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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忘我助人带去欢乐（第1页）

第十八章忘我助人，带去欢乐

我在动手写这本书时，曾设立了200美元奖金，就“我如何消除忧虑”这个话题征集最有帮助、最鼓舞人心的真实故事。

这次征文比赛的三位评委是：东方航空公司总裁埃迪·里肯巴克、林肯纪念大学校长斯图尔特·麦克莱兰博士和广播新闻评论员卡滕博恩。在我们收到的众多故事中，有两篇特别精彩，评委们难以取舍，所以我们决定把奖金平分给两位作者。以下是同获一等奖的两篇故事之一，作者是供职于密苏里惠泽摩托车销售公司的拉尔夫·伯顿，他住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商会街1067号：

我9岁时失去了母亲，12岁时又失去了父亲。我的父亲是被人杀害的，而母亲则在19年前的一天离家出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见过同时被她带走的两个妹妹。母亲离家7年后才给我写了第一封信。父亲在母亲出走后的第三年死于一次意外事故。他与人合伙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小城买下了一家咖啡馆，趁父亲出差之机，他的合伙人变卖了咖啡馆，带着钱款溜之大吉。父亲的一位朋友拍电报给父亲，叫他尽快赶回来。仓促之中，父亲在堪萨斯州的萨利纳斯发生了车祸，不幸丧生。我还有两位年老多病的姑妈，也都非常贫寒，只能收留我们家三个孩子，我和小弟则没人愿意接受，只能靠镇上的好心人照顾。我们一直担心别人把我们当孤儿看待，而且这种担心也很快成了现实。我在镇上一户贫困人家住了一阵子，但当时日子十分艰难，那家主人失业了，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养活我。这时，洛夫廷夫妇把我接到他们离小镇11英里的农庄上，与他们一起生活。洛夫廷先生已70高龄，因患带状疱疹而长年卧病在床。他告诉我，只要我不说谎，不偷窃，听他的话，我就可以一直跟他们住在一起。这三条成了我的“圣经”，我一直严格遵守。

我开始上学了，但开学第一周我就回到家里，像个婴儿似地嚎啕大哭起来。其他小朋友总是找我的麻烦，取笑我的大鼻子，骂我笨，还叫我“小孤儿”。我心里难受极了，真想和他们打一架。但收养我的洛夫廷先生对我说：“要永远记住，真正的男子汉不会留下来跟人打架，而是转头离开。”就这样，我一直没有跟他们打架，直到有一天，一个男孩把从校园里弄来的鸡屎扔在我的脸上，我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在一旁的孩子都说他是自找的，我因此交了几个朋友。

洛夫廷夫人给我买了一顶新帽子，我很喜欢。一天，一个较大的女孩把它从我的头上抢了去，还往里面灌水，把帽子弄坏了。她还说，把帽子装了水，好让水淋湿我的笨脑袋，防止我那爆米花似的大脑爆开。

我从不在学校哭，但回家后就常常大哭一场。有一天，洛夫廷夫人给了我一些建议，彻底解决了那些烦心事，并且让我可以化敌为友。她说：“拉尔夫，如果你试着去关注他们，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他们就不会再取笑你，叫你‘小孤儿了’。”我接受了她的建议，开始努力学习，很快在班上就名列前茅了。但我并没有招人妒忌，因为我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

我帮其中几个男孩写大大小小的作文，还帮另外几个写完整的辩论稿。其中有个男孩担心家人知道我在帮他会丢脸，就经常告诉他妈妈说是去抓负鼠了，然后来到洛夫廷先生的农场，找我替他补习功课，期间就把狗拴进谷仓里。我还帮一个男孩写读后感，花了几个晚上帮一名女生补习数学。

那段时间，周围接连有人去世。有两位年纪较大的农民过世了，还有一个妇女被她丈夫遗弃，我成了四个家庭中唯一的男性。两年来，我一直在帮助这几位寡妇。在上学放学的途中，我会到她们的农场里，为她们砍柴、挤牛奶、喂牲口。现在，人们不再咒骂我，而是称赞我，每个人都把我当成朋友。我从海军退役回家，他们都对我表露出真正的感情。我到家的第一天，就有200多位乡亲来看我，甚至有人驱车80英里专程赶来，他们对我的关心是真挚的。我一直乐此不疲地帮助别人，所以我很少有烦恼；13年来，再也没有人叫我“小孤儿”了。

为拉尔夫·伯顿先生喝彩吧！他懂得如何赢得朋友！他也知道如何战胜忧虑、享受人生。

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弗兰克·罗普博士也是如此。他已经患病23年了，得的是关节炎。《西雅图星报》的斯图亚特·惠特豪斯写信告诉我：“我曾多次采访罗普博士，我不知道还有谁比他更无私、更珍惜人生。”

这个长年卧床的病人是怎样珍惜人生的呢？我给你两个答案，猜猜看。是通过怨天尤人实现的？不是。是顾影自怜，以自我为中心，让别人都来取悦他？不是，仍然不对。他把威尔士王子的座右铭“I”（“我服务”）作为自己的口号，从而做到了这一点。他收集了许多其他病人的姓名和地址，通过给他们写积极向上的慰问信来鼓励他们，同时也激励自己。他甚至组织了一个病友书信俱乐部，让大家用书信互相鼓舞，最后发展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社团组织，叫做“卧病在家者协会”。

他躺在**，平均一年要写1400封信，给卧病在家者送去广播和书籍，给千百万同病相怜的人送去了快乐。

罗普博士与其他许多人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就在于罗普博士的内心洋溢着人类崇高的使命感。他欣然发现，主导他言行的是远比自我更高尚、更重要的思想，而不是萧伯纳所说的那种人，“这种人以自我中心，总是满腹牢骚，抱怨这个世界没能让他快乐。”

下面这句话是著名精神病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说的，也是我读过的最令我惊叹的一句话。他常常对那些忧郁症患者说：“只要按照这个方法做，你肯定能在14天内能康复，那就是每天想着怎样让别人快乐。”

这句话看来实在不可思议，我觉得有必要引用阿德勒博士的杰作《自卑与超越》一书中的几页内容来解释一下。（顺便提一下，这本书你也有必要读一读。）

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说：“抑郁症就像是对他人长期的愤怒和苛责情绪，尽管其目的是为了赢取别人的关心、同情和支持，但患者只会因自身的罪恶感而感到沮丧。抑郁症病人最深刻的记忆通常是这样的：“我记得有一次我想躺到沙发上，可是我哥哥正躺在上面，我就一直哭个没完，直到他不得不走开。”

抑郁症病人常以自杀来报复自己，因此医生的首要工作是避免给他们任何自杀的借口。我自己在治疗的时候，首要原则是先解除紧张气氛，我会对病人说：“千万别做任何你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句话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深信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如果病人可以为所欲为，那他还能埋怨谁呢？又有什么理由自我报复？我会告诉他：“如果你想去看电影，或者想去休假，那就去吧。如果你半路又改变了主意，那就不用去。”对于任何人来说，这是最好的状态，因为他努力追求的优越感会在此得到满足，他能像上帝一样随心所欲。不过，这和他的生活方式不太合拍。他本来是想支配、责备别人的，如果大家都顺从于他，就不存在支配他们的问题了。这个原则效果非常好，我的病人中还没有一个自杀的。

病人经常会回答说：“可是我什么都不想做。”我早就准备好怎么答应了，因为我听过太多次了。我会说：“那就克制自己，不要做任何不喜欢的事情。”可是，有时他会说：“我想整天在**躺着。”我知道，只要我同意，他并不会去那么做，而如果我阻止他，就会引起一场大战。所以我总是会同意。

这是一个原则。另一个原则可以更直接地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告诉他们：“只要按照这个方法做，你肯定能在14天内能康复，那就是每天想着怎样让别人快乐。”看看他们对此反应如何。他们满脑子在想着这个问题：“我干吗去管别人？”回答很有意思。有的人会说：“这对我太简单了，我这一生都在干这事。”他们其实从来没有那样做过。我叫他们再多想想，他们并没有再去想它。我对他们说：“睡不着的时候，你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想想怎么能让某个人开心，这对你的健康会有很大好处。”第二天见面，我问他们：“你昨晚考虑过我的建议了吗？”他们会回答：“昨晚我一上床就睡着了。”当然，这一切都是以一种适度、友善的方式进行的，不能有丝毫的优越感。

其他人会说：“我做不到！我已经烦透了！”我告诉他们：“让烦恼继续吧，你只要同时捎带着想想别人就行了。”我想把他们的注意力总是转移到他们的同伴身上来。很多人说：“为什么要我去取悦别人？别人也没来取悦我。”我的回答是：“你得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别人迟早要吃苦头的。”我几乎没有碰到过一位病人会说：“我已经考虑过你的建议了。”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提高病人对社会的兴趣上了。我知道他们疾病的真正根源在于缺乏合作精神，这也是我要他们了解的。一旦他们能把自己和同伴放在平等协作的位置上，他们就痊愈了。……一直以来，宗教赋予人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爱你的邻人”。……对同伴不感兴趣的人在生活中会遭遇最严重的困难，同时也给周围的人带来最大的伤害。人类所有的失败都是由这类人引起的……我们对一个人的全部要求，以及所能给予他的最高赞誉就是：他应该是一位随和的同事、真挚的朋友、纯情的恋人、忠诚的伴侣。

阿德勒博士要求我们日行一善，那什么才算是善事呢？先知穆罕默德说：“善行是能给他人脸上带去欢笑的行为。”

为什么日行一善会对行善者有如此奇妙的效果呢？这是因为当我们想要取悦他人的时候，就不会再老想着自己，而这正是导致忧虑、恐惧和抑郁的原因。

威廉·穆恩太太在纽约第五大道开办了一家穆恩秘书学校，她用不着花两个星期去考虑怎样取悦他人，从而消除自己的忧郁症。她比艾尔弗雷德·阿德勒更胜一筹——不，她比阿德勒胜出“13筹”。她不是用14天，而是用了一天时间，去想着如何让两个孤儿快乐起来，从而驱除了忧虑。事情是这样的：

“五年前的12月份，”穆恩太太说道，“我沉浸在自怜与悲伤之中。在过了几年幸福的婚姻生活后，我失去了丈夫。我的悲伤随着圣诞节假期的临近日益加深。我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过圣诞节，所以我害怕圣诞的来临。朋友们都邀请我去他们家共度圣诞，可是我高兴不起来，我知道，不管参加怎样的聚会，我都会扫了他们的兴。于是，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随着平安夜的临近，我自怜的情绪越发强烈起来。没错，我还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每个人都是这样。圣诞前夕，我下午3点离开了办公室，漫无目的地独自在第五大道上闲逛，希望借此驱散内心的自怜和忧郁。大街上满是欢乐的人群，此情此景勾起了我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一想到孤身一人回到空****的公寓，我就难以自持。我一片茫然，不知所措，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漫无目的地逛了一个多小时后，我来到了一个公车站台。我想起以前和丈夫经常一起坐不熟悉的巴士探险旅行的事，于是登上了我在车站看到的第一部公交车。过了哈得孙河又开了一会儿，我听到乘务员说：“终点到了，这位女士。”我下了车，甚至都不知道眼前的小镇叫什么名字。这是个宁静的小地方。在等下一班车回去的时候，我在住宅区的街道上逛了起来。经过一座教堂时，我听到了《平安夜》的优美乐曲。我走了进去，发现教堂里面空****的，只有一位风琴手。我在一个长条椅上轻轻地坐了下来。圣诞树上的各种饰物在灯光照耀下，如同月光中的点点繁星，翩翩起舞。优美的曲调，加上我从早上就没吃东西，让我有点困倦。由于疲乏加上忧心，我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当我醒来时，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有点儿害怕。我看到前面站着两个小孩，显然他们是进来看圣诞树的。其中一个小女孩指着我说：“她也是圣诞老人带来的吧？”我醒来时，这两个小孩也吓了一跳。我告诉她们我不会伤害她们。她们衣衫褴褛，我问她们父母在哪。“我们没有爸爸妈妈了。”她们回答道。这是两个处境比我悲惨得多的孤儿，他们让我为自己的悲伤和自怜而惭愧。我领着他们看了圣诞树，又带他们去一个小店吃了点儿东西，给他们买了糖果和几个小礼物。我的孤独神奇地消失了。这两个孩子让我几个月以来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快乐与忘我。通过跟他们聊天，我发现自己是何等的幸运。我由衷地感谢上帝，让我儿时的圣诞充满父母的疼爱和呵护。这两个孩子带给我的，远比我给他们的要多。这次的经历再次告诉我，要使自己开心，就要先让别人快乐。我发现快乐是具有感染性的，给予快乐，我们也就得到了快乐。通过帮助别人、付出爱心，我战胜了忧虑、悲伤与自怜，有了重生的感觉。我获得了重生——不只是在当时，在随后的岁月里也是如此。

忘掉自我而重获健康快乐的故事不胜枚举，我可以编一本书。比如，我们可以看看玛格丽特·泰勒·耶茨的故事，她是美国海军最受欢迎的女性。

耶茨夫人是一位小说家，但她写的小说没有一部比得上她自己的故事真实、精彩。事情发生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那个改变命运的早晨。耶茨夫人由于心脏不好，一年多来都卧病在床，一天得在**度过22个小时。她所能走的最长距离，是到院子里去晒太阳。即使那样，也还得依靠女佣的搀扶才能行走。她亲口告诉我，当时她曾以为自己一辈子都得在**度过了。她说：“如果不是日军偷袭珍珠港，让我从安于现状中清醒过来，我永远都不能再真正投入到生活中了。”

“偷袭发生时，”耶茨太太讲述道，“到处一片混乱。一颗炸弹正好落在我家附近，冲击波把我从**摔了下来。军队派出卡车去希凯姆机场、斯科菲尔德营区和卡内奥赫湾航空站接军人家属到学校去，在那里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要打电话联系房间来安置他们，他们知道我床边有部电话，就请我做情报联络中心。于是我开始记录那些海军、陆军的家属现在住在哪里，红十字会的人会通知那些军人打电话来我这里查找他们家属的下落。

“我很快获悉，我丈夫罗伯特·拉利·耶茨安然无恙。于是，我努力去给那些不知丈夫生死的妻子打气，同时还尽力安慰那些失去丈夫的寡妇——这样的人有很多。这一次共有2117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阵亡，另有960人失踪。

“开始的时候，我躺在**接听电话。后来，我坐在**接听。最后，我既紧张又亢奋，完全忘记了自己虚弱的病体，我下了床坐到桌子边上。通过帮助那些比我还要悲惨的人，我完全忘掉了自我，除了每晚睡觉的8个小时，我再也没有躺到**。我发现，如果不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我可能一生都要躺在**，做半个废人了。当时我已经习惯了躺在**，消极地等待着生命的终结。现在我才知道，那个时候我在潜意识里已经失去了康复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