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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永存的挚爱（第2页）

伊世同先生利用自己在天文学界的威望和影响，在应邀赴台湾参加学术交流的时候，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台湾各界对此项目给予支持。他的动议得到了台湾同胞们的赞同，他们纷纷应允在资金上给予襄助。

伊世同先生的游说打动了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宋健同志欣然提笔，题写了“中国天文博物院”七字，作为建院的院牌。这一题字发表于《中国开发报》，伊世同先生的文章《美好的夙愿》也发表于这家报纸上。

伊世同先生对观星台的保护和开放，还做出了具体的设想和建议。

其一，治理和保护环境。伊世同先生强调指出，这里所讲的环境是个泛指，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治理的重点是扩大保护区范围和拆迁范围之内的民居。

其二，营造主题园林。以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为主题，扩展后的保护区逐步向园林型发展。

其三，建立保护隔离地带。最理想的方式是在保护区四周修建一条环路，以终止四周居民宅院向保护文物区蚕食逼近的局面。同时，环路也便于游客乘车环游，可以在车上观赏和拍照，可以有效地疏导人流车流。

其四，要有统筹安排。嵩山保护区是华夏古文化与文明的源头，从伊洛一带直到开封、濮阳、安阳，到处都分布着各类文化遗址和文物，完全有条件列为联合国主持的自然与人文保护项目。这涉及更大范围的总体规划与统筹安排，使之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并且各自拥有独立的经济核算与效益。

……

伊世同先生在多年前提出的这些设想和建议，竟然与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2008年的申遗规划和要求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伊世同先生的远见和卓识，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1989年，伊世同先生就从北京运来了高表、日圭、沈括浮漏等一批天文仪器，安装在登封观星台。2008年6月13日，伊世同先生应登封文物局邀请，来观星台实地规划中国天文博物院的建设工作。伊世同先生从观星台后院新开的后门进入院内，他望着新扩展出来的一块土地，心中不由得浮起了一张蓝图。他想象着这里可以安置什么样的天文仪器？它们各自的位置又在哪里？……如果能及时地将它推到上海世博会上，一定会收到非同寻常的宣传效果。

2008年7月23日，伊世同先生再一次来到登封。鉴于他在中国天文界的学术地位和他对观星台的研究，有关方面此前和他联系，希望他能在国际专家验收申遗项目的时候，为观星台作一些讲解。

当初得知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遗产，伊世同先生就欢欣莫名，他利用各种机会和各种场合，大力推介嵩山文化，推介登封观星台。虽然他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但是他乐于奉献，乐于为登封申遗多做一些具体工作。当他7月23日又一次来到登封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去看观星台。他在这古老的历史遗迹处四下徜徉，思绪飞扬地遐想着申遗成功之后观星台的美好前景。

离去之前，他亲热地拍抚着“量天尺”，发出了一声又一声感慨：“古老啊，古老！……”

7月24日，伊世同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就观星台申遗发表了充满**的演说：

“现在告成的观星台，来源于周代的周公测景台。周公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他对朝政不感兴趣，他喜欢我国古代的算经和术数。周公利用圭表之法在阳城测得地中，为周室迁建洛邑提供了依据。

“周公用作表的木杆定位八尺，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标上了刻度、用来做测量的简单器具，就像现在的钟表、水表等等。唐朝开元年间，大臣南宫悦用石板代替了木板，从此就有了‘代表’一词，指的是能够代替一种标准来行动和实施的东西。比如现在的‘党代表’、‘人民代表’等等。

“元代的郭守敬按照天空二十八宿的位置，在全国各地建立了27个天文观测站。这些观测站分布极广，它们所在的区域，有的现在已经被划到了别的国家，比如蒙古、朝鲜等。郭守敬当年所做的这件事情，是惊动世界的大创举，在当时影响很大。郭守敬根据观测的数据，编纂了《授时历》。它与现行的《格里高利历》分秒不差，但却比它早了300多年。

“现存告成的这个元代观星台，其实就是按照南宫悦的测景台的比例，将它扩大了8倍。圭建造得像是覆斗，表也有了新的代表物。特别是下面北部的量天尺，这是南宫悦建造时所没有的：在水平的凹槽里装上水，既可以做水平尺用，又能使影子投在水上，返照得更加清晰。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创新！

“郭守敬当年创建的那些天文观测站，多已不复存在，而登封这里却保存得很好。它是一个难得的活教材，活标本。很多外国人不相信，那好，就让他们到这里来看看。我希望登封好好保护它，它是中国的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产。”

……

7月26日，伊世同先生就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

当晚，伊世同先生心脏病发作，溘然长逝。

他对观星台的挚爱，犹如不朽的古建筑一样，永远留在了观星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