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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层次（第1页）

我们这个“层次”

我、吴殿宝、陈大塔三个哥儿们曾一致表决通过：田杏子是这一带的姑娘里（包括汁州大学在内）最最可爱的姑娘。

当然，这种说法细究起来，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这个街道待业青年办的小理发店虽然设在汁州大学的校门对面，但因为没有烫发设备，所以光顾小店的大学生们就以男性公民居多。白天上班的那些时间，我们为了完成“人头指标”，围着理发椅转来转去，自然无缘与遇马路的女士们相遇。没有对照的对象，比较就无从谈起。可是，人的感觉原本是因人而异的。譬如牛奶，有人说它醇美，也有人嫌它擅腥。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杏子最可爱。

属于杏子的那张理发椅就摆在店堂的中间，一左一右的两张理发椅与中间的这张距离相等。而在它的背后，也是相等的距离上，摆着另一张理发椅。吴殿宝和陈大塔选择了与杏子并排的两张椅子，以为那样与她说话方便。而我却心满意足地接受了剩给我的那张椅子。这两个傻弟兄，理发时你总不能老是侧过身与她说话呀。可我哩，每时每刻只要一抬起头，就能从我的镜子里瞥见她那映在镜子中的笑盈盈的面孔。

她长得委实宛如六月的甜杏子。圆圆的脸庞如同杏子般显出一种柔美的弧线；鼓鼓的两颊杏子似的晕染着一种橙红的光彩；在阳光照耀下，面部的茸毛使她的青春更显出一派稚嫩天真之态。我不能想象，象她这样充盈着灵气的姑娘怎么会和我们一样，被高考的筛子给筛下来，落到与我们为伍的境地。听店里烧洗头水的苏大娘说，杏子她爹是开封城里马道街一家理发店的老师傅，前两年病死了。她娘也躺在**吃“劳保”，杏子是长女，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在她那瘦削的肩上，压着养家的担子呢。

夏天，她总是穿着一件粉白的短袖衫来上班。那是用七十年代时兴过的“人造棉”做的，不知她何以居然能穿用到现在。我疑心它原本是红色，因为它至今还隐隐地透出些粉红，与穿起它的杏子的脸色映在一起，显得十分谐和。

那衣料已洗得很薄了，宛如裹在糖果里层的半透明的糯米纸。我不知道她是怎样小心翼翼地脱下来，洗净晾干后再穿在身上的，我只担心，有一天它突然裂开，我会比杏子更感到尴尬难堪的。

我们三个哥儿们显然都心照不宣，很乐意象勇敢的骑士一样为杏子效劳。

陈大塔接受了他那做搬运工的父亲的遗传因子，长出一副大塔般威威武武的高大身架。我相信关于他在中学毕业时三门功课成绩不及格，没拿到毕业证的传说。因为，他居然连顾客交来五块钱，留下三毛五，应找回四块六毛五分这样简单的账目都要吭吭吭哧着指头算。然而，他那粗壮的胳膊毫无疑问是蕴藏着难以估量的力气的。每当旁边的杏子需要按压理发椅，使顾客躺下来刮脸时，大塔总会不失时机地伸出友谊的手，为杏子代劳。

吴殿宝的舅舅在无线电修理部工作，大约是因为耳濡目染受了些熏陶的结果，吴殿宝很早就鼓捣起无线电。由半导体单管机、而来复式、而超外差，现在据说会修电视了。因此，他被誉为“电子脑”。杏子很喜欢唱歌，还爱听什么广播剧。有一回上班的时候，她象丢了珍珠似的遗憾地说：“唉，你们看了广播节目报没有？今天上午九时半，广播新星音乐会呢。”

过了些日子，我们的小店里就堂而皇之地摆上了一部小箱子般的收音机。“电子脑”踌躇自得地宣称，这是他“自己装的”。收音机的外壳是六十年代名噪一时的“熊猫牌”，虽然白色的塑料壳有些泛黄，然而擦得还干净。大约是凑起来的电子管质量不太好的缘故，播音员的声带老是发出一种竹条被刀子劈裂了的响声。绿色的“猫眼”很亮，调谐电台时一闪一闪的，仿佛有个穿着绿纱衣的小人在翩翩起舞。

我已经为杏子悄悄写下半本咏杏的诗了。一定是做小学语文教师的母亲留给了我如此敏感的心和要把那心曲低吟浅唱的艺术气质。讲老实话，我是不把大塔和“电子脑”看在眼里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大塔能给予姑娘的，只是苦力；“电子脑”给予姑娘的，不过是体现在物质上的小聪明；而我给予杏子的，却是最圣洁的东西：热烈的执着的感情。它们蕴涵在夜夜熬煎我的诗行与日日投向她的凝视中。

我们哥儿们三人颇有“骑士风度”。在这位纯洁可爱的姑娘面前，卑鄙的互相攻评和嫉妒心仿佛都被她那烂漫的纯真之态给过撼掉了。杏子是我们头顶的那盏乳白色的四十瓦的日光灯。她照耀着我们三个人，谁也无权把她据为己有。

二

我们的理发店生意格外兴隆，一天到晚顾客多得让人招架不住。烧水的苏大娘挤弄着鼓鼓的青蛙眼，乐呵呵地说，这都是因为杏子在店里的缘故。

并非苏大娘这种街道上的老太婆爱搬弄口舌，我们自己也旱看出了门道。有一些顾客一一特别是一些小伙子，是冲着杏子来的。

在正对着店门的地方，摆着两张长长的连椅，那是专门为等候理发的顾客排队用的。他们按照进店的先后次序坐好，轮着谁给他们理发，就请他们在谁的理发椅上落座。对于有四个理发员的小店来说，每一个顾客轮到杏子为他理发的可能性只占四分之

那一天，发生了一桩奇怪的事情。在第一张连椅的尽头处，坐着一个穿着咖啡色西装的矮胖子。轮到我喊他理发，他扬了扬手中正在抽着的烟，示意将先理发的权力谦让给了下一个人。接下去，轮到大塔唤他了，他点着了另一支烟，重复了一次那谦让的手势。待到“电子脑”叫他时，他依然如故。可是，当杏子的顾客刚刚离去，那矮胖子不待召唤，便立刻健步如飞，当仁不让地坐在了她的理发椅上。

杏子象通常对待顾客那样笑吟吟地问他：“同志，您留什么样的发式？”

“大背儿！”那小子轻挑地摸了摸脑袋，“把鬓角给哥儿们留下，小妞们瞧着喜欢。”

杏子的推剪嗡嗡响着，那小子竟然也嗡嗡地哼唱个不停：“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爱。快来吧，趁现在黑的夜还没散，你快来吧你快来我的爱……”

杏子涨红了脸，不知所措地躲开来。可是，又不能不再站过去为他理发。那矮胖子不唱了，嘴里开始不停地叨叨着：“小师傅，一个月拿多少钱呐？”“嘿嘿，找到‘拉菲克’没有？”“家在哪儿住，晚上出来看电影吗？”……杏子出于对顾客的礼貌，只好有一搭没一搭地用“嗯嗯”“啊啊”来应对他，可是，姑娘那羞怯的神情显然使那家伙愈发觉得有趣，不咸不淡的话也愈发多起来。幸而，该为他修面了，杏子将热乎乎的毛巾包在他的嘴上，才暂时封了他的口。

刮脸的时候，那家伙的脑袋象容志行脚下的足球一样，骨碌碌地转，一双绿豆眼只在杏子的身上膘来膘去。杏子强忍着气，好不容易给他理完，端起一面镜子从侧背后照着整梳好的发型问道：

“同志，您看可以了吗？”

“嗯——，还行。就是这儿，没刮干净。”

“哪里？”杏子认真地过去看。

“这儿——，嘿嘿！”那家伙猛地捉住杏子的手，放在他那胡茬铁青的脸上摩擎了一下，然后手指响亮地打了一个“框子”，走掉了。

我们都在忙着照应自己的顾客，虽然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什么，却并没有格外地留心。直到发现杏子呆呆地站在店堂里，可怜巴巴地抹起眼泪的时候，大家才七嘴八舌地问她出了什么事。她把刚才的情形告诉了我们，哥儿们恨不能立时到街上去搜捕那个家伙，让他饱尝一顿老拳！

从此，我们对杏子便加意保护了。遇有不三不四的家伙来理发，大家便有意使他们“轮”到自己的椅子上，以使杏子避开这些人。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上午，正是顾客最多的时候，我正专心为一个顾客理发，忽然听到“电子脑”轻轻打了一声口哨。我和大塔向他望去，只见他向连椅那边努了努嘴。噢，那个小子又来了，还是穿着那件咖啡色的西装，脸上还是那种轻薄浮浪的神情，这个臭“咖啡豆”！

他故伎重演，又一次让过了排在后面的顾客，神气十足地坐在了杏子的椅子上。

“同志，你理什么发式？”

“大背儿！”那家伙嘻皮笑脸地向杏子挤挤眼，讨好地说，“嘿嘿，咱们是老朋友了，上回也是你给理的。哥儿们看了都说——”

杏子慌手慌脚地去给他系上围布，竟勒了一下他那张喋喋不休的嘴。“电子脑”向杏子做手式要她放心，杏子点点头，按步就班地给那家伙推剪起来。

这时，“电子脑”三下五除二把自己椅子上的顾客打发了，过来与我和大塔咬了咬耳朵，然后就径直走过去对杏子说：“你母亲打电话来，要你回家一趟。你快走吧！”

杏子疑惑地望望“电子脑”，只见他诡话地挤了挤眼儿，杏子也就脱了工作服要走。“咖啡豆”着急地“哎哎”了几声，“电子脑”一本正经地对他说：“抱歉了，这位师傅有事儿，我给您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