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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孟子（第2页）

因为历史茫昧，积微成著。远古之善，尚是微而未著，难以确指。尧、舜是上古之圣人，好像尧、舜之善，尧、舜之为大圣，是前所未有，是纯由其天性之自发。故曰“尧、舜性之”。汤、武则是中古之圣人，汤、武以前已有尧、舜，汤、武闻尧、舜之善言，见尧、舜之善行，反之于身，而诚见其可欲，而感到乐莫大焉，故说汤、武是“反之”，是“身之”的。孟子曰：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

物即指人生品德之一切标准而言，凡属人生界一切公认为善与德之标准，其实皆从人心中来，因此在我莫不备有。我们若反身体认，觉得别人所提倡所公认的这许多善与德之标准，皆是恰如我心之所欲，又恰为我心之所有。如是，我便感到内外如一，外面一切善与德，便恰如我的心般，真实不虚，此即所谓“反身而诚”，那岂有不大乐的呢？所以善与德之在人生界，自然会由微日著，正如水流归海，行乎其所自然，“行其所无事”，沛然若决江河了。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

这是孟子就人性之倾向言。孟子未尝不知人性也可使为不善，但就人类文化历史演进之大趋势看，从人之内心之真实要求看，我们不能不承认人性在向善的一边发展。只有向善的一边发展是更属自然的。所以孟子说：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

我们尽可说人性开始并不善，但到底终不能说人性是不能为善呀！人性可为善，也可为恶，但就人类历史文化之长程大趋势而言，人性之向善是更自然的。此即孟子性善论的根据。人性之趋恶，是外面的“势”。人性之向善，则是其内在之“情”。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

他说：

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

他又引颜渊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

我们若承认圣人有善有德，便不该不承认人人皆可有善有德。因为圣人不是天，不是上帝，他还是同样的一个人呀！所以说：

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

此是主张性善论者所必有之结论。除非我们信仰人类根本不能有善与德，善与德只在上帝身边，如西方宗教之所说，否则孟子的性善论，实在有它颠扑不破之真理。

然而孟子也只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孟子并未说天地生人全都是务、舜，人性全都是善。孟子只说可以为善，还得要我们自肯有为。故孟子说：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犹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犹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孟子·离娄》）

可见孟子也承认人类中依然有“与禽兽奚择”的。只是君子不在这些上计较。君子只注意人类全体之大趋势。君子只认定我自己该如何做。孟子又说：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

可见孟子又还承认人生界也有时要迫得我们不得不“舍生取义”的。但我们却为何定要舍生取义呢？在这里，可见儒家虽非宗教，而实带有一种宗教的精神。而且这是宗教中一种最高的精神。我们也可说，儒家是一种人文宗教，“人性善”是他们最高的宗教信仰，“杀身成仁”与“舍生取义”，是他们最高的宗教精神。所以孟子说：

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

待天下太平了，我再做个善人，那是凡民皆能的。在乱世，还肯奋发向善，而且肯牺牲生命来向善，那只有希望少数豪杰之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