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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寻找英灵（第5页）

风雨促悲怀，歼仇报国，与我同心，明耻教军，与我同志，英气在天魂在阵，故人相助必如生。”

会上，邓锡侯宣读了蒋介石祭文：

“维中华中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八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遣代表吴恩豫，谨以香花茗果之仪，致祭于王铭章师长之灵曰：国运屯蹇，倭夷跳梁，既躏北陆，复肆东杭。粤维王君，实奋鹰扬，杀敌致果，气贯星芒。守峄守滕，坚扬金汤，胡天下昂，竟丧元良。舍生取义，积懋旌常，马革归来，哀骈一方。眷怀壮烈，奠致椒浆，悠悠遐风，千载弥光。”

然后，专门扶灵从前线归来的孙震率41军副军长董长安（董宋珩）、师长曾南夫、参谋长袁云风等一干与王铭章生前的同事战友，共约百人，前往成都东城根街王宅致祭，行礼如仪后，在致为哀痛的氛围中，孙震宣读了祭文：

“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孙震恭率全国官兵，谨以洁牲旨醴，不腆之仪，致祭于追赠陆军上将第122师师长王之钟兄之灵而告曰：呜呼！邦国殄瘁，人之云亡，抚棺伤痛，此别悲凉。祭君之魂，哀君之逝，思君荩篝，劳君辅济。寇氛未扫，遽折忠贞，战云未息，遽陨干城。君我同心，兵戎克整，壮业待成，不见君影。君我同心，踊跃偕行，大功待竟，不见君影。晋东鲁南，赖君坚苦，扬我军威，卫兹国土，登陴督阵，耻后争前，全军决死，君卒身先。谓天无知，言何所依，遗骸得归，宁非天助。谓天有觉，源何所根，催夺良将，酷似天昏。埋骨丘墟，名垂简牒，歌泣交饮，光辉重叠。神游宇宙，墓近乡关，英风浩气，遐尔追攀。羽飞频繁，为君小住，执绋送灵，将还远戍。君归窀穸，我赴疆场，桔满荆岳，天各一方。君显忠灵，我怀节烈，集众歼仇，焚巢扫穴。维期努力，共挽沉沦，最后胜利，以慰故人。”

闻鼓鼙而思将帅，国殇同哭，忍标遗像肃清高。”

李宗仁的挽联：“碧血洒滕城，壮志难酬，只惜英才多死职。

玄棺归蜀道，英魂不返，当为厉鬼助平倭。”

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挽联：“将军一去，大树飘零，痛鹤泪华亭，歌唱大风思猛士。

浩气长存，山河呜咽，听猿啼巫峡，更传刁斗惜干城。”

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仁的挽联：“身死泰山重，魂归蜀道难。”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的挽联：“与孤城共存亡，视死如归，裹革尚留残齿在。

与天下倡忠义，闻风兴起，请缨纷系虏头来。”

此外，还有郭沫若、邵力子，鹿钟麟、邓汉祥等全国各地军政要员，法国外交部驻川办事处发来的挽联、悼词，数不胜数。哀乐阵阵，白絮飘飘，前来王铭章将军的的遣像灵柩前哀悼的人群络绎不绝。成都《新新新闻报》以一副挽联对此作了形象的总结概括：

“浴血守滕城，直到弹尽矢穷，临危抽光弼靴刀，南鲁军民齐痛哭。

孤忠酬马革，管他狼豕仔突，拼死保中华领土，西蜀父老望旌旗。”

是日，王铭章灵柩被运回新都原籍落葬，由孙震主持典礼，新都各界公祭，送殡人员及民众达10余万人，由新都县县长陈开泗主持公祭后，故上将王铭章的忠骸终于落地，安厝于家乡饮马河附近的新茔。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王铭章的陵墓同刘湘的陵墓一样难逃厄运，被挖地三尺。党的三中全会后，王铭章被追认为烈士，他的茔墓不仅得到恢复，人民政府还给他塑了一尊像。身穿黄呢军服的王铭章，腰挎战刀，英姿勃勃地骑在他那匹最心爱的宝马雪里红上，手拿望远镜，指挥着千军万马，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前进。让人们在这尊塑像前，不禁想起那段过去的峥嵘岁月，肃然起敬。

八年抗战，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的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完全胜利。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中，中国伤亡平民1800余万，军队伤亡380余万，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1000多亿美元。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军民歼灭日军133万余人（不包括在东北地区前6年伤亡数和在滇缅作战中，被中国军队毙亡毙伤数），128万日军向中国投降。

何应钦在《八年抗日之经过》回忆录中如此说：“抗战全面爆发后，川军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人数居全国之冠。此后8年中，四川省在抗战中征集壮丁达300万人以上，这个数目加上出川抗战的川军，总计约350万人。也就是说，每十五、六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人上前线；全国抗日军人中，每五、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四川壮丁，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还强。据资料统计，抗战8年，川军牺牲巨大，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五分之一，即阵亡26万多人、负伤35万余人、失踪2万多人，总计64万余人，又居全国之冠。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这些，也是全国之冠。”抗战期间，何应钦一直担任军政部部长兼总参谋长，此数字，当是准确的，也有权威性。

名记者范长江在一篇战地通讯中谓：“昔诸葛亮六出祁山所到不过渭水，姜维九伐中原，始终未出陇南一隅之地，今川军竟横贯几千里外，勒马泰山边，西望巴蜀，东指扶桑三岛，四川军人之光荣，实亘古以来所未有。故上至将校，下至士兵，皆表现为一致愉快之心情。”

如前所述，这样一场伟大战争中，立了大功的抗战英雄李绍坤，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却只能去拉等同于劳改的架架车。他的“旧军人”身份，竟致影响到子女前程。他的大儿子，本来读书成绩很好的李名扬，高中毕业不能读大学，只能很委屈地去成都锁厂当工人。

受央视委托，我开始全身心寻找李绍坤李名扬父子。

寻找首先从我父亲开始。父亲今年99岁，耳朵完全听不见，好在思维还算清晰。他告诉我，你李伯伯比我大四岁，很可能不在了。他说，他最后一次见到李伯伯，大概是八十年代末期成都武侯祠办灯会期间。火树银花中，我出门，恰好遇到你李伯伯进去看灯会。他家离武侯祠很近。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是简短地交谈了几句。

成都话很幽默。有一句：老（乌）鸦笑猪黑――自己不觉得。父亲说，当时，我自己不知道自己老成了什么样子，只是觉得你李伯伯完全老了，头发全白，身体有些佝，不过精神还好。

父亲说，我特别问他政策落实没有？他说，没有！不过他笑笑，也无所谓了。能像现在这样，衣食无忧，人民安居乐业，不再搞什么阶级斗争；动辄给人扣帽子，把人弄上去斗争，弄得人心惶惶；人人都有条生路，生活能有奔头，他就很满足了。你李伯伯就这样想得开。他还说，当初他很小，吃粮当兵时，这样好的生活，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武侯祠门口人来人往，我们就那样简短交谈几句，彼此祝福多多保重，请来耍，就分别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不意这一分别，又是几十年。

唏嘘不已的父亲看出我的失望，想了想说，据我所知，你李伯伯他们家住的那一带，虽然平房折除盖起了楼群，但那一带的人好像都是就地安置。那一带属于汪家拐辖区，你不妨去问问，找一找。

父亲此说提醒了我。

我把电话打到汪家拐办事处，说明来意，对方信任我也理解我，不过，他们要我去找汪家拐派出所，因为，我要的信息，只有派出所才有。我把电话打到汪家拐派出所，说明来意。值班察官回应：他们一般不会对外告之辖区居民个人这些情况；这是个人隐私，他们不能透露。不过，察官说，鉴于我的情况特殊，也并非不可考虑。他建议我第二天亲自去派出所说明情况、要求；他同时把我的情况、要求向领导汇报请示。我当即接受了察官建议。

他们答应为我查找李名扬。值班女察官小范，在电脑上输进李名扬这个名字，开始查找。结果，全成都市叫李名扬的人有四个。一个是1918年生，另三个都是1955年以后生人，显然不对。所长和小范反复问我，启发我，我要查的人：“李名扬”这个人名字对不对？

我反复搜索我的记忆。我确信没有记错！当时，我之所以对“李名扬”记忆很深，就像刀劈斧砍留在记忆里，就是我一听到这名字，就确信，李伯伯是把他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名扬”！另外一个记忆深刻的是“成都锁厂”，李名扬工作地。

我对小范警官说，这个名字肯定没有错。如果我万一记错，他不叫“李名扬就是李扬名！”可是，电脑上搜出来的人始终对不上号。

这里，我是百密一疏。我忘了在那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年代，动辄批判名利思想，李名扬完全可能会将他那个“名”改了。后来证明果然是，他将他那个“名”改成了日月明的“明”。

通过公安部门查找李名扬劳而无功，失败了。“李绍坤”这个人当然也更是查不到。所长告诉我，如果我要查找的人，确实是实有其人却在电脑上查不到，那就有两个可能：一是人已经去世不在了；二是人离开成都，不在大成都的范畴内。

他们又问我，会不会因为时间久远，我的记忆发生了混乱，把要查的人的名字记错了记糊了？！

在我看来，李伯伯肯定已经去世。至于“李名扬”我深信没有记错，那他到哪里去了呢？去世了？不对，他才多大年岁，于今也不过七十岁上下而己；要么，他已经离开了成都？

警官们看我一筹莫展的样子，建议我去成都锁厂找找！啊，不对！他们刚刚提出这个建议，又立刻否定。因为成都锁厂早就没有了，无从查起。又有人建议，要我到今非昔比的横小南街那片住宅区找找，或许可以碰巧问到。最后，他们让留下电话号码，说是他们会继续帮我留意寻找，一旦有了消息告诉我。我去了那片今非昔比的横小南街住宅区寻找，到处问，没有查到；没有任何一点消息。

年关将至。成都文化中心每周有个定期的“成都故事”讲坐，我应邀去讲过两次。听众大都是熟悉成都掌故历史，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中老年人。我每次去，发现足可容纳200余人的讲堂里座无虚席。成都文化中心希望我在10月5号那期去讲讲，因为他们在日前的《成都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我出了本新书《雾锁峨眉，蒋介石谋川纪实》应该是有讲的。他们说，我每次去讲，反响都相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