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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留学的日子（第3页）

1988年3月16日

今天，我收到了同事们的来信。当我读着这封出自同事们的内心，热情洋溢的信件时，我真的十分激动。安老师写的诗更是内涵丰富。我现在的辛苦不就是为了今后的安康吗？我应该多学一些东西，我应该克服所有的困难。

晚上，在朱利比音乐厅，我听了一场管乐演奏。这场演奏的表演者是高中学生，他们的表演太棒了！有二十名学生参加演出，是一个厐大的乐队，他们技巧娴熟而且对乐曲有很好的理解。我十分吃惊一个中学的乐队能有如此出色的表演。这表明学校对美育十分重视而且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这是十分值得的。而中国的教育对此重视不足，值得改进。

1988年3月25日

大庆市代表团来学院，我充当院方翻译。上午双方进行磋商并参观学院，中午蒙特学院设宴招待代表团成员。我的翻译进行得十分顺利，给学院院长、加方参会者和大庆代表团的成员们留下很好的印象。接待工作完毕后，罗拉。史密斯女士专门送卡片给我表示感谢。她对我第一次充当翻译如此顺利和表达如此流畅表示赞叹。

1988年3月27日

今晚去了ShirleyKirby的家，见到她的丈夫Ted先生和他的母亲，他们都是十分善良的人，我和Kirby讨论了教育方面的问题。Kirby是新西兰人，嫁给Ted之后在加拿大定居。她告诉我，新西兰的儿童是五岁入校，学校课程非常灵活多样。跟北美的教育比较起来，新西兰受英国教育的影响多一些，而加拿大的教育更多地受到美国的影响。新西兰的学生的语言能力发展好些而加拿大学生的数学能力要强一些。我告诉了他们自己对中国的中小学教育的看法，并讲到**以及中国现在拨乱反正的情况，我们还讨论了西方文化的优势和劣势。

晩饭后，我向他们介绍了优美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Ted的母亲喜欢极了，她说这完全是一个最美的享受。因为当天是她丈夫的生日，我便送了一张贺卡给她，请她代交伯父。她非常高兴，夸我很甜。我觉得我与Kirby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喜欢她的性格。她说她今后想找机会到中国工作，我祝愿她梦想成真。

1988年4月6日

今天有我的信吗？从学院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这个问题。在这异国他乡，我最盼望的就是收到来自家乡的信件。那时，我才真正地体会到“家书抵万金”。哎，我是多么盼望有一封信躺在我的桌子上或者我的**啊！那股期望的热劲就像赴约会一般。我迫不及待地走进房间，一封信果真像天使般地躺在**。顿时，一天的疲劳全有了报偿，这一天总算有收获。

我拆开信件，仔仔细细地嚼咀那来自远方的信息，就像小孩子吃糖果，舍不得一下子吃下去。记得有一天，我特别高兴，一下子收到四封信。那天晩上我可变成了“百万富翁”。把指定阅读的文章完成之后，我提前上了床，把那四封信翻来覆去地仔细看。第二天去学院，我觉得精神特别爽快。还有一次，我好不容易盼到了儿子的来信，那个高兴劲就不用提了。我拿着那张纸片，冲进Shirley的房间，告诉她我儿子写了些什么什么，并把那张纸片给她看。她虽不懂中文，但也为我十分高兴，大力夸奖我儿子的字写得整齐。晚上，我给在卡尔加里大学学习的中国朋友挂电话，并给他们念了这封信，大家都一致为我高兴。

在国外学习是十分孤独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把国内来信视为宝贝。如果有一阵子接不到信，心里都会毛焦郁闷。不要小看那一张薄纸，那可是一帖最好的安慰剂。

1987年的除夕之夜，国内家家团圆，爆竹声震天响，烟花把城市夜空照得通明。夜晚七、八点钟，正是大家兴高采烈，坐在桌前举杯庆贺新年来临之际。可我却一人独自待在房间里，望着窗外冷冷清清的街道。我好不容易打起精神下了一碗面条。刚端上碗，眼泪就不禁滴了下来。这时，我多想立即乘上飞机返回故里啊。

1988年8月2日

今天，在给兼善中学的信中，我把几个月来在加拿大学习之余所做的工作做了一个总结。

1。三月，我国大庆市代表团来加拿大，与卡尔加里市进行技术合作，我应邀出任翻译。谈判前做笔头资料翻译工作，谈判时任口头翻译。为此，得到双方领导的高度赞誉（见英文院报及罗拉。史密斯致我的感谢信）

2。在一所大学，两所中学，两所小学和一个教区作有关中国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报告，受到热烈欢迎和称赞。（见附寄资料）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茅于燕（已故桥梁专家茅以升之女）和蒙特学院主持残疾人教育的ShirleyKirby博士之间牵线，进行两国残疾人教育交流。

3。在卡尔加里大学教育系作有关中国英语教学方法的报告，并在该大学发表文章《MyHeartIsIryside》。

在剩下的时间里，我将继续努力作中加的友好交流工作。

1988年9月10日

本想提笔写《北美的教育》这篇文章，但一提起笔才知这个题目有多大，决非我三言两语能勾出一个大概轮廓。我在加拿大以及暑假在美国访问期间，曾到过好几所中小学，并在卡尔加里的一个小学和一个初级中学听过一段时间的课。总的印象是，北美的教育十分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多让学生活动而不是教师独霸讲坛。

校长接待来访者

举一个例子：我现在所听的一门课是培养未来的英语老师的教学法，授课的教授十分年轻。他上课基本上不讲什么，总是让学生发表意见。这门课的一半时间都是让学生挨个陈述自己的某个教学措施，而这些教师上台后就把坐在下面的同学假设为一个班的中学生，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指示进行活动，完成自己的教学方案。师生互动是这里教学的最大特色。很少有人像中国教师那样，自己在台上滔滔不绝，直至最后一分钟。

1988年9月23日

昨晚，给在西雅图的好友放歌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她经过艰苦的奋斗终于来到美国，她一定会在美国长期奋斗下去。放歌是一个“女强人”，不安于闲适的生活，看不惯她丈夫的懒散无志气，她的家庭生活是不愉快的。李欣也出来了，靠亲戚的帮助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求学。她本是一位十分贤良的妻子和母亲，但丈夫却忙于大事，丢弃了这块美玉。

摆在放歌和李欣面前的奋斗之路还十分漫长。中国人要在北美这片大陆站稳脚跟是十分不容易的，尤其是对这些“半路出家”而且人到中年的大陆学人们。自费留学生的艰辛国内一般人不可想象，他们既要打工谋生，又要在学业上奋斗。加上异国的文化、种族明显或微妙的歧视、语言上的障碍、背井离乡的孤独感……这一切都要求他们在精神和体力上更加坚强，才能应付这艰辛的行程。我校叶老师的朋友黄先生来美国已经十多年，由于没有合法身份，他不得不失去许多机会。他写信告诉我，这里的自费留学生过的是“三八制”生活：八小时打工，八小时学习，八小时吃喝拉撒睡的基本生活和其他的事情。北美的生活节奏是十分紧张的，这个社会充分体现了“时间就是金钱”这一条原则。工作时间人们拼命干活，拼命挣钱，钱挣到手后则继续学业或拼命享受。

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北美社会，等级观念反而十分淡薄，远不如中国的“高、低、贵、贱”。只要钱多，这活儿就被人看得上眼，就有人争着干。因此，从大陆出来的人在心理上很难适应这一巨大变化。本是在国内地位优越的教授、讲师、研究员、工程师……但为了挣钱却不得不去餐馆洗碗、下面、端盘子，到别人家里带小孩、做清洁、到缝纫厂打扣眼……这不单单是体力上的劳累，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折磨——猛的一下子从高层次掉到最底层，从“士大夫”变成“人下人”，这其中的艰涩有多少国内人知道呢？

五月份，学院放暑假。我在假期中去多伦多探访了高中好友宗元，她的丈夫惠林当时在多伦多大学读博，儿子也在加拿大的小学读书。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宗元拼命干活挣钱，她打过许多种工。说起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宗元愤愤不平。所幸惠林读出来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宗元也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谋到在一所中学教计算机课的教师职业，这已经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了。他们的奋斗终于获得好的回报，一家人在多伦多安顿下来，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

探访过宗元，为了节约钱，我用一百加元买了一张从多伦多开到温哥华的长途汽车票（横跨北美的GrayHound）。因为我在中国结识的美国朋友克利斯蒂娜。托卡盛情邀请我到她所在的西雅图瓦夏岛做客。

从西雅图返回卡尔加里，我又投入到学习之中，那时已经离我回国的十一月份不远了。我没有再写英文日记，而是用中文将自己在加拿大学习的感受做了记录。文中开始的1988年9月20日和9月27日的中文日记回忆了我刚到加拿大的感受。我很高兴，也很自豪地说，我终于克服了在异国他乡的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我的学习任务。

学习结束时，蒙特皇家学院给了我满分的成绩。在卡尔加里大学选修的教育课程虽然没有成绩记载，但却给了我许多的知识和实用的理论。我在加拿大好几所中小学的参观访问和听课以及在西雅图美国中学的访问，大大地开拓了我在教育教学方面的眼界，让我体验到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和各自的优缺点。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比起单纯地提高了我的口语和写作能力还要管用。因为，这些经验我都带回了中国，在我后来的办学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还参与了一般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不容易参与的学术会议，中加两国交流的翻译工作，目睹了当年的冬季奥运会闭幕式，又走访了加拿大的另一大城市多伦多和去了美国与朋友相会……我这一年真是起伏跌宕，五彩缤纷！

我满载收获，依依不舍地对加拿大说再见。我已经对她充满了感情，那里的山水，尤其是那里的人，让我对这个国家从陌生变得十分熟悉。但是，我更加迫切地要踏上归程，我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我的家乡重庆，回到我的亲人们身边，我要拥抱我的儿子，那位十一岁的小伙子。他曾在信中写道：“妈妈，你不要被‘洋'迷住，迟迟不归哟”！

儿子，妈妈回来了！

收割后的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