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汀生说:“那用不着,你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出现更为有利,这样可以灵活得多,也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再则要任命你为中国大使的话,就不是我们两人能够确定的了,那样会把时间拖长的,现在中国的局势不容我们再拖延下去了。”
赫尔利对史汀生的回答从内心里不满意,但他害怕如果僵持下去,甚至连这个身份都得不到了,不如及时缄默为好。不甘寂寞的赫尔利是最怕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变得销声匿迹的了。
人选问题基本上就这么确定了。
当马歇尔打电报征求远在北缅前线的史迪威将军的意见的时候,史迪威还没有忘记那位在他看来是顶呱呱的美国人的赫尔利。他对赫尔利暴躁的性格是早有所闻的,人们说这位性情暴烈的俄克拉荷马人能够空手打死一头骡子,这种个性与蒋介石斗是对史迪威十分有利的,史迪威对马歇尔的建议兴高采烈,他在拍给马歇尔的电报里说:“调好可口的法国作料,既要有醋,也要有油。”这“醋”是史迪威的尖酸刻薄,那“油”是赫尔利的暴烈急躁,这醋里加油是会蒋介石吃不了的。
马歇尔和史汀生最担心的事情是罗斯福总统和霍普金斯可能会挑选一个赞成在关键时刻牺牲史迪威的打手去中国。所以,一当罗斯福总统从檀香山回到白宫时,马歇尔和史汀生便一起向他积极推荐帕特里克·J·赫尔利去中国。
罗斯福打心眼里喜欢赫尔利,在他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完全忠实于他的大好老头子,应该给他一些事情去做,到中国去办理一下这种事对他正合适,他对马歇尔、史汀生为赫尔利准备的这份差使是感到相当满意的。
可罗斯福又告诉马歇尔:“我决定让唐纳德·纳尔逊同赫尔利前往中国。”
马歇尔有些为难地问道:“这位前联营百货商店总经理与挽救中国的战局究竟有什么关系?”
罗斯福微笑着说:“关系嘛,当然是有的,他也曾担任过战时生产委员会的主席嘛,他可以驻华经济调查团团长的身份出现嘛。”
“这下复杂了,总统的私人代表职责不光是政治方面的了,加上军事的,这下又多了一层经济的内容了。”马歇尔仍旧不解。
“唉,你难道不明白吗?这位纳尔逊正在和他的继任者查尔斯·威尔逊公开吵架呢,我能看着他们整天吵吵嚷嚷没个完吗?我早就想把他派得远远的,最好是能派他到火星去。”罗斯福显然有些厌烦。
马歇尔仍追根寻底地问道:“那他在这次行动里能起什么作用呢?”
“用不着一定要起什么作用。”罗斯福回答得十分干脆。
当蒋介石捧着罗斯福拍来通知他赫尔利为总统特使并于8月23日离美赴华的电报时,内心里就像重庆8月的气候一样灼热,他虽然穿着绸褂,坐在阴凉的官邸里,但也直往外冒汗。这下可好了,你要一位高级官员,他马上给你派来了,如果这个高大的赫尔利站到史迪威一边,那他的日子会更加不好过的。在这种时候。不可能再退出盟国了,因为日本人垮台已是注定的了,依靠美国吧,条件又是那么苛刻,叫人无法接受。
这几天接连而来的坏消息也折磨得蒋介石够呛,军委会后勤部长俞飞鹏说美国陆军都准备在重庆设立一个什么中美委员会,具体审查和办理租借法案物资的申请使用手续,最后由华盛顿方面作出最后决定,再由美方把物资直接运送到前线,交到士兵手中后,才转移所有权。
他妈的,这明明是与自己难堪,这样一来,租借法案资不是都交到地方部队的手里去了,因为像胡宗南那样的嫡系部队都没有摆在前线。
蒋介石又从戴笠那里得到报告,说“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活动频繁,与中共打得火热,以至重庆的八路军代表在与国民党代表接触时都表示出了更加桀骜不驯的态度,根本就没有把国民党看在眼里。
蒋介石终于发火了,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心急火燎地叫人去将高斯大使叫了来。
当高斯大使与蒋介石在黄山顶上阴凉的老草房会客厅里开始会见的时候,蒋介石十分抱怨地说:“自从你们的人到了延安以后,我们与共产党的关系就更加难处了。国共两党的军队摩擦增多,延安的报纸和广播也比以前更激烈地批评政府,现在共产党已经拒绝和我们谈判,你看,这,这叫我们怎么办?”
高斯大使冷冷地说:“委员长,你把局势的变化归咎于我们美国人,我是不能同意的。”
“我希望贵大使转告贵国在延安的使团,请他们在国共事务没有得到适当处理之前,应严守立场,只应承认一个政府,不得使叛乱分子合法化。如果贵国使团人员不顾劝告,执意与共产党发生关系,造成的一切后果是要承担责任的哟。”蒋介石说这些话的时候,眼光是闪向一边的,他不习惯目光的交锋,不愿意别人从他目光中窥见他的心灵。
高斯大使对蒋介石这些带有威胁性质的谈话腻透了,他不愿与他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他只是不作回答,装作认认真真的样子将蒋介石的话听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