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失望地回到饭厅的僻静角落,她反复思索着能使他——那个从不失信的人未能守约的原因,答案却像迷入雾海的小舟一样渺茫……
“他不是告诉我,今天在这里等他来审查材料吗?怎么自己倒不来?病了?不会那么巧吧?有事回厂?不对,待会儿还要开连干部会呢!”
种种疑问袭上心头,她做出一个个判断,又一个个推翻。直到她的心都被这些猜测压榨得隐隐作痛了……倏地,一个念头闪过脑际,停留在那里并逐渐明朗化,又在一秒钟之内就成为有力切实的可能了:“难道我昨天的言谈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被这敏锐的观察者发现了,因而今天有意回避我?”
她越想越觉得是那么回事,又越想越不愿是那么回事。为了给自己寻找有利的佐证,她重又把昨天的事情回想了一遍,并努力用严格的目光去审视它——
……披着夕阳的余辉,我和你一起走出了工地。在回家路上,你问我喜欢写文章吗?是的,我喜欢,在车间里你就知道了。但你下面的话却是我没想到的。
“好吧,以后把你调到军工指挥部,天天写文章,发挥你的一技之长!”
“真的?”我吃惊了。
“我几时骗过你?”你笑着回答。
我没再说什么,心绪很复杂——对这个锻炼我的工作能力,提高我写作水平的机会,我当然不愿放过,但在心的较深处,却登时显现出一片空白,那是本想用跟你的交接去填补的地方。在这种交接中,有令人振奋的欢乐——因为性格爱好、行为原则、生活趣味完全相同而带来的欢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的!
“怎么?不想去?”你回过头来,似乎发现了我的惶惑。
我顿了顿,答非所问:“我要去的那个指挥部,在什么地方?”
“不远,就在金河中段。你每天的任务就是从河这头跑到河那头,收收稿件,写写报道,好玩儿着呢!”你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又笑起来。
我在你心目中就这样吗?想到这里顿觉不悦。“人家又不是小孩子!”
“不是小孩子,是大孩子。”你也许没觉察我的不高兴,自顾自往下说,“他们早就在向我要一个宣传员,我算了下账,若想不影响工期,最好抽个女同志去。这才选中你这大文豪!我跟他们说好了,如果你愿意,明天就去走马上任!”
“什么?明天?”这又是我没想到的,窘迫中我嘟囔着,“不,明天我不想去……等过些时候再说吧。”
“为什么?”你皱起眉头看着我,似乎也很意外。
“我不愿——哦,我不愿这么快就离开你!”
这话几乎不由自主地打我口中脱出,而且未经我意志许可,让我自己也大吃一惊,于是马上后悔了,骑在自行车上来个急刹,还做了个手势,仿佛想收回。
你回过头来望着我,并且带着一种我所不理解的颖悟,你仿佛从这句话里筛出了一些我当时还不太明白的东西?只听你轻声问了一句:“你是说……”
“不,我没说什么……”怕你误会,想解释又无从说起,只得含混其词。
这时我们已骑到你家门前那条大街,它有个奇怪的名字,叫羊市街,居然还是市委机关和宿舍的所在地。你立刻郑重地跟我道别,没像往常那样把我送到家,而是径自骑车扬长离去。我原是期待着的,也很看重这一点,被你这样明显的忽略,泪水几乎涌出了我的眼眶……
昨天的各种情形在凌鸿的脑海里组合、配置起来,逐渐成为一种条理了。她这时才明白了自己的心绪——如果昨天那句话确实吐之不当,让他误解,那么正是这种唯恐失去他友谊与关怀的苦恼,一直在不安地折磨着她啊!她奇怪自己之前为何竟没有向内心里了望过一眼!
十点半,连干部会如期召开。讨论到凌鸿所写的材料时,大家才发现她仿佛怕冷似的,独自蜷缩在饭厅角落的一张椅子上,而且神情疲惫,脸色苍白。
“小凌你怎么啦?不舒服?是不是着凉了?”杨连长关心地问。
她摇摇头,她现在想听到的不是这个询问,或者说询问的对象不要是她。刚才她去了方岩家,想把昨天的事解释一番,但没找到人。现在她多么希望有人提到他,好澄清心中的疑团呵!但是大家好象把这本该是会议主持者的人给忘了!
直到快下班时,连长才随口问道:“指导员呢?怎么没来开会?”
“他病了。”说话人是凌鸿那个排的排长,“刚才他弟弟来请假……”
“他病了?怎么刚才……”
这消息突如其来,猛然间,她内心里有什么东西挣脱了控制——今天她许久以来就生活于其中的那种可怕的焦虑不安又主宰了她!这样,她就不聪明地使在座所有人,都窥见了她脸上那迷惑与恍然的神情,与其所包含的思想暗流……
人是一个奇妙的东西。你越是深入看透一个人的心灵,就越是可以发现许多新的特点,而且这过程也是无穷无尽的。凌鸿和方岩的认识,正是这样。
两年前从部队复员到城郊的一个空军飞机修理厂,十九岁的凌鸿被分配到机械加工车间车工班当车工。因离家较远,她跟一些单身女工都住在厂区宿舍。有次晚上去班组里一位女师傅家里玩,第一次遇见了方岩。当时除了那不加修饰的朴素外貌,敏捷而滔滔不绝的言谈,开朗又不拘礼节的笑声,他确实没给她留下什么很深的印象。后来主人跟他们一起玩儿朴克,方岩是凌鸿的下家,一直用漫不经心的态度应付着这个看来他不感兴趣的游戏。他满不在乎地甩出的每一张牌都令人捧腹,却几乎激怒了凌鸿——她善于观察人们的小节,且天性不喜欢高谈阔论的人,据她看来,太会说话的人都是以不能付绪现实为补充,沉默寡言才能有所作为。何况她彬彬有礼地待人,希望别人也同样认真,于是找了个借口便提前溜走。
以后凌鸿经常在车间或厂区的马路上,碰见这位身材高大的青年。当她知道他只有二十二岁——天哪!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不善猜测别人年龄的她竟以为他有三十多岁了!如非不乐意跟他交谈,她还会笨拙地模仿着师傅们常用的口吻,冒失地问他“有几个小孩”呢!——竟在两年前就领导着这个五百人左右的大车间,是分管生产的车间副主任。而且他虽然常年穿着一件磨破了衣角袖口、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下面是一条打了若干补丁的工装裤——这在衣着比较讲究的姑娘们看来,已经不修边幅到了“衣衫褴褛”的地步!但他却出身于经济条件相当优厚的高干家庭,父亲在文革前正是本市的市委第一书记!只是现在被打倒了。尽管出身军人家庭的凌鸿对其不明所以,但那番残酷批斗时挂满全城的大幅标语:“打倒某某集团!”已经深入人心。凌鸿虽然自栩不问政治,但敬佩还是伴随着惊异,提高了方岩在她心中的地位。可能是因为他相貌太平常了?又没有进一步深交,她不久便把这个人忘得一干二净。此后的半年,她竟不觉得有这么一个人工作与生活在自己身边。更可能是因为她那时与一个叫杨波的青年过从甚密,可以说两人在恋爱初期,也不太留心其他人的存在……
直到杨波去厂里在西昌的“五七”农场劳动锻炼时,在送行的人群中,她才看见方岩站在杨波身边。也正是从这个“准男朋友”嘴里,她得知了他对另一个男人的崇拜。二十郞当岁的杨波年青幼稚,喜欢盲目崇拜人,竟然对方岩那热情开朗的为人,丰富渊博的头脑,以及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言谈举止,佩服的五体投地!
“我走后,就请他来多多关照你了!”杨波老气横秋的话,惹得她窃笑不止。
或许真是受了杨波之托吧?此后方岩便经常光顾凌鸿的车床旁,跟她海阔天空的闲聊。他总是在凌鸿上夜班的时候来,在明亮的车灯下跟她见面。而凌鸿自己也搞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起,两人的谈话便开始渐渐融洽和谐了……
方岩喜欢向一个还没透彻认识世间的心,展开世间的一切景物与情态。而接受他所给予的新思想,想象他所描绘的新图画,随他走过他所展开的新天地,凌鸿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振奋与欢乐。正是这些似乎不经意的谈话,这些凌鸿以前从没听到过且曾经不屑的高谈阔论,为一个年轻姑娘的心畅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