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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征服忧虑的黄金法则 第十九章 用祈祷解除忧虑(第1页)

第五部分征服忧虑的黄金法则第十九章用祈祷解除忧虑

前面说过,我出生并成长于密苏里州的一个农庄。和当时的大部分农民一样,我父母过着相当紧巴的日子。母亲是个乡村教师,父亲在农场工作,每月的收入只有12美元。母亲不但做我穿的衣服,甚至连洗衣服的肥皂也是自己做的。

我们几乎没什么现钱,只有每年卖猪的时候除外。我们用牛油、鸡蛋去杂货店换回面粉、糖及咖啡。我12岁的时候,自己一年的零花钱5毛都不到。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参加国庆庆典,父亲给了1毛钱让我自由支配,我高兴得不得了,觉得自己成了大富翁。

为了到那所只有一间教室的乡村学校去上学,我每天要走一英里路。即便积雪很深,气温计指向零下28度的时候,我还是走路去上学。14岁之前,我从来没有过一双胶鞋或套鞋。在漫长寒冷的冬季,我的脚总是又湿又冷。作为一个小孩,我从来没想过有谁在冬天双脚还是干爽暖和的。

我的父母每天累死累活16个小时,仍然经常债台高筑,厄运连连。我脑海中的最初记忆就是眼睁睁地看着102大河的洪水淹没玉米田和牧场,冲毁一切。洪水毁掉庄稼的事7年中就有6年会发生。我们养的猪也年复一年地死于霍乱,只好将它们焚化掉。现在我闭上眼睛仍能回想起猪肉烧焦时发出的刺鼻气味。

有一年,洪灾没有发生,我们的玉米获得了大丰收,于是买来了肉牛,用自己的玉米把它们养得肥肥的。但是那一年也不比以前洪水淹没玉米的时候好多少,因为芝加哥市场上的肉牛价格下跌了,辛辛苦苦养肥了那些牛,我们才挣了30美元,整整一年的辛苦只赚了30美元!

不管做什么,我们总要赔钱。记得有一次,我父亲买了几匹小骡子,喂养了三年,然后雇人将它们驯服,再运到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卖掉,结果价格比三年前买的时候还要低。

经过10年的辛苦劳作,我们不仅一文不名,而且负债累累,农场也被抵押掉了。尽管努力工作,我们还是连抵押贷款的利息都付不起。办理抵押贷款的银行对我父亲大肆侮辱,并威胁要将农场收走。当时父亲已经47岁了,他辛苦了30年之后,只落下一身债务和别人的辱骂。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焦虑万分,身体也垮了。他吃饭没胃口,尽管整天在田里劳作,却还得靠药物来刺激食欲,人越来越消瘦。医生告诉我母亲,他活不过半年了。父亲担心得要命,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我常听母亲说,如果父亲到谷仓喂马或挤牛奶,超过了她预想的时间还不回来,她就会去谷仓找他,害怕见到的是一具吊在绳子上的尸体。有一天,他从马里维尔回家,银行的人就是在那儿威胁他要取消赎回抵押的权利。在经过一座桥时,他止住了马匹,下了马车,久久伫立在那里,看着桥下的河水。他的内心经历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对是否该跳下去了此一生犹豫不决。

后来,父亲告诉我,他没有投河自尽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母亲一直坚定地深信,只要我们敬爱上帝,遵守戒律,一切都会好转起来。母亲是对的。最终,一切确实都好转起来了。父亲又幸福地度过了42个春秋,1941年去世时已经89岁高龄了。

在那些艰辛的岁月里,我母亲从来不曾忧心着急,她把一切烦恼都通过祈祷向上帝倾诉了。每晚睡觉前,母亲都会朗诵一段《圣经》。母亲或父亲经常会念到耶稣这些让人心安的话:“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8]在那个孤零零的密苏里农舍里,我们在椅子前面跪下,祈求上帝的眷顾与庇护。

威廉·詹姆斯在哈佛大学任哲学教授时曾说过:“治愈忧虑最有效的方法是虔诚的信仰。”

你不用到哈佛大学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我母亲就是在密苏里州的农场里自己悟出来的。洪水、债务、灾难,这些都无法摧毁她乐观向上的必胜信念。我彷佛还能听到她边干活边唱:

安宁啊安宁,多么美妙,

这是上帝施予的恩惠,

无尽的爱意涌动,祈祷

它能涤**我的心扉。

我母亲原本希望我献身宗教事业,我也曾慎重考虑成为一位传教士到国外传教。但后来我离家上大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想法也有了改变。我研读生物学、基督教科学、哲学和比较宗教学,我博览群书,研究《圣经》是如何写成的,开始对许多说法产生了怀疑,开始质疑当时乡下传教士所教授的一些狭隘教义。我感到迷惘。和沃尔特·惠特曼一样,我“感觉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在搅动着我的内心。”我不知道到底该信仰什么,也看不透生命的意义何在。我不再祈祷,变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我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是没有计划和目的可言的,人们和2亿年前在地球上游**的恐龙一样,没有什么神圣的目的,总有一天,人类会步恐龙的后尘而消亡。科学告诉我们,太阳正在逐渐冷却,只要它的温度下降哪怕是10%,地球上一切生命都将不复存在。我对上帝依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人类的说法嗤之以鼻。我坚信,在黑暗、寒冷、死寂的太空中运行着的无数天体,都是由一股无形力量的产物,或许它们根本就不是造出来的,它们也许会永远存在,就像时空一样永存。

我是在自诩洞察一切了吗?当然不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解释宇宙和生命的奥秘,我们就身处奥秘之中。身体机能的运行是一个无比深奥的奥秘,家中使用的电,墙缝里的花朵,窗外的青草,这些都是未解之谜。通用汽车公司研究所的主脑人物查尔斯·凯特林曾经自掏腰包,每年资助安提亚克学院3万美元,试图弄清楚树叶为什么是绿色的。他宣称,如果能搞清树叶是如何将阳光、水和二氧化碳转化为糖分的话,我们就能改写人类文明。

甚至连汽车发动机的运转也是个未解之谜。通用汽车公司的实验室研究所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耗资上千万美元,就是为了搞清为什么汽缸内的一个火花能引燃一次爆炸,从而驱动汽车,其具体过程又是怎样的。他们还没找到答案。

诚然,我们无法了解身体、电力和汽油发动机的真正原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使用它们,享受它们带来的便利。我虽然无法理解祈祷与宗教的真正奥秘,这也不会阻止我享受宗教带来的更加丰富、更加幸福的生活。最终,我体会到了桑塔亚纳在说下面这句话时的睿智:“人生来不是要理解生命,而是要体验生命。”

我得说,我又回到了宗教上面,但这么说并不完全准确,我对宗教的认识又向前迈出了一步。我对教会各派教义的差异再无一丝兴趣,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宗教能带给我什么,就如同我对电力、食物和水的兴趣在于它们对于我的用处一样。它们帮助我过上更富足、更充实、更快乐的生活。相比之下,宗教的影响更为深远,它给我带来精神上的价值。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它带给我“一种全新的对生命的热忱……让人生更广阔、更丰富、更令人满足。”它带给我信念、希望和勇气,消除我内心的压力、焦虑、恐惧和忧愁,让我的人生有了目标和方向,让我的幸福感有了极大的提升,也给了我真正的健康。它帮助我为自己开创了“生命荒漠中一块平静的绿洲”。

弗朗西斯·培根350年前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肤浅的哲学会引导人们成为无神论者,深邃的哲学却将人们指引向宗教。”

记得有段时间,人们常讨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但现在这种冲突不存在了,最年轻的科学——精神病学所教导正是耶稣当初所宣教的。为什么呢?因为精神病学家发现,祈祷与坚定的宗教信仰可以驱除抑郁、焦虑、心理紧张和恐惧,正是这些不良情绪导致了半数以上的致命疾病。精神病学界泰斗亚·阿·布里尔说过:“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人是不会患精神疾病的。”

如果宗教不复存在,生命就会失去意义,那将是人间悲剧。

亨利·福特去世前几年,我曾经拜访过他。我见到他之前,本以为他这么多年来创立并经营全世界最大的企业,一定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所以当我看到他78岁高龄依然淡定祥和,身体健康,着实吃了一惊。我问他有没有担心过什么,他回答:“没有,我相信上帝会处理好一切,他不需要我提任何建议。在上帝的掌控下,我相信一切都会朝着最好的结果发展,那我还需要担心什么呢?”

今天,就连精神病学家都成了现代的福音传道者。他们规劝我们信仰宗教,不是为了躲避来世的炼狱之火,而是为了避免此生的炼狱之火——胃溃疡、心绞痛、精神崩溃和精神失常等等疾病。要了解当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宣教的东西,可以看看亨利·林克博士的著作《回归宗教》,你在公共图书馆就能找到这本书。

基督教的确可以给人以鼓舞,并改善人们的健康。耶稣说:“我来,是为叫你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9]耶稣反对并声讨当时宗教僵硬的形式与死板的仪式。他是叛逆的,他宣扬一种新的宗教,这种宗教足以颠覆整个世界,他因此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宣扬说,宗教应该为人而存在,而不是让人为宗教而存在。安息日是为人而定——人不需要为了安息日而活。和罪恶相比,他更多地谈到恐惧,他认为无端的恐惧就是罪恶——一种损害健康的罪恶,一种阻止你享受耶稣倡导的丰富、充实、幸福人生的罪恶。爱默生曾自称为“快乐学教授”,耶稣也是一名“快乐学教师”,他教导他的门徒要“欢喜跳跃”。

耶稣宣称,宗教要义只在两点:虔诚地敬爱上帝,像爱自己一样爱身边的人。任何做到这两点的人,就是一位有信仰的人,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这点。我的岳父亨利·普赖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努力践行这条黄金法则,从来不会做任何卑鄙、自私、虚伪的事情。不过,他从来不去教堂,并自称是个无神论者。他才不是呢!是什么让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我让约翰·贝里来回答这个问题,他或许是在爱丁堡大学教授神学的人当中最杰出的教授了。他说:“一个人能成为基督徒,既不在于他接受了某种教义,也不在于他遵循了某种法则,而在于他拥有了某种精神,以及他对生活的积极参与。”

如果以此作为基督徒的标准,那么,亨利·普赖斯绝对当之无愧。

现代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在写给他朋友托马斯·戴维森教授的信中说,随着年龄渐长,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上帝了”。

我在本书的前面章节提到过,评委对学员寄来的克服忧虑的征文左挑右选,仍然难以在两篇精彩的故事中分出伯仲,后来只好把奖金平分给他们。下面是同获一等奖的两篇故事中的第二篇——讲述的是一位女士令人难忘的经历,她在历尽艰辛之后终于认识到,“她离不开上帝”。

我姑且称她为玛丽·库什曼吧,尽管她的真实姓名并非如此。她现在儿孙满堂,他们看到她的故事被公之于众可能会有点尴尬,所以我答应掩盖掉她的真实身份。不过,这位女士本人是真实存在的——千真万确。几个月前,她坐在我书桌旁边的扶手椅里,跟我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经济大萧条时,我丈夫平均周薪是18美元。我们经常连那点钱都拿不到,因为他生病的时候是没有工资的,而这是常有的事儿。他经历过不少小事故,还得过流行性腮腺炎和猩红热,而且经常患流行性感冒。为此,我们亲手建造的小屋也抵押了出去,欠了杂货店50美元,还有五个孩子需要抚养。我从街坊邻居那儿接了点洗熨衣服的活儿,又到救世军商店买回旧衣物,改改再给孩子们穿。我因为烦心而病倒了。有一天,我们欠了50美元的杂货店老板说我11岁的儿子偷了他两支铅笔。我儿子跟我说这事的时候伤心地哭了。我知道他是个诚实而敏感的孩子,我知道他在别人面前受到了侮辱,这件事成了把我击垮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想起了我们经受的一切不幸,却看不到任何对未来的希望。我当时肯定因焦虑而出现了短暂的神经失常,因为我停掉了洗衣机,把五岁的小女儿带进卧室,把所有窗户都关死,用纸和破布把所有缝隙都塞紧了。小女儿不解地问我:“妈妈,你在干什么?”我回答:“这边有点串风。”接着,我打开卧室里的暖气炉的阀门,却没有点燃它。我和女儿一起躺在**,女儿说:“妈妈,你今天好奇怪啊,我们才刚刚起床啊!”但我说:“没事,我们打个盹儿吧。”然后,我闭上了双眼,听着暖气炉中冒出煤气的声音,我永远都忘不了那煤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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