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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的呼唤（第1页）

远山的呼唤

连绵起伏的群山

半个世纪过去了，隐约中，我仍能听见那远山的呼唤，难忘那延绵起伏，一望无际的山峦云海，难忘那些充满艰辛却极富人生意义的山乡岁月。

1）远离故土

1969年三月，春寒料峭。天还没亮，朝天门码头已热闹非凡，上千名知青正在与父母兄妹作远行前的告别。无尽的叮嘱，止不住的泪水，不愿松开的双手……在清晨的寒风中，我站在船舷向爸妈和弟妹使劲挥手。与多数人不同的是，我一点不感到悲伤，反而充满对未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的狂热之后是消沉与无聊，到“广阔的天地锻炼成长”，改变沉闷的生活格调恰恰是我所希望的。

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轮船缓缓离开江岸，重庆那灰蒙蒙的身影渐渐远去。到达涪陵后我们改乘机动轮驶进乌江，天空一片漆黑，乌江水拍打着两岸，发出阵阵巨大的响声。在一些险峻的江岸，纤夫们不得不手攀岩壁，背拖纤绳，拉船驶过险滩。

经过一夜的风吹浪打，我们到达龚滩。龚滩山崖陡峭，满目荒凉。乌江水从崖下呜咽湍流而过，让人心里直打寒战。紧接着，我们又一骨碌挤进搭棚的大卡车，在崎岖不平、陡峭险峻的山路上颠簸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达酉阳县城。随后，又改乘公共汽车，在更加惊险的盘山路上颠簸。经过三天两夜的辗转跋涉，终于到达行将落户的兴隆山区。我们这一队人马，重庆六中高66级及67级的十几位男生女生加上两位十四五岁的初中生，就这样来到酉阳县兴隆区兴隆公社新民大队落户，开始了我们远离故土的新生活。

2）桂花树下吊脚楼

一同进驻新民大队的共十三人，分成四个队。其中我们四个女生，高三一班的杨传瑞、高二一班的我和李肇琍及李肇琍的妹妹李肇朴、我们叫他小妹，被分到新民一队，住进了公社主任家的吊脚楼。

主任家的大黄狗凶得很，无人敢靠近他的房子，唯独对我们知青“一见钟情”，第一天见面，就对我们摇头摆尾表示欢迎。左邻右舍都感到十分奇怪，后来，一个农民以毛主席语录作了精辟解释：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各级农村同志都应当欢迎他们去。看来，大黄狗也学习过毛主席的教导呵！

从住进吊脚楼的第一天起，我们便开始了与跳蚤的搏斗。主任家喂了两条大黄狗，那密实的狗毛便是跳蚤的乐土。夜晚，人一上床，它们就跳上身来吸我们的血。我们全身上下无不感到它们在爬，在跳。我们把裤脚、手腕都用橡皮筋和麻绳绑紧，它们仍然钻得进去，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它们的骚扰。最后，还是劳累压倒了一切，疲倦使得我们再也无力与它们周旋，头一挨枕头便睡过去。渐渐地，我们竟忘记了这些小东西的存在。俗话说，债多不愁虱多不庠，跳蚤咬多了也就不庠了。

春去夏至，屋后的那棵大桂花树枝繁叶茂，香气扑鼻。这棵老树见证了我们最初的农村生活。因考虑到我们刚从城市来到山区，队里安排我们几位女知青就近劳动，或在地里挖土，或下田茹秧，或在半坡撒牛糞，或在老屋抺苞谷。

秋色褪去，寒风渐起，肃杀的冬天咄咄逼近。这是我们在大山区度过的第一个严冬，大雪铺地有尺把深，屋檐下挂满条条冰柱。每天清晨取水，总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敲破缸面上凝结的厚厚的冰块。大雪封山，不能出门，于是这就成了农民们一年中最悠闲的季节。农民们家家火塘里烧着大根大根的木头、树桩、通夜不熄。一家人围着火塘一边烤火一边抹苞谷，女人们纳鞋底，男人们心满意足地吧嗒着烟杆。我们因木柴短缺，只好跑到主任家火塘边去“打打游击”。

夜晚，我们早早上床，捂在被窝里，听我一个接一个的瞎编故事。有时，我们一屋四个人放声歌唱。我们把带在身边的《外国民歌二百首》差不多都唱遍了。传瑞经常用她那优雅的女高音唱起一首十分动人的苏联歌曲：黄昏时候有个青年徘徊在我的家门前，那青年啊默默无言，只把目光闪一闪……歌声唤起我们对学生生活的回忆及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让我们记起生活在这荒僻、贫穷、落后的边远山区的这群人，还曾经受过与眼前生活极不相称的教育。

冬天蔬菜奇缺，主任娘娘恩赐给我们的一点腌菜吃完之后，就只剩下苞谷、红薯了。既无油，更无肉，每天都饥肠辘辘。于是，每晚在**都要打一阵精神牙祭。红烧肉、回锅肉、烧白、粉蒸肉……我们津津有味地说出这些菜名，似乎这些肉和菜就在眼前，活灵活现，愈说愈觉得饥饿难熬。

有一天晚上，我们四个人无论如何也睡不着，想来想去家里的东西都吃光了。突然，小妹灵机一动，告诉我们米柜里还有一点没冲壳的谷子，我们高兴得从**一跃而起。我和小妹到屋后冲米，传瑞、肇琍架柴生火。一锅米煮熟，飘出诱人香味，我们迫不及待地盛饭咽进肚里，这才心满意足地睡去。

在这油水十分匮乏的岁月里，我们吃的是无油的炝锅青菜下苞谷饭，吃得清口水直冒。于是，我们开始吃蛇肉来打牙祭。新民大队这一群“书生”也开始扯下斯文的面子，女生放哨，男生到区供销社里偷鸡蛋、鸭蛋，夜晚摸到农民地里偷胡豆。到了后来，我们的“进囗货”愈来愈多。从山上的野苞谷到地里的“隔生”洋芋，把泥土稍稍擦擦便扔进嘴里。在农村的三年，我们劳动时喝的是溪沟里的水，吃的是自带的冷苞谷饭及那些扔进嘴里的不干不净，乱七八糟的填肚子的东西，却几乎没有人拉过肚子。所以，生存的法则多么强大，人适应生活环境的能力多么强大啊！

3）“砍火焰”与“薅苞谷”

在主任家的吊脚楼住了不久，我们搬进生产队为知青修建的木屋。木屋一溜四间，其中两间装了墙板，用作四人的卧室与厨房。另两间没装墙板，留着等我们四人“成家”时再完工。新屋落成后，地板、墙板都是木头做的，散发出一股特有的香气，着实让我们四个没住过“森林小木屋”的城里人高兴了好一阵子。随着这独立门户的开张，我们也开始了农村生活最艰苦的岁月。我们不再受照顾与老、弱、细仔就近劳动，而是加入生产队浩浩****的“砍火焰”和“薅苞谷”的大军中。

兴隆是个大山区，地处湖南、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处。站在高处，只见山峦延绵起伏，一座连着一座，好似海洋里的波浪。山海与云海相连，看不到尽头。这里本有许多原始森林，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之后，山林成片消失，高大的树木被砍伐，扔进了一座座“炼钢炉”，待我们去时已经是林少山秃。由于山区土地贫瘠，农民还在釆用原始的广种薄收的栽种方法。每到春季，便将大片的山林砍伐，放火烧山，以灰为肥，点上苞谷，薅上两遍苞谷秧旁边长的野草，秋天便收苞谷作为主食。在那里，稻田十分稀少，所以，吃米饭都是打牙祭。

新民一队的一家人

砍火焰是件苦活路。山上乱藤缠树，荆棘丛生，稍不小心就会遍手鳞伤，石滚人摔。我们几个女同胞全副武装：腰间缠着草绳，身别一把砍刀，一把弯刀，见树砍树，见藤割藤。一场战斗下来，我们的手上、脚上总难免道道血痕。在这场战斗中，我还有过一次精彩的“杂技表演”。在砍完一片丛林后我正要向上攀登，像其他农民一样，我挥动弯刀扎进一个树桩，想借助这一臂之力爬上去。不料这树桩已经松动，我一使力树桩就被连根拔出，我一个跟头向有大约两层楼高的山脚滚去。周围的人都吓坏了，这一摔，不是腰残也是腿断啰。殊不知我滚下去后竟完好无缺，一骨碌儿爬了起来，拍拍满身泥土又爬上山去，赢得农民们的一片喝彩。感谢年轻，感谢我小学时练过体操啊！

春天砍完火焰，夏天就开始了让人累得脱掉一层皮的薅苞谷。生产队所属的几座大山点满了苞谷，且离我们的住处很远，我们每天清晨不到五点钟就得动身，因此，我们四点就得起床，在火塘上架柴生火，煮熟一吊罐苞谷米，在半醒半睡中吞下一碗，然后用茶缸压满一缸苞谷饭，在中间放一层腌菜、带上当午饭。在农民一声声“走哇，走哇，薅苞谷哇！”的吆喝声中，我们手忙脚乱地抓过挖锄，戴上斗笠，披上蓑衣，提起饭缸，在晨星点点的夜空下，高一脚低一脚地跟在农民身后赶。

我们那时是多么渴望睡眠啊！我一边走，一边用最大的毅力克服那一阵阵涌上来行将把我淹没的瞌睡的浪潮。我甚至练就了这样的本事，每当瞅见前面是一段平路，我就可以一边走，一边打旽。

我们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到达要薅草的山上。天还没亮，一切都还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队长吆喝一声，大家席地而坐，而我们却迫不及待地把蓑衣铺在地上，倒头便睡。又听得队长一声吆喝，大家都拿起锄头，开始劳作，这时还只见一点点熹微的晨光。我们十分小心地舞着锄头，因为一不留神，就会把苞谷秧当杂草铲掉。

一天是多么的漫长啊！我们薅啊薅啊，似乎总也薅不到尽头。大清早，也可以说是后半夜吃的那点苞谷饭早已消化殆尽，我们又热又累，又渴又饿。好不容易总算等到队长那一声吆喝：“吃午饭啰！”我们就像领了大赦令似的，赶紧拿出饭缸，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塞完后终于吐了一口长气。有时运气好，附近有小溪，我们就用树叶卷起舀水喝，或者干脆就爬在地上牛饮。饭后的一小点休息时间，男人们抽出腰间别的烟杆，吧嗒吧嗒着嘴，露出愜意的微笑；女人们拿出麻线搓麻，或赶几针鞋底。我们不敢懈怠，因为我们必须利用这休息时间拾点柴火，不然回家怎么煮饭？

薅呀，薅呀，一座山的杂草终于被我们薅干净。太阳早已落坡，一弯新月照见我们疲惫的身影，照见背上那一梱柴火。我们慢慢往家里移动，到屋已经是八、九点钟，这才歇下来生火煮饭。吃完，收拾完也不知是几点了，第二天又重复这样的劳作。

那时，我是多么盼望下大雨啊，这样，我们就可以歇口气了。但是，整个夏天，在我的记忆里，就没有在清晨下过大雨。倒是太阳毒辣得很，晒得脸皮生疼。下雨也是当我们在坡上的时候下，有时下得哗啦啦的，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只好任雨浇淋。一会儿，太阳又出来啰，把湿透的衣裤晒个半干。回到屋里，我们就赶快凑近火塘，烤我们那潮湿的衣裤。可叹我们这些不懂常识的年轻人，这个样子，湿气全被烤进我们的骨头里，我们都得了轻重不同的风湿关节炎。四人之中，我的关节炎最为严重。

新民四队的大弟和鲜继锦

夏天过去不久后的一天，我们出去上工，过一座独木桥时，我一只脚刚踏上木桥，立马就跪了下去。她们赶紧上来扶我，我的膝盖就像橡皮筋一样，拉起来又跪下去，拉起来又跪下去，居然扯不直站不起来了。农民们把我弄回屋，我坐在椅子上，情不自禁地想站起来，腿却完全不听我使唤。

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毛病，我心里也不慌，还觉得很滑稽。最后，队里人做了一副滑竿，把我抬到区上，三个姐妹又陪我上车到酉阳县医院住院。医生看病后说我是半月板损伤，他们治不了，叫我回重庆治。回重庆后我去了专门的骨科医院，才诊断出我是十分严重的关节炎，让我喝一种药酒。殊不知，这酒很灵，我喝了两三个月完全康复了。从此，我爱上了喝酒，直到现在，我虽不能喝白酒，但有时还是会偷偷喝上几口老白干。

4）那些难忘的事

在农村三年艰苦的日子里，我们也有不少的欢乐。新民队的成员几乎都是些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和“灰五类”。相似的家庭背景、相似的兴趣爱好、相似的见解和共同的命运，把我们十几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队的冯大卫特别有政治眼光，他经常给大家讲一些国际国内局势，对当前形势进行分析，大家特别喜欢听他“讲道”。同是二队的唐沙波则是一个故事大王，从他嘴里讲出来的人和事都是色彩浓郁的，我们常常听得津津有味，他那眉飞色舞的样子现在还浮现在我眼前，活灵活现。在四队，还有大家推崇的“中国的爱因斯坦”，他很早就研读过《相对论》那本我们一窍不通的天书。另外，还有我们一队的一位女高音和一位花腔女高音。所以，新民大队的舞台还是十分热闹的。

说到舞台，我们还真唱过一出戏，那是在薅秧的季节。当时全国都在演出革命样板戏，我们决定排练样板戏《红灯记》给农民演出，于是排练剧目让那一段时间的生活热气沸腾。我们一队的传瑞演李奶奶，肇琍演李铁梅，二队的唐沙波演李玉和，还有些锣鼓手由队友们敲锅打盆完成。我则拿起我那把小提琴，担任不够格的全场伴奏。我的那点提琴技术，全是在“文革”中当逍遥派时自学的，一点不正规，但有一把琴伴奏，也增添了不少演戏的气氛。就是这样一场简陋的演出，也让没有文娱活动的农民们兴奋不已。久久地，他们还在谈论知青们的表演，谈起李奶奶、李铁梅、李玉和。

不得不惊叹我们这些年轻人身上蕴藏的旺盛的生命力。演戏时正是薅草季节，劳动已经让我们疲惫不堪，但演戏这一新鲜事还是激发出我们潜在的能量。我用在劳动中已经逐渐变得僵硬的手，拉练《红灯记》的唱段。每天下工晚饭后就叽叽嘎嘎的拉，也不知拉到何时才躺下。刚演出完，我的能量终于消失殆尽，居然一睡不醒，不起床，不吃饭，就是睡、睡、睡。姐妹们叫我，我眼睛也懒得睁开。睡了起码两天两夜，一下子苏醒了，像打了鸡血针似的抖擞起来，恢复了！

虽然不知道今后的前途如何，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就这样在农村长久待下去。不知怎地，我心中仍然藏着梦想。农闲时，我把带在身边的普希金的中篇小说《核桃皇后》翻译成中文。又以当时的生活为题材，写了一小本《农村生活简记》，大家传着阅读，用以增加劳动之余的乐趣。肇琍学会了扎针灸，俨然成了队里的赤脚医生。我下乡时，爸爸让我带了一把小苗剪。我从小就喜欢给别人剪头发，曾经在小弟头上练过工夫，给他剪过一个癞俐头。现在，我的爱好终于得到发挥。凡有农民头发长了，就可免费在我这儿剪，我的剪发技艺得到很大提高。后来我去加拿大进修，又用这把苗剪为留学生们剪头发。至今，我还在用这把苗剪剪自已的头发，不过已经没有人为节约钱再让我剪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