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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骄阳把一座破烂不堪的山城照得炽热发烫，空气中蒸腾着的水分弥漫整个空间，叫人感到心头发慌。

满街的宪兵、警察顶着烈日在大街上驱赶着那些可怜的小摊贩，从饭馆里、街角边、防空洞里清理出成群的乞丐，将他们赶上一辆辆的军用卡车，运往郊外。吆喝声、叫骂声和哭喊声杂成一片，仿佛将有什么大难就要降临似的。

一辆破旧的洒水车在公路上缓慢行驶着，喷出的水在被晒得滚烫的公路上发出咝咝的叫声，水一着地，很快就被炽热的大地蒸干了，顿时泛起更加逼人的热浪。

从白市驿机场到市区的主要街道上，到处飘扬着中美国旗，挂着欢迎美国贵宾的横幅标语。这一切经过精心处理的场面都是为了迎接来自美国的贵宾——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和他的随行人员欧文·拉铁摩尔、约翰·卡特·文森特。

华莱士副总统原是美国依阿华州的玉米种植农场场主，他对农业生产管理有一套娴熟的本领，对农作物有一种本能的嗜好。他从苏联飞经新疆时，对新疆盛产的哈密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随员翻译拉铁摩尔的怂恿下，竟忽然决定随机运载一些哈密瓜到重庆去，把它作为一种友谊的礼品馈赠给重庆，让更多的人能在这炎热的暑天里分享这种甘甜凉爽多汁的哈密瓜。当宋美龄的玉齿咬向那红透了的瓜瓤发出惊绝的赞叹时，整个重庆的大大小小官员们都以能分享一块“华莱士瓜”而深感荣耀。一时间，风靡重庆的“华莱士瓜热”，使那些投机商们赚了大钱，发了大财，从新疆空运哈密瓜的情况愈演愈烈。

华莱士一到重庆，他就看到了谢伟思根据高斯大使和史迪威将军的意见起草的一份介绍情况的文件，文件上这几段文字华莱士用铅笔重重地勾了出来：

“我们必须设法帮助扭转（中国）目前这种走向崩溃的趋势，帮助中国摆脱军事上无所作为的状态。只有使中国国内加速民主政治改革，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当在中国这一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只要谨慎地施加我们的影响，这是可以实现的。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没有有意识、有步骤地运用这种影响。”

华莱士急速地往下看。

“进行民主改革倒不一定非要推翻委员长或国民党不可。相反——如果他们有远见，能看到这一点——他们的处境会因此而得到改善，中央政府会因此而更加稳定。中国已有的民主势力会得到加强，国民党中的反动独裁倾向将得以改变，一个多党统一战线政府可能形成。几乎可以肯定，在这样一个政府中，委员长和国民党将继续起主导作用。”

华莱士对谢伟思的分析并不完全赞成，对他这种文笔似乎也不太满意，他感到有些啰里啰唆的，但他被接下来的文字吸引住了：

“不言而喻，中国的民主化必须由这个国家内部的力量来实现和决定。它不能由我们——或者任何其他外国来强加……要是我们前来按照国民党提出的条件为国民党保驾，那我们将是扶持——但也只是暂时的——一个腐败的政权。以它目前的组成和纲领而论，这个政权是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无论是中国，还是我们自己，都将只是在算总账之前获得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罢了。”

这一段文字，使华莱士倒抽了一口冷气，他似乎感觉到了中国的实际与他的想法相去太远了，他的这次出访也许什么结果也得不到。

6月21日，华莱士开始与蒋介石进行会谈。华莱士与蒋介石的会谈进行得十分拘谨，好像彼此都在等待着什么似的。华莱士向蒋介石转达了罗斯福总统愿意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充当仲裁人，以达成一致的抗日协议的意见。

蒋介石对这个问题含含糊糊，支支吾吾，没有做正面回答。

直到第二次华莱士与蒋介石进行会谈时，蒋介石才表示愿意由美国人出面在国民党中国与苏联共产党国家之间达成一种共同抗日的协议。

华莱士这才明白，原来头一次会谈时蒋介石根本就没有闹清楚华莱士讲的共产党一方到底是之中国共产党，还是苏联共产党。华莱士感到太令人泄气了，这是怎么搞的，他身边这么大一群幕僚，难道竟没有人听明白他讲话的含义，那气派十足的宋子文是蒋介石派来专门陪伴华莱士的人，怎么他也没有听明白。要么，就是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故意装聋作哑。

华莱士只好直截了当地指出：“阁下，我上次会谈时所说的罗斯福总统愿意促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统一抗日协议，不是指的苏联共产党，而是指延安的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不住地挥动着手说：“这不行，这不行，这根本就不可能办到。延安共产党完全是听从莫斯科第三国际命令的，你们美国人哪里了解他们的真相，你们不要为他们的花言巧语欺骗了。”

华莱士看见蒋介石那副着急的样子，听着拉铁摩尔和谢伟思在一旁急速地向他翻译，自己感到这个话题十分不妙，已经触到这个蒋介石神经最敏感的地方了。

蒋介石斜了一眼在座的谢伟思说：“还有你们外交人员中有人对我们抱着极不友好地态度，进行了片面的汇报。我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办法是疏远和冷淡他们。”

华莱士带着微笑说：“今年3月罗斯福总统就向阁下提出了派军事观察组去延安的问题，希望委员长能从抗日的大局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

蒋介石青筋暴露，伸长了脖子激动地说：“我希望副总统新生不要强求我们同意你们派人去延安，不要强求共产党的军队参加抗日，须知，共产党那些游击队的大刀长矛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一种既不愉快的气氛笼罩在中美两国首脑人物的会谈中。对此，华莱士只好缄默无语了，在他看来，总统的意愿无论如何是没有希望变成现实的了。这种失望的情绪使他与蒋介石的会谈显得十分草率和漫不经心。这一点，谢伟思、文森特是明确感觉到了的，他们竭力想把会谈引到积极和卓有成效的问题上去，但无法办到。这种情绪，蒋介石和宋子文也都感觉到了，会谈在十分懒散的情况下结束。

回到下榻处，文森特对华莱士说：“这样谈下去是不行的，是会一点结果都没有的，我们和蒋介石打交道，要表现出我们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没有丝毫兴趣才行。”

华莱士有些泄气地说：“我几乎完全丧失了信心，与他这样一个固执的人打交道，特别是想到明天还要去和他消磨时间，就有些倒胃口。”

谢伟思从文件夹里取出一份大使馆整理的战报递到华莱士手上说：“目前，国民党正面战场可以说是一败涂地，6月18日长沙陷落，衡阳陈纳德的机场也遭到地面进攻，国民党部队跟日本军队一触即溃，甚至日本人还没有到就早早去逃命了。”

华莱士有些震惊了：“什么，衡阳机场丢了，蒋介石那么多的部队干什么去了？”

“衡阳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将军作了率部死守该城的准备，可是蒋介石在这方面没有考虑如何打退日军的进攻。”谢伟思低声说道。

“这个蒋介石，简直就是俄国的克伦斯基。他宁肯败在日本人手里，也不愿意看着中国的旧制度垮台。吹什么牛，他和陈纳德都像是些江湖骗子。怎么样，日本人在大半个中国横冲直撞，他倒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陈纳德的飞机都跑到哪里去了！这些幸好是我在中国亲眼看到的。”华莱士显得有些激动了，要把这样一个国家的两个政治集团糅合在一起执行统一的行动纲领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不要说史迪威，就是换了华莱士自己，他最终也要与这位委员长闹翻的。

第二天的会谈刚一开始，简直意想不到蒋介石竟板着面孔说出了华莱士最关心的问题，虽然蒋介石是害怕，由此将得罪美国人而迫不得已说出的，但毕竟使会谈的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