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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情归故里（第2页）

三姐一家人，多么知趣自尊！多么替人着想！多么善良！多么大度！三姐的身上有二孃的影子，三姐的家人也是。这样的气节，这样的自尊自强，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上，哪有不发起来的！

告别三姐一家人，我们去新津寻找小水南门那条幽静的水巷；寻找水巷中胡大孃住过的石库门房；寻找古城墙……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了，**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高达二十多层的楼群。

我们打听到，罗嬷嬷、王嬷嬷、郭嬷嬷已经去世多年。他们的儿女有的在新津，有的云散全国各地，所幸都生活得不错。胡大孃的一儿一女，我们叫胡哥哥胡姐姐的。胡哥哥从部队转业回来在成都一家过去很有名的国防大厂当了个一般干部。胡姐姐在深圳。胡大孃一直在深圳跟着胡姐姐。胡大孃那年回来过年，在儿家住了一段时间。在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原先“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产品卖不出去，胡哥哥家的境况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胡哥哥家住的房子小，不方便，我们要胡大孃住到我们家来，她不肯。她要回深圳了，弟弟要给她买飞机票，她不肯。弟弟对她说，你那时对我们那么好，我现在给你买张飞机票表表心意，天经地义，微乎其微。然而，胡大孃就是不肯、犟。她说她有儿有女，要买也得他们买。她叫着弟弟的小名，小毛，如果你硬是要给我买，胡大孃就不走了，让飞机票作废。我们都知道她的脾气、个性，真是没有敢拂她老人家的意。最后她故土难离，到哪里都住不习惯，那么大年纪的她坚持一个人悄悄回到新津，租了间房子住，最后在新津去世，算是叶落归根，了了她最后的心愿。

我们去了龙马小学。龙马小学也变了。原先学校前后绿草茵茵的操场没有了，大树小树都没有了。成片的绿荫婆娑的竹林没有了。学校的前后沟渠没有了……多的是房屋。在这些原先悦人眼目的地方，代之而起的是房子，都是房子。是犬牙交错，显得有点杂乱无章的那种各有围墙的小洋楼群。它们你挤我我挤你，很霸道地，尽可能地切割占有空间。视觉上，让我感到差点出不过气来了。

我陪母亲走进这所她当了多年校长的完小。是一个星期天，偌大的学校里很空。除了一排排的教室，少见花草树木。遇到一个中年女教师，她同母亲聊了几句，她是附近王林盘人，居然知道母亲和我们一家人。

在这所比原先大了许多，几乎完全没有花草树木的完小里，我们只找到一株还认识的皂角树。原先它兀立在属于厨房范畴的一个小院里。现在，小院已经不在，但它还站在原地。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株皂角树没有多大变化，枝丫多刺孤独伶仃，显得落落寡合。

当年，我们一帮老师的子女在这个小学读书时，每当夏夜，皓月升空，我们总爱围在花坛前奢谈理想。凉风习习，空气清新，竹梢风动。硕大的花坛上，白天那些竞相开放，争奇斗艳的鸡冠花、七姊妹、月月红等等在水如银的月光下，全都睡了。大花坛之后，当校长的母亲领着老师们在大办公室里集体办公。每个人的办公桌上点的一盏煤油灯。灯光温暖、祥和。远远看去，在黑绒似的夜幕背景上，盏盏煤油灯像是夜幕中闪烁的多个红宝石。

天上一轮白玉盘似的明月，在钢蓝色夜幕上巡行。月亮突然很亮，我觉得前程一片光明；云翳遮月，四周变得黯淡起来，我又觉得前程跟着缥缈起来。少年的心，就是这样多变不定。

我曾经专门去寻找过那条让我印象深刻的小路。可是，哪里还有？那条幽远美丽的乡村小道早就拉直变宽，成了功能性很强的柏油公路。公路上穿梭着轰轰作响的大汽车和小汽车。小路两边原先纵横展开的水渠、烟村人家，绿得发黑的林盘也都没有了。那些一早一晚袅袅升起的炊烟，夕阳西下时向着胭脂色的天空翩跹飞翔的鸟也没有了。农家小院的篱笆和在篱笆上开得很梦幻的蓝的、白的牵牛花没有了。田园没有了，人口稠密了。到处都兀立着显示初步富裕起来的农家小洋楼。那条将我隐没在一片金色花海中的川西平原的乡间小路，只能到梦中去寻找了。

还有很多次，我在新津城内细细寻觅那些曾经深深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人和事。新津邮局原来临近郊区，现在成了闹市的市中心。

这里，原是县计量局。计量局对着那个既没有花也没有树，不叫公园的公园。

那是1963年仲夏的一个星期日，我在参加工作很早的初中同学夏金元那里闲聊。其实，我是想在这里打个精神牙祭，借以转移饥饿的煎熬。全国全民性的大饥荒尚未过去，市面上水打过似的，什么都凭票供应。县城里若干由县广播站统一管理的高音小喇叭，早中晚三次定时广播时政社论，中间穿插歌曲，有些歌曲相当好听，一直流传至今，比如《红湖水浪打浪》、《珊瑚颂》等。

突然，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当时就唱出名，一直唱到今天的《马儿啊，你慢些走》唱响了，唱得映山映水。歌声强烈吸引了我，让我神往。这时，对面门帘一掀，一个红衣少女飘然而出。出来的竟是我高一的同班同学夏琼英。原来，她父亲是夏金元供职的这个县计量局的局长。

十五六岁的她，穿一件质地很好的中长水红大衣，短辫子，皮肤白白的脸上戴副琇琅眼镜，亭亭玉立，如新月如春笋，特别文静。我不记得我同她说了几句什么，也不记得她是何时离去的。当马玉涛反复咏叹“我要把这美丽的景色看个够……”时，她从里间走出来，请我吃包子。说时，将一条雪白挑花工艺手绢包着的三个包子递给我，神态有些羞涩。

我猝不及防，下意识地接过时，她已离去。我捧着手中三个喷香滚烫的包子舍不得吃，就像中医生给人看病，要经过望、闻、问、切四个过程。我把夏琼英用挑花香手帕送我的三个包子捧在手里舍不得吃，而是细细看，慢慢闻。

夏金元说，这是用进口富强粉做的，包子也不是他们食堂供应的。我知道，尽管夏琼英是局长的独生女儿、“千金小姐”，但在那个特定年代，享受这样的美味也绝非易事，近乎奢侈。她是忍嘴待客！

以后，在同学生涯中，我对夏琼英心存感激，却总是找不到感激的表现形式。心想，来日方长。

我是1969年离开新津的。以后，中国的政治天空阴转晴。改革开放了。个人的命运也跟着好起来。可是，我一直忙。忙事业忙生活忙工作，忙得就像一只团团转的陀螺。将这一切忙得差不多的时候，一个雨声淅沥，落叶敲窗的深夜，梦中，那久远而铭刻在心的一幕复活了，清晰地展现眼前。我知道，不能再等了。

2004年初夏时分，我打听到夏琼英的消息：1969年，她在新津花桥镇附近农村插队落户当知青，后来进税务局工作。因身体不好，提前退休，家在离花桥镇不远的一个四合院里。我专程从成都去看望她。

多年不见，夏琼英也不见有太多变化。她热情的而又淡淡的，很得体，很少谈到自己。我专门提到，她是我到新津看望的第一个同学。意思是很清楚的。然而，她只是淡淡一笑。我想，以她冰雪般的聪明，断然不会不知我话中所指。她是一个细心人，那一幕，断然也不会忘记。然而她却都不提，仅淡淡一笑而已。这说明她品质的崇高和内心的淡定。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有次我路过新津，几个同学来看我。机会难得，我坚持请他们吃一顿饭。我说，县城离夏琼英住地不远，请哪个同学帮我通知她一下！

知情同学告诉我，夏琼英已经去世，去世几年了。她的家人将她埋葬在她生前最喜欢最热爱的老君山上。那一刻，我的心就像枪弹打中了似的，直往下沉。算起来，我去看她时，她已有病，而且病得深沉。她是我去后两年病逝的。她的去如同她的来，静悄悄的，甚至有些羞涩，深怕打扰人。

以后我多次独自一人去新津老君山寻找她的墓地。她的墓地具体在哪里，我不想知道也不着意打听。那里有两片墓地，一片隔波平如镜的南河与今非昔比的县城相望，阔气；一片飘渺幽静，离山远些深些，朴素，离一片桃林很近，我想她的墓地一定在这里。我在那里独坐、怀想。我觉得，我和夏琼英之间不过隔了一层薄薄的帷幕而已，虽然她看不到我，我看不到她，但能彼此感应。

出县城到了刘家碾，刘家碾既是粮站又打米。在这里，我久久徘徊，往事历历，如同昨日。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叶的暑假。那天的太阳明亮而又温柔。我出龙马小学，沿着一条曲曲弯弯的乡间小道去十里以外的刘家碾粮站买米。全国人民都在饥饿线上挣扎，买什么都要票证，各种票证比钞票还要贵重。饥饿时期的暑假，虽然学校里仍然是花木蓊茂风景优美幽静，但这里再不是我们度假的乐园。饥饿像一把无处不在的钝锯啃噬着我们的身心。我刚上中学，还是一个少年。我很清楚揣在自己身上那张小小的面额为五斤粮票的珍贵。我知道我身负的重任。在省上一所名牌大学读书马上就要毕业的大姐，带着她的未婚夫，在一所军医大学就读的我的准大姐夫来看望母亲，看望我们。大姐夫是军人，供应虽然比我们好，但也有限，这五斤粮票就是他给的。

隆隆作响的刘家碾粮站到了，这座既打米又售商品粮的粮站，像是一座富有的宫殿。我走进了深宫中两边粮库一字排开的一座偏殿。那是一座雪白大米堆得山一般高的粮仓。在刚进仓处有一片空间。在这片空间里，光光的地板上放着一架磅秤，磅秤后面很俨然地坐着一个黑胖子。他一边喝茶，一边挥着手要我端起地板上的撮箕去撮米山下那片被无数脚踩过的有点脏的米，一副很霸道的样子。

开始，我被颐指气使的黑胖子镇住了，很不情愿地拿起撮箕，慢腾腾地去撮米。一掉头，黑胖子不见了。半是报复，半是出于饥饿年代的下意识，我在往撮箕里撮够了米后，顺势抓了一把米揣进了荷包里。我觉得这是黑胖子要我撮脏米应得的报偿。可是，我错了，就在我往荷包里揣米时，黑胖子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从容注视着我的一切。他是有意为我腾出一点空间，让我从容“作案”，他再出来从容捉“贼”。

“把荷包里的米倒出来！”就在这时，黑胖子不右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吼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在我听来却是石破天惊，肝胆俱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