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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幸福港湾（第2页）

那是一个星期天。那天，我坐卧不安，深怕二姑爹、二孃不放小弟。想想嘛，二姑爹与再婚的二孃没有生育，二姑爹特爱男孩子！二姐、小弟在人家“寄”了那么久，母亲给他们钱也是象征性的，而且他们还经常不要。当时母亲月工资只有二十多元，虽然当时物价便宜，一个鸡蛋两分钱，一斤猪肉四角钱。一个老师一个月的炊食费六元钱，我和弟弟每月的炊食费算半份，加起来也就六元钱，但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又都要上学，经济相当困难。大姐在县中读住校，被中三年连单独的被子都没有一床，还是一个姓钟的同学看她可怜，让大姐同她一起睡，盖一床被子……

那一天，我担着心，中午过后，再也耐不住，出了五津镇，站在机场边缘，踮起脚朝岳店子方向看。终于，夕阳衔山，万点胭脂色的光斑在脚边的岷江跳**时，我远远看到那条飘带似的小道尽头出现了两个小黑点。很快，我心中一喜，看清了，母亲带着小弟一路而来。小弟头上戴一顶其大无比的解放军旧军帽，手中捧着一个锅魁，边走边吃。这个锅魁，肯定是母亲在岳店子给他买的。

“小弟――！”我扯伸一趟子跑上去，双手一抱，将弟弟抱在怀里。

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二孃、二姑爹还有三姐，从不来打扰我们。每当二姑爹挑着他们家产的又泡又甜的红甘蔗从山上下来，挑到五津卖，总是不忘给我们送来几根红甘蔗；二姑爹将红甘蔗往母亲的床底下一放就走，留都留不住，水都不喝一口，自觉自尊得很。

只有一次，二孃坐着她大女婿推的鸡公车，到花桥乡下她大女家去，叽嘎叽嘎地路过五津镇，路过五津小学门前，恰好被母亲看到，母亲将二孃生拉活扯到寝室里坐了一会，吃了一顿午饭。为招待二孃，母亲破天荒地让我到对面的红锅馆炒了一盘酱肉丝。二孃吃了一点，将一盘酱肉丝大都擀给了我和小弟两个小馋鬼。不仅如此，二孃从她那总是拴在身上的围腰上的百宝箱似的大口袋里掏出了很多炒花生、炒胡豆、炒红苕片给我们吃，多的都给了我们。二孃、二姑爹就是这样，对我们总是付出，不思回报。

自从母亲调到龙马中心小学当校长后，我们与山上的二孃一家断了音讯，当再续上线时，已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许是男孩子对父亲有种非同一般的思念，弟弟回到母亲身边不久，出事了。

当时，全校老师备课、改卷子，统一都在一间长方形的很大的办公室里。

五津小学的黎校长三十岁了，在那个普遍早婚的年代，黎校长绝对是晚婚青年，甚至可说是中年。也许他那张脸长得有点疙疙瘩瘩，不招女人喜欢。因此，他仕途顺畅，婚姻不顺，找了不少，都没有耍成，用今天的话说，黎校长是标准的钻石王老五。黎校长算是老革命，解放前在成都读高中时，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工资是全校最高的。有人给他介绍一个邛崃中师毕业的何老师。何老师年轻漂亮，爱穿一身白衣服，身材也好，走起路来水上飘似的，简直就像仙女下凡。老师们开玩笑，说何老师是何仙姑，说黎校长找了个何仙姑，听得黎校长本来就大的嘴笑起来更大。不知为什么，耍了一段时间，黎校长宝贝得不行的何仙姑坚决不干了，气得黎校长得了寸耳寒（当地土话，医学名应该是扁桃体严重发炎）。好在何仙姑的堂妹填上了这个缺，何表妹也是中师毕业。相貌当然比何仙姑就差远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偌大的办公室没有人，清风雅静。偏巧早上我用簸箕捕到一只麻雀，我在麻雀的细腿上拴了一根线玩。不意这麻雀蹦蹦跳跳地将我带到了办公室，再几跳，从我手上逃脱了。好在麻雀没有飞，从一个门槛下的洞，钻进了里间屋子。我急了，上去将门一推，门没有关，一下就推开了。推开吓我一大跳。黎校长睡在**，用双手死死箍住何表妹的粗腰不放。何表妹脸通红，想挣起来，可黎校长就是不放。显然，她刚才也同黎校长睡在**。她是听到声响，看到我进去，倏然受惊挣着坐起。然而，黎校长不管这些，照样睡在那里，双手抱住她，深怕她跑了，稀罕得不行。

我虽然还是个读丁丁班（初年级）的小学生，完全不懂男女之事，但本能提醒我不要打扰他们，赶快离开。我连跑进去的麻雀也不要了，退出去，懂事地替他们关好门。

那时的教师很尽业，备课改卷常到深夜。那晚，备课改卷毕，母亲和刘老师她们几个老师，去宵夜，去刘汤圆吃汤圆。

那时汤圆是两分钱一碗，母亲大多只吃半碗，半碗是两个汤圆，一分钱。

刘汤圆是个精明利索的中年妇女。其实，她丈夫才姓刘，她是跟着丈夫姓。她丈夫去世早，膝下有一儿一女。儿子与我二姐一般大，读中学，幺女与我弟弟一般大，还没有上学。

刘汤圆问我母亲，“小毛他爸是不是回家探亲来了？”

“没有呀！”母亲感到诧异，问刘汤圆咋回事？刘汤圆说，“小毛今天知身上别了好多钱，买东西招待小朋友们吃，我家幺妹就吃了他个棒棒糖。我说小毛，你咋个这么有钱，他说，我爸爸回来了。这钱是我爸爸给我的。”

听到这里，母亲眼都大了，心中咔咚一声，知道糟了，黎校长这天丢的三元钱，肯定是小弟偷的。

黎校长有个习惯，中午时分，天气热了，爱把他穿在身上那件笔挺的凡尔丁灰色制服往他那张办公桌前的椅子上一套。黎校长很有钱，他的衣服里总是放有钱。这天中午，黎校长不知要买什么东西，往衣服口袋里掏钱，发现放在里面的三元钱不在了。

那时的钱很值钱，三元钱不是一个小数。当然，黎校长也不太在意，只是感到讶异。他一边回忆，一边问自己：“咦！怪了，未必我记错了，明明我是在衣服里放了钱的……”那时，人们虽然普遍穷，但社会秩序很好，人们道德水平很高，几乎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第二天是周末，学校放学以后，老师大都是本县人，都走了。学校里清风雅静。母亲把我和弟弟，还有刚上中学、周末回来的二姐，一起叫到学校后面操场边一间教室里审问。那天下午天气不好，好像在下黄沙，天昏地暗。

那时母亲脾气不好，对我们的不是，动辄开打，打耳光，有时打得我们鼻血长流。我们都怕她。母亲满面秋霜。

“站好！”她在板凳上一坐，要小弟端端正正站在她面前，一副审问的架势摆起了。我和二姐站在小弟两边，陪审。

“你是不是拿了黎校长的钱？”母亲端单刀直入。小弟一一点头承认。啪地一声，母亲一巴掌打在小弟弹指可破、皮肤白嫩的小脸上，打得小弟站立不稳，晃出一个趔趄。那啪地一声，在光线昏黑的教室里溅起经久的回声。我为以小弟要哭，可是他没有哭，他吓呆了。

“你说咋个办吧？”母亲问小弟，小弟六神无主，没有回答。“太耻辱了！”母亲威吓唬小弟，“你去死哈，跳进西河去死！”不意小弟点头应承。小小的他转身，出了天光黯淡的教室，真的沿着那条穿行在茅草中的小道，走得一颠一颠地，朝远处流水声哗哗的西河走去。

“妈！”我同二姐同时哭出声来。母亲给我做了个手势，我赶紧跑去，将小弟抱了回来。

母亲升“官”当了龙马中心小学校长后，我跟在她身边读书，小弟一直寄放在胡大孃家达两年之久，直到他读书。可以想见，从小缺少爱抚，心灵伤痕累累的小弟，沐浴在胡大孃比母亲还温暖的爱河里，是多么享受。

那个夏天，又是暑假，胡姐姐参加工作走了，当海军的胡哥哥第一次回家探亲。胡哥哥个子不算高，相貌端正，白白净净，人年轻，穿一身蓝白相间的海军服，相当打眼睛。胡哥哥真像我们的大哥哥一样。华灯初上，他带我们到模范街那家最好的面馆，请我们吃五分钱一碗的味精面。那时，味精刚刚传入中国。吃味精面很了不起，也很好吃。

“胡哥哥，你是海军，游一个泳给我们看嘛！”那天中午，金阳在波平如镜的南河上闪烁。我们认为海军游泳技术一定高强。胡哥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他将我们带到一个少有人到的大树下，海军服一脱，下水就是一个潜泳。好久好久，他才现身，现身时已到河心。

“得行、得行！”我们拼命给他鼓掌，胡哥哥给我们表演了蛙泳、自由泳等……把我们羡慕得不行。

胡哥哥带回许多漂亮的红珊瑚。他到母亲当校长的龙马小学去做客，他将那些美不胜收，形状各异的红珊瑚送我们好些。胡哥哥巧手将那些珊瑚在盛了清水的瓶瓶罐罐里一插、一布置，母亲那间原先贫寒的陋舍顿时蓬荜生辉。

小弟要回母亲身边读书了，胡哥哥的假也到了。那天，胡哥哥顾不上自己的事，坚持送我们回龙马。新津到龙马十五里。出城，上川藏公路，过了那座红柱黄瓦，风格典雅的黄鹤；再过隆隆作响的刘家碾，到这里，路分两条：直走是川藏公路，另一条分叉的乡间公路，通到举世闻名的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胡哥哥将我们送到那条乡村公路之字形一拐的石桥边，我不让胡哥哥送了，因为他第二天就要离开新津，离开他的母亲，他还有许多事要办。可是，他坚持再送我们兄弟一程，要把我们送到离学校很近地方，不然他不放心。说是这个季节，乡村野路上不时有疯狗出没，谨防咬住你们……我知道，这是胡哥哥的托词，其实他是舍不得我们。

天高云淡。胡哥哥硬是一直将我们送到董祠堂，透过董祠堂前面高地上一片疏疏的小树林，龙马小学已经清晰可见。我们请一头是汗的胡哥哥务必去我家坐一坐，最少喝杯水。说是，多的路都走了，这几步算什么！他却不肯。他是怕给我们添麻烦。胡哥哥、胡姐姐都像他们的母亲胡大孃一样。

胡哥哥对我们扬了扬手，放心地掉过头去走了。这一走，就是几十年，当我再次看到他的时候，已是垂垂老矣，得了重病，要换肾又没有钱。他已经不想活了，但他仍然像他母亲，已经去世多年的胡大孃一样志气，不肯接受我们的帮助，一任死神敲门。

当时，我和弟弟站在那株像老爷爷一样，高扬着手臂的虬枝盘杂的大榕树下，恋恋不舍地目送着一身蓝白相间海军服，海军帽上拖着飘带，相当引人注目，人见人爱的胡哥哥沿着那条送我们而来的曲曲弯弯的小路走去，走进绿色为底，五彩斑斓的夏天原野纵深，走成一个小点，一直走到看不见。

自此，我的生活由三点变成了两点。除了读书的学校，寒假暑假，我只能去成都宽巷子X号父亲家，如果说那也是家。

过后的日子，我就像一只飘泊无依的小船，驶离出了温暖幸福，避风避雨的港湾，驶进茫茫的黑海，载浮载沉，漂到哪里就算哪里。在黑风恶浪的摧打下，我这只小船，随时都可能沉没毁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