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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3页）

一封贴了花花绿绿外国邮票的信放在办公桌上，高所长划着火柴点烟，嘴角朝那信歪了一歪：“看。”

一种预感从我心头升起，那封信仿佛烫伤了我的眼睛，我回过头。

我听见马福禄在打开那封信。

昨天晚上我扶爸爸上床之后他拉住了我。我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相碰一下之后赶紧挪开，我不忍看到他眼睛里的火焰。他让我坐下，却迟疑着不开口。他过去不是这样，自从我当了民警之后他突然变得对我小心翼翼起来。

“有事吗？”沉默了片刻，我问。

他不回答，咳嗽了一阵，指指桌子：“烟。”

“别抽了，老咳嗽。”我说。

“烟！”他皱皱眉头，固执地伸着手。

我不知道该怜悯他该喜欢他还是该恨他。我递给他烟，他却又不抽了，愣了一会儿突然把烟揉碎扔到地上！

“睡觉！”他狠狠地说，不再理我。

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可我又该怎么说？

这种煎熬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这事儿很简单。是吧小肖？”马福禄抖着信纸说，把我从纷乱的回忆中惊醒。

我接过信浏览一遍才知道我的预感错了。那信与冯静波没有关系，它是一个叫阎伯隐的美籍华人写的，除了述说思乡之情外还请求帮他寻找一个女人……我的心猛然一动，急急忙忙地读下去，我果然在信尾读到了“翠萍”两个字。

这件事很简单，我只要回家问问老爷子。

当天晚上我也确实这样做了。爸爸愣了一下，仿佛我的询问使他产生了那么一点儿慌乱。他揉着腿，半天才说我知道她的地址……当然是旧的。谁知道她这几年怎么样？”

这几年怎么样……那么说前几年还有联系么？

我仿佛该重新认识一下我的老爸爸。

晚饭老爷子吃得很少。

8

我曾不止一次地翻开那散发着霉味的大户口簿，端详那张用毛笔抄写的、竖排的老户口底票。其实它上面那寥寥数语我早在少年时代就背熟了。

“冯静波，男，32岁，无业，未婚，河北省……”

爸爸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这张底票，也讲关于核实它的许多故事。

我早已知道，冯静波是这个城市解放前一年出现在小芝麻巷的。当时15号院住了个外国学者，冯静波便是那金发碧眼红鼻头老人的男佣。当解放军的大炮响了的时候，外国老头儿跑了，15号就成了冯静波的天下。巷子里没人知道他的过去，他总那么似笑非笑干净利索和蔼待人，善良的市民们谁又想到别的什么呢？

只有我的老爸爸怀疑他！只有一个年轻的警察怀疑他！

我现在相信这怀疑不是无稽之谈，至少冯静波的海外关系一直隐瞒着。他今天不是台胞了么？

可当时，人们相信我的爸爸么？

我问老爷子。他看着我，不容置疑地回答相信，当然相信。那会儿革命政权刚刚建立，人人都有警惕性的。”停了—下，他又说，“可是，后来……”

是的，后来什么也查不清，自然人们便松懈了。

第一次提出调查冯静波，是在“肃反”开始之后。大胡子所长听了我爸爸的汇报，一拍大腿：“查！甭管怎么着，查了再说。”

于是，到巷子里查，结果是交口称赞。那洋车夫晃着大拇指说：“老冯，行啊，是个好人！敢带人去抓‘四阎主’、就冲这条我就服啦！”

到监所提审“四阎王”和毛四林，结果一无所获。“四阎王”说：“我是加入了特务组织，但确实不知道姓冯的是不是。”毛四林则指天指地地赌咒：“我要知道他的底儿不说天打五雷轰！”

再发函到原籍去查，回函说，山里面是有个叫冯家台的小村，也隐约听说有人在外面谋生，可前两年一场山洪把小村和全村人一起给毁了……

这样，冯静波就成了一个仿佛32岁才来到人间的家伙。我爸爸和大胡子所长坐在办公室里一筹莫展。完美无缺的人在他们心目中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完完全全警察式的，越是没毛病他们越怀疑有毛病，一个人浑身上下没一点污点不正说明他早把污点都掩盖了么？

“怎么办？”我爸爸问。

“再想办法。反正还得查，不查清楚心里不踏实。大胡子习惯地把手伸到腰里去摸，摸空了才意识到没有了枪。自从犯了错误之后他发誓不再带枪，可没了枪又象没了主心骨。他苦笑。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大胡子去接电话，脸上变幻着惊喜怒哀各种表情。放下电话，他揉揉胡子，告诉我爸冯静波到区里去了，献出了一罐子元宝金条，说是在院里种花刨出来的，大概是外国人埋的。他说国家不正恢复经济又抗美援朝，交给国家吧……这小子成大红人了，记者已经采访，区里要树这个典型……”

我爸爸听了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真说不清楚，也无法形容，好象是累又好象是病了。他犹犹豫像地问所长：“那……还查么？”

大胡子摇摇头，眼睛里也一片迷茫：“咱们错了？”

“也许……”爸爸懒懒地说，觉得没意思便走了出去。走出办公室的门他偏偏又碰上了冤家，那个冯静波正潇潇洒洒地走进派出所的小院。他看见我爸爸便很有分寸地一笑：“小肖同志，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