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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篇小说 1 黑蜻蜓(第2页)

按乡间习俗,姥爷正要拿谷草裹着埋人的时候,却被姥姥拦住了。姥姥歪着小脚一蹦一蹦地蹿了出去,站在院子里,仰望沉沉夜空,眼含热泪高声喊道:“妮——回来吧!”那一声如泣如诉,神鬼皆惊,姥爷禁不住在屋里应道:“——回来啦!”

就这样,姥姥走着喊着,喊着走着,一步步,一声声,从村里,到村外,而后面对那闪着星星鬼火的广袤旷野哀哀地唤道:

“妮——回来吧!”

“——回来啦!”

姥姥在外边一声声唤着,姥爷在家里一声声应着。那呼唤有多凄婉,那回应就有多苍凉;那呼唤有多执著,那回应就有多悲壮。这是一个天地人神均不得安宁的夜晚,两位老人泣血般的声声呼唤合奏着一部悲愤激越的招魂曲。那招魂曲越过农舍,越过旷野,越过茫茫夜空,越过沉沉大地,响彻九天云外,生生架住了迫近的死神……

“妮——回来吧!”

“——回来啦!”

天亮时,二姐终于睁开了眼,她活过来了。二姐大难不死,却烧成了一个小聋子。

听母亲说,二姐开初还不太聋,大声说话她是能听见的。七岁时,她还上过两年小学。她上学很用功,上课时两眼瞪得圆圆的,连个闪也不打。忽然有一日,她很晚了还没有回来。姥姥到学校去找她,却见她一人独独地蹲在墙角里,头一下一下地往墙上撞!姥姥远远地叫:“妮,妮……”她也不吭。待姥姥走近了,她赶忙擦擦眼里的泪,说:“奶,回去吧。”姥姥问她,她却什么也不说。后来才知道,那天在课堂上,二姐被老师揪了出来,让她念拼音。老师说:“东。”她便念:“风。”老师再念:“东!”她又念:“风”……

二姐不再上学了。那天夜里,二姐哭着说:“奶,我听不见……”姥姥伤心地摸着她的头说:“妮,命苦哇。”二姐又说:

“奶,我听不见可咋办呢?”姥姥流着泪说:“妮,这学咱不上了。我养着你……”

可是,七天之后,二姐却做出了一件让全村人吃惊的事。

那是黄昏时分,回村的人们全都怔怔地站在村口的路上,注视着西边那块染遍霞辉的谷地。在金红色的谷地里,只见一个毛茸茸金灿灿的草垛随风滚动,那草垛有一人多高,一会儿亮了,一会儿又暗了,一会儿摇摇地晃来,一会儿又坠坠地沉去……村人越聚越多,全都慌了神。老人说:“精气!那是精气,草成精了!”

然而,那成了“精气”的草垛却缓缓地朝村子滚来。近了,又近了。当那草垛临近村口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下边有一个小小的人头,一张乏极了的小脸,那便是二姐,正是二姐的细麻秆腿支撑着那个大草垛!

老天哪,她是怎么背回来的呢?她才九岁呀!一个小小的妮子,怎么会呢?

村人都说,这妮不是人。

二姐真不是人么?我不敢这样说。可我总觉得二姐是有神性的。不然,我怎会记不起她的面目呢?

要知道,我从八岁起就跟二姐在乡下野,野了许多年哪。那时候,为了一张嘴,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乡下来。每次来,二姐都站在离村口远远的大路上等我。是的,我记住了那座石桥,也记住了二姐穿在身上的枣花布衫。我常常把那件枣花布衫当作乡村的旗帜,远远地望见了,就急煎煎地向它奔去。它也仿佛具有某种灵性,老远老远,就听见它说:兄弟,你回来啦,兄弟。

二姐的枣花布衫在田野里是会转色的。有时候我觉得它是红的,有时候我觉得它是紫的,有时候它是黄的,有时候它又是绿的。在夕阳下它是金红的,人也仿佛融进了金红色的大地;在荞麦地里它是紫的,人一进去就不见了影儿;在油菜地里它是黄的,人像是化在了灿灿的粉黄中;在玉米田里它又是绿色的,走着走着,倏尔就寻不到了。所以,田野里总响着我声声急切的呼唤:“二姐,二姐——”

我似乎是记住了二姐的手。二姐的手并不鲜嫩,手指也不纤细,那是很粗很涩的一双手,摸上去像锯齿一样。每当这双手牵着我的时候,我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草香。那草香一日日伴着我,久久后,熏得我也有了一点点灵气,以至于多年后我仍然认得什么是“马屎菜”,什么叫“面条棵儿”,什么是“芨芨菜”,什么是“狗尾巴草”。至于哪种是能吃的“苦瓜蛋儿”,哪种是“甜哑巴秆儿”,那是一看便能认出的。

乡村是手的世界。我很难说清这双手的魔力。跟二姐在田野里野的时候,我知道这双手出奇地快,出奇地灵巧。先说割草吧,乡村最美妙的音乐就是割草,那“嚓嚓,嚓嚓嚓”的声响让人心醉。那是生命的音乐。那音乐奏起的一刹那间天还是灰的,东方仅露出淡淡的一线红;继而滚滚的一轮红日升起,一竿两竿地跃动,渐渐就钉在了中天,送大地一片泛着七彩光色的气浪;然后慢慢西移、下沉,烧一天胭脂的红……直到那一线灰红消去的时候,乐声才止。二姐十二岁就是劳力了,凭着这双手,二姐挣的工分抵得上两个壮汉。

我还知道二姐的指纹,二姐手上有九个“斗”。乡人说,九“斗”一“簸箕”是福相,可二姐的福在哪里呢?我说不清楚。我只知道那锯条样的小手指一顿饭的工夫就能编出十个好看的蝈蝈笼子。当然还有两层楼的,那要慢一些。二姐编的蝈蝈笼使我从小就有了一点点商品意识。编好了笼子,二姐就带我去地里抓蝈蝈,那是一抓一个准。抓住了,二姐就问我:“叫了么?”我欢欢地说:“叫了!”二姐说:“只有母蝈蝈才叫,公蝈蝈不会叫。”于是我就把装了母蝈蝈的笼子带回城去,拿到学校门口跟同学们换蒸馍吃。可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二姐原是听不见蝈蝈叫的……

那时候,二姐的手就是我的食品袋。跟着她我尝遍了乡间的野果。即使在光秃秃的冬天里,二姐也能在野外地老鼠营造的“搬仓洞”里刨出一捧花生来!可这双手平素却是专拣黑馍馍吃的。在姥姥家里,饭一向分两种,黑窝窝是姥姥跟二姐吃的,掺了些白面的馍是我跟姥爷吃的。乡间的女人,似乎都长了一双拿黑馍的手,那仿佛是命定的。二姐才比我大四岁,又是姥爷姥姥极疼爱的孙女,为什么就不能拿白馍呢?那时,我不懂。长大了,我仍然不懂。但我却明白了“黑”与“白”。我固执地认为,黑与白就是人生的全部含义。

我痛骂过自己,似乎不应该这样“肢解”二姐。二姐施惠于我,我凭什么“肢解”她呢?

可映在我眼前的还是一个背影,二姐的背影。也许是我常常跟在二姐身后的缘故。在我的印象里,二姐肩头上那块补丁是很醒目的。那是一块蓝色的补丁,布是半成新,针脚很细,细得让人看不出。尤其叫我难忘的是那补丁上还绣着一朵花,是“牛屎饼花”。这是名字最难听的花,却是乡村里最鲜艳最美丽的花朵。在乡人的院子里,种在窗前的就是“牛屎饼花”。这种花的香气很淡,在风中细品才能捉到,但这种花的香气最久,即使干枯了,也有丝丝缕缕余香不散。后来二姐那绣在补丁上的“牛屎饼花”磨去了,只有花的印痕依然清晰……

从二姐的肩头望过去,还时常能看到邻村的一块坡地,坡地上立着一个年轻的汉子。在夏日的黄昏,那汉子总是野野的光着脊梁,远远看上去热腾腾的。间或拄着一张锄,就那么斜斜地站着,身上被落日的余晖照得亮亮的,像黑缎一样。开初我不明白,后来总见二姐就那么站着,即使背着草捆的时候,她也那么站着,痴痴地朝西边望。而西边坡地上的汉子,也常常那样站着,久了,就见他也朝这边望。那一瞬间,二姐就把头勾下去了,而后耸一耸背上的草捆,又慢慢、慢慢地抬起头……那坡地并不遥远,却没见谁走过去或走过来,就那么仅仅望着,望着。有时候,就见那年轻的后生在坡地里犁田,犁着犁着就打起牲口来。

那鞭儿炸炸地响着,人也一蹿一蹿地骂,骂声十分地响亮。于是,我拽起割草的二姐朝那边看。看着看着,那汉子就不再打牲口了,重又规规矩矩地犁田,鞭儿悠悠地晃着,在坡上一行一行地走。收工时,天地都静了,又见二姐朝那边望,他朝这边望,就那么默默无言地相互望着……

这也许是二姐一生中最有色彩的部分了。在那个夏天里,二姐的脸总是很生动地朝着西边,与那年轻的汉子无言地相望。

没有见谁说过一句话。我曾一再倒放记忆的胶片,是的,他们没有说过话,连一声吆喝都没有。后来那汉子就不再来了,坡地上空空的。可二姐还是朝西边坡地里望,一日又一日,无论风天还是雨天,二姐总在望,默默地,默默地……

终于有一天,二姐带我穿过了那块坡地。那是秋后时节,坡地里的芝麻一片一片地开着小朵的白花,香气十分浓郁。可二姐并没有在那块坡地里停下,她仅仅是看了一眼,就又往前走,身子摇摇的。穿过高粱地,又穿过玉米田,也不知走了多久,抬起眼来,已经站在了坟地里。那是一块极大的坟地,坟地里最显眼的是一座潮湿的新坟。二姐就在那座新坟前站住了。

二姐站住了,我的记忆也“站”住了。只记得二姐留在坟地里的脚窝很深,五个脚趾的印痕深深地扣进地里,那印痕一圈一圈地绕着新坟,就像在地上镌刻一个巨大的花环……

这就是二姐的秘密。二姐一生中就这么一件秘密。

记得那是雨后的黄昏,在回去的路上,我要二姐带我去捉蜻蜓,二姐就带我去场里捉蜻蜓。空气湿湿的,地也湿湿的。蜻蜒在空中一群一群地飞,忽一下高了,忽一下又低了,那薄薄的羽翼在晚霞中折射出七彩的神光,旋得十分好看。我拿着场里的木锨去扑,东一下,西一下,总也扑不着。急了,我就喊:“姐,姐……”

二姐干什么都帮我。可那一次二姐没有帮我,我记得二姐没有帮我。她站在场院里,一动也不动,默默地看着蜻蜓飞。蜻蜓飞来了,又飞去了,亮着黑黑的头,摇着薄薄的羽,一双双,一对对,在她身边打着旋儿。有一只蜻蜓竟然停在二姐的肩上,二姐还是不动,愣愣的。我跑过去扑,却见二姐的嘴在动,二姐说:

“丁丁(蜻蜓)比人好。”

蜻蜓飞了,飞得很高很高。我听见二姐说:“丁丁(蜻蜓)比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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