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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幸福港湾（第1页）

第九章幸福港湾

花田结伴去寻春，一笑相逢旧比邻。

两小无猜皆长大，看花人看看花人。

――成都竹枝词

“城阙辅三，风烟望五津。”这是初唐四杰之首，天才诗人王勃笔下的新津。新津境内有五河穿过、纵横、滋润；新津县城更是被称为水城在我看来，水城最有代表性的是大水南门、小水南门中的两条幽巷。这两条幽巷，很像鲁迅笔下的江南水乡。幽巷长约百多米。长长的幽巷两边排列着几乎一模一样的石库门房子。胡大孃家就住小水南门幽巷末端。其实，胡大孃与我们家也没有任何一点血缘亲戚关系。她是顺江吴店子人，离我们老家不过二里地，也是母亲认的。那时每年寒暑假，教师可不像现在这样休假，而是集中到县上进行政治学习。期间，母亲将我和弟弟“寄放”胡大孃处，弟弟“寄放”时间最长。

胡大孃是一个能干，自尊自强的中年妇女、寡妇。她丈夫在新中国成立前当过宪兵，幸好去世早，不然，肯定会祸及她及他们的儿女。胡大孃没有正式工作，靠她精妙的手工劳作，给人做鞋做衣服，维持一家生计。胡大孃从来不显穷，从来不叫苦，衣服穿得伸伸展展的，说话做事得体。她的儿子，我们叫胡哥哥的，因生计所逼，在母亲尽所能供他读完初中之后参了军，是海军，在海南岛三亚一个海军气象站当技术兵。胡姐姐初中毕业，在家帮母亲做些手工，补贴家用。

这家石库门房别有洞天。上两级阶梯，将高高石门槛后两扇半隐半开厚重的黑漆大门吱呀一推，迎面是罗嬷嬷家。这家石库门房中嬷嬷众多。我们口中的这个嬷嬷那个嬷嬷都是夫姓。罗嬷嬷的丈夫罗医生，平素都不在家，在离县城很远的一个公社医院当医生，周六下午回来，星期天下午回去，雷打不动。罗医生正值不惑之年，不高不矮的个子，胖胖的，红红的脸上笑意盈盈。罗嬷嬷是家庭妇女，在家料理家务。他们有两个儿子，小的是我们的小伙伴。大儿子原在南河对面、宝资山半腰上那所民办中学当教师。几个年轻教师或许为《新疆好》那首地方味浓郁，旋律优美的歌曲所吸引，偷盖学校公章，跑去新疆寻工作，半路上被拦回来。其实这也不是个什么大事，却轰动全县。之后，书是不能教了，罗哥哥当起临时工，很少在家，长期飘零在外。

转过罗家，迎面是一个逼仄细长的天井。再晴好的天气、天光日光都被天井上方狭小的空间逼漏得所剩无几。天井内总是阴黢黢的，将住在周边的胡大孃王嬷嬷两户人家映照得很暗。胡大孃家正对天井，王嬷嬷家斜对天井。王嬷嬷家那残留着这家主人富有荣光的雕花窗棂外，一道有扶手的之字形的楼梯从窗前盘旋而过而上。

楼上，面朝天井，住在一字排开四间厢房内的郭家，才是这间石库门房的真正主人。当然，这时，这石库门房也早收归国家，像成都宽巷子X号我七孃家一样，成了大杂院。不过两相比较，成都宽巷子的大杂院相当阔大。新津小水南门的杂院格局小得多，清幽得来冷浸浸的。

楼上姓郭的男人，才是这家的真正主人。楼上郭家，用一整间上房替大伯保存了一屋子书。想来能与大伯交好，替大伯保存一屋子书。并且，我在将大伯的话“不用保存了……”带给他们之后，他们还是继续保存这屋子书，可见这家主人同大伯相交很深，成分肯定也不好；郭家男人如此爱惜书，爱惜字纸，文化绝对不低。不过，这家男主人我从来没有看清过，他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过上过下步履匆匆。头上戴上那顶草帽，好像不是拿来遮风挡雨，而是拿来遮他的脸，不让人看清。郭家男人很少在家，他在外拉牛车挣钱；回了家也是往楼上一躲，影子人似的。所谓拉牛车，是他养有一头黄牛。装满东西的架架车由牛拉，他不过在在旁边扶辕把握方向。牛不肯走，不出力时，他甩上一鞭子就是，比我父亲他们那样在地上爬似地拉架架车松活多了。郭家男人之妻，我们叫郭嬷嬷的，大概也就三十多岁吧，是院子中嬷嬷中最年轻的，也是最有姿色的。不过，她总是着素装，剪齐耳短发，走路很轻，连蚂蚁都怕踩死。走路时，她总是有意无意将腰佝起。如果她肯将腰打直，身高应该有有一米六几，面容清丽。他们的两个女儿，大的玉凡，小的玉谣，也像她们的母亲一样，一缩一缩的，离群索居。

楼上的唯一男性叫郭铭中，是这家郭姓男主人的兄弟。看不出他的具体年岁，看起来老苍苍的，上楼下楼也老是佝着腰，一生没有结婚。他不结婚不等于不想结婚，而是找不着，没有人肯嫁给他。

一早一晚听见楼梯轻响，那是郭铭中早出晚归。他在县城最繁华的模范街做小生意。佝着腰的他，手上总是提着一个有点沉的长方形竹篮。如果揭开盖子，可以看见里面装的大都是不锈钢镊子、别针、老光眼镜类似小玩意小东西。不过那时那些小玩意小东西质量很好，扎扎实实，货真价实。他送我一把牙科医生用的不锈钢镊子，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都是完好如初，明光锃亮。

住胡大孃隔壁的王嬷嬷，她的丈夫，据说是冤假错案，被判刑劳改，一直没有回来过。王嬷嬷带着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靠卖新津特产大草纸艰难度日。除了郭嬷嬷，院子中诸多的嬷嬷，生活大都艰难、不幸；但都不见沮丧；，从早忙到晚，很有生活韧性。王嬷嬷是乐山人，说一口地道乐山话。她把“盐巴”说成“延巴”，“馍馍”说成“某某”，有趣得很。我们有时在私下学王嬷嬷说乐山话，笑得哈哈的。这时，王嬷嬷的女儿小玲、小玉和儿子建中，都显得有些不高兴。

楼上，郭铭中住头上最好的一间房。这个郭老汉虽然平时寡言少语，却喜欢我们兄弟去他住的屋子耍、观山望水。那间屋子四四方方的，光线好，视线也好。在他那间房子里，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没来由地想起水泊梁山。推窗亮槅，不仅可以将水巷中的一切尽收眼底，而且可以看见眼下那段古城墙和古城墙之外波平如镜的南河；南河上的打鱼人家，舟来楫往；河对面画屏似的宝资山、老君山等一抹清翠。可以看到宝资山侧，三江交汇处的一派吞吐洪荒似的汪洋。郭铭中肯定是读过好些书的。有次他指着三江汇合处那一派汪洋对我说，那里应该就是王勃诗中所指“烽烟望五津”。

新津是成都西去的咽喉之地，第一要地。连跨三水的新津大桥未修起前，来往的车辆行人，在新津与五津两镇之间，不得不下船上船，上船下船。连到了洪汛期，两岸顿时路断。十八军进藏的车队，在两岸的川藏公路上，烟云般排向天边。原先三水间若干青葱的小岛，好些被洪水淹没。小岛上茂密的树林没入水中，在激流中急速摇曳的枝叶，好像落入水中女人头上随水急速飘动的青丝。汪洋中兀立而起宝资山，一改平日的清丽娴静，有种川戏中梁红玉击鼓抗金的苍劲。它头上那座红柱黄瓦的六角亭，两边垂下一串红灯笼，灯笼的升降表示洪水的大小以及是否可以开渡，云烟袅袅中透出一种别样的壮烈情怀。

幽静的水巷，幽静的石库门房，是我们儿时的乐园。我们爱到古城墙上玩。高高的古城墙上，面南河起伏展开的锯齿形城堞，让我想起古时两军交锋，攻城护城、金戈铁马的战争景象。城墙砖缝隙中努力探出头来的野草；从青苔满布、滑溜溜城墙上爬上来的根茎细小的藤萝，在晨风、夕阳中浅吟低唱，好像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

苍然的城墙下，是一道圆弧形的城门洞。城门洞有两扇面向幽巷，从来不关闭的厚重木门；木门中央吊一副被岁月剥蚀得看不清原貌的斑驳铜质兽环。出城门洞，一道斜斜、缓缓伸进河水中的多级红砂石台阶，好像是伸出的一只玉臂，迎接出城挑水的挑夫；迎接下河淘米洗菜的胡大孃、罗嬷嬷类主妇；迎接载着货物而来，在此停泊的船帆。尽他们享用，尽他们方便。

水巷中人家大都是买水吃，胡大孃也是。胡大孃一天也就买一挑水。挑夫的水桶很大，鼓肚形的。挑夫下河挑水，那一对鼓肚水桶的水总是盛得满****的，走动时挑夫的扁担闪悠悠的，怕水漫出来，上面浮有荷叶。挑水夫也不见有多强壮，总是脚穿草鞋，裤脚高挽，披簑衣，戴斗笠。小水南门很静。挑夫挑着水一路而上，偶尔弄出点轻微声响，比如咳嗽一声或水桶在什么地方一个小小的碰撞，声音虽小，却立刻在幽巷中放大，产生长久的轰响，别有韵味。

咚咚咚咚、铿铿铿！不赶场的寒天，难免有点孤寂。这时，我们总是站在幽巷口面街的地方，看黄昏如何转成黑夜，看灯光如何哗地一下闪亮。这时，由镇政府组织的腰鼓队敲着腰鼓过来了。胡姐姐们青春靓丽，红男绿女。他们一边打着腰鼓，一边扭着腰肢，变换队形，尽情传达出这种来自陕北高原乐技的朴实苍劲。

细雨霏霏的下午，黄叶飘飞。少小的我们靠在巷子口，看着寂寥的长街。这是令人无端惆怅的时分。突然，从地区刚到县城演出杂技的的张一飞杂技团为招徕观众，一路吹吹打打而来。队员们穿着镶有红边金边的白色制服，吹着小号、洋号，打着大鼓；前面张一红色锦缎横幅，上面一排大字：“一飞团主、缪英（张一飞的夫人，同为著名杂技演员）女士”，亮出该团不俗的阵容和实力。一路而来的队伍中有滑稽的无所不能、令人捧腹大笑的大红鼻子小丑；有一路踏着绣球而来的杂技高手……于是，原本寥落的县城、冷清的县城一下子热闹起来、温暖起来。我们的眼睛一下子亮了，高兴起来，跟着张一飞宣传队跑上一截。

“你们要买什么人，你们要买什么人？”晚饭后，黑绒似的夜幕降临前，雾截横烟的水巷里，我们一群当地人称作半截子娃娃的孩子，在石库门前玩起游戏。

这时，如果轮到我应，我总是说：“我们要买大幺妹，我们要买幺妹。”大幺妹和我们一起玩游戏，她是隔壁石库门人家女孩，浓眉大眼，很有精神。每当这时，原本很有兴趣站在一边看我们玩的王嬷嬷，看我不买她的女儿小玲，神情有些索然。

胡大孃家是一间屋两张床。夜晚，她和胡姐姐睡一张床，我和弟弟睡一张床。冬天夜长。有时我半夜醒来，发现胡大孃还没有睡。她和衣半截身子倚在床挡头，身上盖着被子，戴着老花镜在纳鞋底，挣钱。一盏拄在她旁边桌上的油壶子灯发出晕黄的光，真个一星如豆。影影绰绰中，可以看见她身边墙壁上挂有一个小相框，框中那张黑白照，是胡大孃的死去多年的丈夫。那张黑白照上的男人，不是我想象中宪兵的凶神恶煞。要知道，那时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可是上了档次的，可是要专政的！照片上的男人还年轻，可能也就是三十来岁，眉清目秀；穿件灰布长衫，寸头，温文尔雅，一点也不像个国民党宪兵。朦胧光线中，那男人的头似乎微微有点侧。我应该叫作胡伯伯的那个男人，似乎满怀歉意，耳语似地在对他妻子说：对不起，辛苦你了！带惜了你、你们……男人清澈如水的目光中，含有很重的忧伤。

忽然闻见一阵棕叶烧煳的焦香。胡大孃将被子一掀，将煨在被子里取暖的烘笼提出来，将烘笼里的子母灰一擀，拿出一个烤好了的粽子。剥开层层棕叶，哇！她手中是一个烤得黄酥酥、香喷喷的粽子。深夜劳作的她要靠这个小小的粽子充饥。有好几次，也许是粽子太香，我发现，我醒了，胡姐姐醒了，小弟也醒了。不过，我们都没有出声。因为，如果我们一出声，胡大孃发现我们醒了，断然不会吃这个粽子，会让给我们吃。而一直开工到深夜的她，这个粽子对她有多么重要！我们虽然还小，虽然不懂事，但都不忍心。胡大孃吃了这个小小的粽子，往往继续劳作到天将破晓，才熄灯睡上一小会。天蒙蒙亮，她赶紧将被子一掀，起来，到南河淘米洗菜，为我们做早饭，开始新一天的生活、生计，劳碌。

“哥！”一个深夜，小弟推醒我，他好像在哭。情知不好，我赶紧叫醒胡大孃。她答应时，赶紧掀开被子，擦燃火柴，点亮油壶子灯，端着一灯如豆的油壶子灯过来一看，哇！小弟在流鼻血，鼻血长淌。他爱感冒，感冒倒好未好时，爱流鼻血，这是他的老毛病，但从来没有这晚凶。怕他失血，胡大孃拿毛巾将他的鼻孔塞住，这样一来，长流不息的鼻血流回小弟口里。

“小毛！”胡大孃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状况，一时没有了主意。她很快想出权宜之计，要弟弟将涌泉似的鼻血吞进肚里去。

咕咚、咕咚！听得清小弟吞血的声响。脸色很有些苍白，动作也有些慌乱的胡大孃很快镇定下来，有了主意。

“银松！”她叫胡姐姐把小弟的头抬起来些，在家等着，她立马出去请医生。那天晚上很冷，麻风细雨，整个县城寂然无声，凄风苦雨。

咚咚咚！胡大孃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后街中医院，去就猛敲门。那时不兴深夜出诊，因为需要深夜抢救的病人很少，尤其是中医院。夜已深。中医院两扇并不宽大的门已然紧闭。门楣中间一盏不甚明亮的电灯在凄风苦雨的夜间，划出一分很小很黯淡的光明。

胡大孃扑到门上，不顾一切架势敲门。

很快，胡大孃带回来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有很好的针灸技术。这个戴副眼镜瘦瘦的穿白褂的中年医生，见状忙不迭打开他带来的那个有红十字的药箱，拿出瓜子针，在小弟的多个穴位上扎下去。中国的针灸真是神奇，几针下去，小弟溃堤似不断外涌的鼻血止住了，不流了。那个瘦瘦的穿白褂的中年医生，这才轻轻舒了口气，对胡大孃说，幸好你搞得快，不然，这个小娃娃这样敞起流下去，就危险了。

以后母亲知道这事后，对胡大孃千恩万谢。

“胡大姐！”母亲说，“我不知该咋谢你。如果不是你，我的小毛可能就没有命了。”

“谢啥子谢！”胡大孃对妈说，“以往要注意小毛这个毛病。陈老师，你两个这么乖的娃娃放在我这里，我就是拼了命也是要救他们的。”

小弟寄放在胡大孃家的整个时期，是他童年时期最温馨、最难得、最舒适、最值得回忆的一段幸福日子。

小弟还在吃奶，母亲就丢下他离家而去，参加革命工作。那时小弟因为饥饿，因为惊吓，头大颈子小，类同磨心，被折磨得有些神情呆滞。幸好母亲在牧马山找到可以寄养小弟的罗家。是刚上中学、身体也弱，只有十二岁的大姐背他去的。大姐身上只有一分钱。那时，一分钱也是钱。从老家顺江乡下老家去牧马山罗家，至少二十多里，还要爬山。那是夏天，在金刚刚的日光中，大姐背着小弟一路而去，不堪重负，又饿又累又渴又热，汗流浃背。过岳店子，大姐用一分钱买了一个大地瓜，将地瓜全部给了小弟吃。大姐最后眼冒金花，实在背不动了，虚弱得要倒似的，大姐只是趴在田边喝了几口田里的水，坚持着把小弟背到了牧马山上的罗家。我们姐弟四个中，比较起来，小弟受到的创伤最巨，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心灵上的。因为他当时最小。胡大孃对他视同己出，关怀备至。小弟在胡大孃家的那段日子，我也是也跟着沾了光的。

当我们家大体走上正轨，如牧马山宝峰寺二孃说，我们进了屋，已经不在天坝里淋雨。这时，母亲上山将二姐接到身边，在五津读完小学，上了中学。接着，母亲上牧马山宝峰寺二孃家接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