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心情沉重,几乎是咬着牙关说:“华莱士副总统,昨天会谈中提出关于派驻延安观察组的问题,我认为还是可以同意的。”
“是吗?委员长。这在我们美国政府来说纯粹是为了中国的抗日,也是为减少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华莱士在忽然听到蒋介石的话的时候,差点惊呼起来。
蒋介石看到华莱士为他的回答而激动不已的时候,自己相反倒有些后悔了,他的脸色阴沉得有些吓人。
文森特怕蒋介石随时可能改变主意,忙说:“延安方面更接近日军,从那里获取日军的情报会更快一些,更准确一些。听说他们那里有几百名日军俘虏,这对我们是十分有用的。我们还将在延安建立气象站,收集对我们的空军有用的气象资料,这些是我们的本意,请蒋委员长不必介意。”文森特的这些话本想用来加深对这一话题的印象,使蒋介石不能轻易收回自己说出的话。
可是蒋介石似乎比谁都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他不想顺着文森特的话题再往下说什么了,他一言不发,只是听别人讲,嘴里不时含含糊糊地发出一些嘟嘟囔囔的怪声音,叫人弄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华莱士比谁都急于成功,他趁热打铁,要谢伟思把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具体情况提出来与蒋介石当面协商。
蒋介石听说让谢伟思谈具体问题,心里就老大不高兴,索性将目光移到一边去了,他对这个恨透了的美国人是不屑一顾的。
谢伟思把一些诸如飞机导航、西安机场使用、电台使用和班机飞行日期等一系列具体问题提了出来,同时还提出了第一批前往延安的人员名单,他们是:
戴维·D·包瑞德上校,观察组组长。
约翰·S·谢伟思先生,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
梅尔文·A·卡斯伯格少校,医疗队员。
雷·克罗姆林少校,美军航空兵军官。
约翰·C·科林上尉,步兵军官。
查尔斯·G·斯特尔上尉,信号兵。
保罗·C·多姆克上尉,信号兵。
亨利·S·惠特尔赛上尉,信号兵。
安东·H·雷米尼赫,空军参谋军士,信号兵。
这9个人当中,蒋介石只认识谢伟思和包瑞德,包瑞德曾做过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现主持桂林美军训练基地的工作,他是一位能用标准流利的北京话表达思想的美国军人。他总是那么乐哈哈的,经常在宴会上跟中国军人们划拳饮酒。这个人虽然过去是史迪威的下属,但蒋介石对他的印象倒还不坏。至于谢伟思,蒋介石早就了解他时常出入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与共产党打得火热,尽给史迪威出些歪点子,他曾让戴笠派人调查此人是不是美国共产党的间谍。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也只好微笑着点头同意了。至于其他那些人,名字太长了,简直像是成串的糖葫芦,叫人记不清,蒋介石对他们也一个不认识,他也不想深究每一个人的情况,就将名单递给了身旁的何应钦:“何总长,这事就由你操办一下,”说着回过头来对谢伟思说,“你还有什么具体的事就请与何总长面商吧。”
华莱士见派驻延安观察组的事情已经落实,就准备心满意足地离开重庆了。华莱士对重庆炎热的气候太不适应,心里烦躁不安,就是蒋介石为他专门举办的盛大宴会,也不能给他增加更多的快乐,他急着飞往四季如春的昆明。
6月24日,华莱士离开重庆去昆明,蒋介石夫妇亲往机场送行。宋美龄挽着华莱士的胳膊,请他上了蒋介石的车,并暗示他有重要问题在车上与他商议。
一直半步不离华莱士身边的文森特准备跟着华莱士一起跨进蒋介石的大轿车时,华莱士用手挡住了文森特,指着后面的一辆车说:“你上那一辆车去。”
文森特只好悻悻地上了后面一辆车。
在蒋介石车里。蒋介石握住华莱士的手说:“华莱士先生,这次访问重庆有什么想法?”
通过宋美龄的翻译,华莱士眉飞色舞地说:“我认为蒋委员长是我们美国人最可信赖的朋友,中国不可少的领袖,中国的抗战也只能在阁下的统率下才能取胜,这一点我通过访问更加深信不疑了。”
华莱士的这一席话,说得蒋介石不住点头微笑。
“不过,美国朋友中有些人并不这样认识问题,我感到罗斯福总统最好能派一名私人代表常驻重庆。处理军政事务。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感到高斯大使对我们已怀有一种极不友好的态度了。”
“这次我们有意没有让他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谈,也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你的意见,我一定向罗斯福总统本人汇报。”华莱士说这话时双手抱在胸前,似乎表示已经把这话牢记在心。
“另外,关于在会谈中,你所提到的史迪威权限的问题,我没有正面回答你,请你相信,并不是我不愿意让我的部队接受一位美国将军的指挥,我只是不同意交给史迪威这个人。请转告罗斯福总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请把他调回去,他不能留在中国,因为他不仅与我诸多不合,而且很多时候已经干预到中国的内政了,这是我不能容忍的。”蒋介石说这些话的语气那么强硬,使华莱士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华莱士同意了蒋介石的意见,在他看来似乎这一切罪过都是史迪威造成的,只要另换一个人,不论是谁都可以将中美关系保持下来的。
在通往白市驿机场的途中,蒋介石和华莱士好像一下子就消除了原来的距离,他们之间对问题的认识是那么一致了,特别是在对史迪威问题上是那么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