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是我的伙伴,我还记得它的模样。记忆最深刻的是这样一个画面:我和安宁站在曹家庵的大门口,送我的幺爸参军离开我们的家。我们是多么依依不舍,因为听说幺爸参军要上朝鲜前线。幸运的是,那时战事已经接近尾声。幺爸没有到朝鲜,而是去了医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部队医院,转业后,在地方医院一直工作到退休。
写下面这一段时,我的眼泪忍不住地流,心揪着直疼。安宁后来死了,是被“打狗队”的人打死的!我忘不了那天,听大人们说,打狗队的要来了,每家每户都不许再养狗,有狗的必须打死。我听后心子都抓紧了,一会儿想怎么把安宁藏起来,一会儿又侥幸地认为打狗队不会到我家里来。可是,该来的一天还是来了。婆婆立刻把我拉进里屋,紧紧把我抱在怀里。我听见打狗队那些人的喊叫声,安宁汪汪汪的叫声。那些人喊:“这边、这边!”安宁叫声急切不断。那些人这边那边地追了许久,最后,把安宁逼到了院子里的最角落,一阵乱棒,把安宁打死了!我在婆婆怀里挣扎,哭喊着要去救它。但婆婆死死地搂住我……我恨死那帮人!我恨不得我的幺爸回来开枪把那些人打死!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心的丑恶,我忘不了安宁那悲惨的叫声!
婆婆教我启蒙识字,又给我讲了许多故事,这一切都给了我巨大的影响,从此我就爱上了读书。小时候,我读了好多童话书,比如《格林童话》《俄罗斯童话》《爱沙尼亚童话》《乌克兰童话》《安徒生童话》……我还记得《丘克和盖克的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美人鱼》《七色花瓣》等儿童经典名篇,读书成了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后来,我家从曹家庵搬到了当时还十分僻静的上清寺山益村,山益村的家是一栋三层楼的房子,对面,有一个小人书摊,那是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我常常找妈妈要一分钱去看小人书。时间长了,与摊主混熟之后,我就请他一分钱让我看两本。每逢过生日,我要的礼物都是书。每当我和爸妈到新华书店去挑生日礼物,买到心仪的书,我真是快乐极了。
然而好景不长,搬到山益村后不久,婆婆就中风了。听说是有一天妈妈吵了明白,明白就死活不肯跟妈妈睡觉,非要跟婆婆睡。婆婆半夜起来给明白把尿,结果摔倒在地中风。从此,婆婆成了半边瘫,行动不便,不能出门,甚至在家里都只能扶着墙或家具慢慢移动,婆婆完全没有了在曹家庵时的神采。我、明白以及后来慢慢出生长大的三妹、四弟就成了婆婆的小听差。爷爷是婆婆的全职护理,但有时爷爷不在,婆婆要端个茶倒个水,拿点什么小东西时,总是喊:“小菊,麻烦你帮婆婆把帕子拿过来哈。”我把帕子拿给婆婆,她总会说:“难为你啰!”“三儿,你帮婆婆倒杯水哟。”水倒来,婆婆又会说:“难为三儿了啊”!不管要我们做任何一点小事,婆婆都是笑眯眯地、非常客气地请我们,做完事总是要感谢我们,说难为我们了。当时年纪小,以为天下的婆婆都是这样。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婆婆是从哪里来的这么好的德行和修养呢?
婆婆和爷爷
我从小到大直至婆婆离去,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发脾气,甚至连脸上的不悦都没有过!哪怕中了风,生活不便,也没说过一句埋怨或痛苦的话。她总是笑眯眯地对待所有的后人,对待所有来到我们家或我们带到家里来玩的人。反思过去那些日子,我才真的认识到婆婆这样对人对事需要多大的智慧、克制力和勇气。
在山益村的三层楼房中住了没两年,我们就因市政府修机械局而拆迁搬家,祖孙三代搬到山益村重庆市广播电台宿舍的一套平房里。房子很小,外面的一间,既是婆婆爷爷的卧室,又是“客厅”,又是吃饭的“餐厅”。这间屋子的右边有一间屋子,是爸妈的卧室。后面是一间黑黢黢的屋子,放着一张大床,是我们四个小孩的轮流住处。我说“轮流”,是因为我曾在中学住读,后来明白、明鉴又若有若无地在外面住,不然,一张大床怎么睡得下四个人呢?这个问题我还真是回想不起来了。
我父亲从来就好客,以前际遇好的时候住的地方大,好招待客人,现在“家道中落”,还遇上三年自然灾害,但父亲的老习惯仍然不改。我们刘家和妈妈的郑家兄弟姊妹都多,七个加八个整整有十五个。还有数不清的堂、表兄弟姊妹,还有这些人的后代……小的时候甚至直到长大离家,我对家庭的概念都不是我们这袓孙三代的小家,而是加上叔、伯、婶、姨及他们的配偶和小孩的大家。父亲是刘家老大,他从前就挣钱供养父母和弟妹,还总是顾及着他的那些堂、表兄弟姐妹们。记得我都结婚了,有次到夫君的老家广西探亲。广西产糖,父亲就叫我背了一大袋白糖回来,然后分成小包,让我一家家地去给六爹、六孃、姑爷、姑妈、大伯妈等一一送白糖。
我们四个小孩也多多少少地继承了父亲的热情和好客的秉性,尤其是我和大弟,经常带同学到家里来玩。我的那些初中和高中耍得好的同学,哪一个不对婆婆印象深刻?婆婆坐在前屋床旁的一张旧沙发上,见到来的同学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同学们都“婆婆,婆婆”亲热地叫着。那时爸妈在沙坪坝的厂里上班,所以,我们小孩的同学朋友见到婆婆爷爷的次数比见到爸爸妈妈还要多。
爸妈在家时,家里来客更多起来。有大人们的亲戚,还有小孩们的同学朋友,有时我们家是开“流水席”:刚刚吃完饭,又来了客人,于是又煮点东西给新来的人吃。我妈对此很烦,但我爸却十分高兴。我从来没见到我爸对来的客人心烦过,来多少他接待多少,总是高高兴兴的。我称赞我爸,我妈却说:“他当然高兴哟,他又不做事,事情都是我做!”的确如此,爸是老病号,家里的事一般都是妈妈做。婆婆跟爸一样,来了客人总是高兴。有时,姑妈姑爹们、幺爸幺婶,还有他们的孩子们一齐来家看婆婆爷爷,婆婆总是高兴得合不拢嘴,非常自豪地说:“都是我生的!都是我生的!”她为自己生了一大屋子人感到万分骄傲。
一大家子人(姑妈们、陈姑爹、三婆婆,前排右一是我)
现在看到许多两代人同住的家庭矛盾重重,一天吵吵闹闹不亦乐乎。我们三代同堂,却难有这些吵闹。爸妈之间有时会争吵,但婆婆爷爷从不开腔。偶尔,爷爷会说:“刘承惠,你管恁多干啥子?”我从没见过婆婆爷爷说过妈妈的不是。有时,我们小孩跟父母争吵,婆婆爷爷也从不制止我们,说我们的不是。你们看,这种婆婆爷爷哪里找得到?
于是,我家的“民主”作风就有点过分。我们四个小孩要取笑爸妈之间的争吵,还经常把他们拿来开玩笑。从比较早的时候起,爸妈就管不住我们了,婆婆爷爷又从不批评我们,所以,我们就有点“无法无天”了。有件事情我记得十分清楚,那是在我八、九岁左右,有一次我不知什么事把爸气得要死,他拿着一根孝顺”(一种挠痒的竹制品)要打我。我拔腿就跑,从山益村一直跑到就读的两路口小学,然后又跑上坡,到了接近现在的儿童医院的街上。我爸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他终究追不上我,只有气冲冲地回家。我这样折腾我爸,让他跑这么长的路,肯定让他更生气。于是,我干脆家也不回了,直接到我小学的要好同学,也是我家邻居的朱佩芬家里躲起来。后来爷爷找到我,叫我回家,我不回。我让爷爷跟爸说,要爸保证不打我我才回。结果反而把我爸搞得哭笑不得,自己来到门口对我喊:“不打你了,回来嘛!”
我的婆婆也有一次对我说过伤心的话,那是1969年春寒料峭的三月,我要离开重庆到酉阳县兴隆大山区插队落户。这是我第一次长时间离开家,而且还不知今后能否回到重庆。走的那天早上,我到婆婆睡的床前与她道别。婆婆伸出手把我的两只手握住,声音颤抖着对我说:“小菊,你二回还见不见得到婆婆哟?”我顿了一下,但立即回答:“见得到!见得到!婆婆,你要等我回来!”我赶紧松开手、扭过头,背着行李走出家门,我怕自己会在婆婆面前哭出来。
婆婆真的等我回到了重庆。1972年,我经过许多奔走劳碌,想尽办法,终于自己用了一个“妙方”,在别人都回城后,我也走出大山,回到重庆。
我和婆婆在一起又过了四五年的日子。虽然婆婆日见消瘦、衰老,但她精神还算可以。我从农村出来后到重庆第三师范学校培训英语,教我英语的叶老师和他的爱人孟老师很喜欢我,我们两家成了师生交、忘年交。叶老师、孟老师也非常喜欢婆婆,两位老师到我家就像到亲戚家一样。
婆婆在我结婚后的第二年过世了,她看到了自己喜欢的孙女嫁人成家。可是,我觉得十分遗憾的是她没能看到她的第一个“曾孙”。其实,她过世时我已经怀了孩子。如果她晚走几个月,她就会看到我的儿子了哟!
我和婆婆走过了三十年的共同岁月,我怀念与她老人家度过的美好时光。小时候,婆婆哺育我,用她的爱滋润我幼小的心灵,这份深刻的爱的教育是婆婆给我的;那份宽厚的仁慈,也是婆婆给我的,但我没有她老人家做得好;对文学的喜爱也是婆婆启蒙的,所以现在才写得出《亲爱的婆婆》一文。婆婆给了我太多太多的东西,她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她是我生命的根。
我想起在她中风稳定后的一段时间,我曾带她出门去玩过几次。有一次,我拿着一个小板凳,搀扶着她,边走边歇气,走到电车站,乘车到城里去参加了她姐姐,我们叫大姨婆的生日聚会。席上有好多的瓜子花生糖果哟!婆婆高兴万分,还搓了两圈麻将。我拿着小板凳,还带她去过离家不远的体育馆和文化宫。有一次,我们全家甚至还去了鹅岭公园。这些都是多么美好,多么晴朗的日子啊!
我想念我的婆婆!
婆婆,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