀一声打开，一位五十开外的妇女十分热情地迎上前来，我们互相打了招呼。“哈哈，她的英语说得不错！”“当然”，Brenda答道。我堆上最愉快的笑容，问、答、问、答，搞不清楚自己说了些什么。一场热闹之后，来人都离去，剩下我和房东Shirley及她的女儿、女婿。我还没吃晚饭，肚子咕咕叫，但却不得不一个劲地和他们交谈。最后，好不容易腾出时间，往肚子里送了一碗不知味道的方便面。

在漂亮的卧室里，躺在柔软过分的床垫上，我禁不住疲劳的袭击，睡着了。沉浸在香甜的睡梦中，我完全忘了第二天早上九点Shirley的男朋友Bob先生要开车来送我去市中心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这一觉好香！一切疲劳和孤独都在睡梦中隐退了，直到我被一阵敲门声唤醒。我惊得一下子从**跳下来，连衣服扣子都没扣好，便慌忙奔出去开门。我知道西方人最守时间，第一次我就不守时，真是罪该万死。

Bob先生站在门前，一脸微笑，他随和的几句话让我放下心来。我三两下子收拾完毕，坐进他的小车，小车把我送到了会议所在地的门前。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我去卡尔加里大学旁听教育心理学课程，Bob先生就充当我的“车夫”。他一点不怕麻烦甚至还以此为荣，而且坚决不让我交停车费。在他的理解和温暖中，我跟他谈起我一个人在蒙特皇家学院的孤独，第一次忍不住哭出声来。他扶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哭吧，大声哭吧，你需要哭出来！”我第一次感到，除了中国朋友，我仍然有人可以依靠。我还不是当代鲁滨逊，一个人待在荒岛上，外国人中仍有十分好心的人。我很庆幸住在Shirley家，她和Bob先生对我的温暖和理解，让我的心慢慢地平静下来，我渡过了出国最初的最大难关：文化冲击（cultureshock）。

时间回到1987年初，有一天，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校长告诉我国家教委来了通知，派送我到加拿大进修。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得一下子回不过神来。我想起大半年前曾好心陪同一位流落在我校的外地教师去西南师范大学，那时正有一个专家组在那里调研开会。这位教师打听到后就要去西师向专家组申诉问题。学校问了几位在西师居住的教师，想请她们为这位教师带路，但几个人都说忙，拒绝了。然后问到了我，富有同情心的我满口答应。

该教师反映完她的问题，专家们就让我们这些基层教师谈谈对教育教学工作的意见。我当时正自学了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中外教育史等课程，于是，我就理论联系实际地谈了一通。其中一位说我谈得很好，请我将此形成文字寄给他们。假期中我如约做了此事，我真的没有料到，那个人是就当时的国家教委中教司司长，更没有料到这一件助人之事，居然引来了我的出国进修。

当时，我是四川省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被派送出国的外语教师，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及报纸都做了报道。有许多人猜测我是否有通天的关系，其实我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件事让我想到两点：1、好心有好报。2、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在派送之前，上面的人在我工作的兼善中学做了详细的调查，我工作的出色表现及创造性教学带来的实际效果让校长衷心地对国家教委中教司的人做了介绍和推荐。因此，被选派出国是我的教育理论、教学实践及人品的三合一的成果。

在加拿大进修的这一年，我经历了许多事情。因为我是蒙特皇家学院第一位大陆访问学者，学院给了我十分特殊的待遇。我被作为教师的一员拥有办公室，参加学院的会议，而且免费修一门课的学分。关于我的到来，学院专门作了釆访并发表在报纸上。大庆市代表团来卡尔加里市及来学院访问，我充当院方翻译。我认真出色的工作得到学院院长的称赞和代表团领导的感谢。

由于住在一个加拿大人家里，虽然开始让人觉得很不习惯，完全比不上绝大多数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大家共租一个房子，说的是中国话，吃的是中国饭，生活习惯互相认同，让人感觉轻松随意得多。但是，一旦与这家外国人相处良好，建立了相互理解和包容的格局，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提高语言能力、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真正融入所在社会的最佳渠道。

蒙特皇家学院迎来的第一个中国大陆访问学者

住在加拿大房东Shirley家里的那一段时间，我认识了她家里的三代成员。和他们共去教堂，Shirley介绍我认识了教堂的不少人，而且后来我还为教堂和社区做了有关中国的演讲。我和他们共度圣诞节，与他们一起到邻里挨家挨户地唱圣诞歌，与Bob一起给Shirley做的巧克力包糖纸……Bob一边包一边偷吃，还叮嘱我不要跟Shirley说。他一边偷吃一边拍着他的大肚皮说：“Fourmonths。”（四个月了）我真的是忍俊不禁。

我经常回忆起Shirley那漂亮的客厅，那个松软的长沙发和沙发旁那个落地式音响。晚上，柔和的灯光把客厅照亮，轻柔的音乐充满整个屋子，Shirley和Bob相拥躺在沙发上。他俩亲哟、说哟、高兴地笑啊……沙发窄，装不下Bob那稍嫌肥胖的身体，于是我就去拿来一个软凳垫在Bob的身体下面。Bob暂停亲吻，对我说：“Thankyou。”我哈哈地笑出声来。

圣诞节早上，我们都到楼下的五彩缤纷的圣诞树下去找自己的礼物。我找到一个很大的，包装漂亮的礼品纸，打开一看，居然是一件十分洋气的毛衣！这是Shirley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我高兴极了！这件毛衣我穿了许久，回国之后我还经常穿它。

Shirley是一个十分精干、充满活力的女人。她那时54岁，有八个孩子，一大串孙儿孙女和外孙儿孙女。她有一个自己办的儿童托管所，还有一个农场。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的家庭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家庭。当时，她和Bob都离了婚又互相有好感从而走到了一起。我在时，她俩正处在热恋之中。我真的没有看到过五十多岁和六十岁的人这么热烈地拥抱亲吻，但Bob从不在Shirley这里过夜。我曾几次劝说他们结婚，但Shirley似乎都没想走这一步，宁愿只是当个伴。后来，回国之后，我欣喜地得到他俩结婚的喜讯，而且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中两人高贵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