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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琴声，就像是闪电，给黑漫漫的苍山大地带来了光焰；这琴声，又像是点燃奴隶心中怒火的引信，霎时间，满山遍野同声唱起了“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听！这琴声如泣如诉，似近似远，那是在诱发一个个奴隶的心声；听！这歌声低沉压抑，如悲如愤，那是挣扎在死亡边缘上的奴隶在呻吟；听！这琴声铿锵有力，像是船夫号子中的领唱，指挥着一长串赤身的纤夫与激流抗争，与险滩奋战；这歌声激越高昂，就像是奴隶们挣脱了锁链，呼喊着向旧世界宣战！……

循着这变化无穷的琴声，我们看见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旁边，站着一位颇具风采的中年妇女，颌下夹着一把小提琴，右手舞弄着琴弓，陶醉在音乐之中。她忽而上身微颤，忽而头部随着琴声的缓急，十分协调地摆动着，一句话，她的灵魂和音乐完全融为一体了！她就是长征中的囚徒姚秀芝。她用琴声驱走了困神，唤醒了一个个红军战士，高声唱着《国际歌》，前进在陡峭的山路上！夜幕打开了，晨曦的光芒渐渐洒向了人间；待到红军战士登上险峻的高山之巅，天完全大亮了。举目眺望，长空放晴，云雾皆收，如血的朝霞捧出一轮红日，万道金光掩映在峰峦丛林之间，姹紫嫣红，光怪陆离，异常壮观。

从此以后，姚秀芝的琴声又回到了红军中间。打了胜仗，小提琴就奏响了欢庆的乐曲，向英雄的红军战士们致敬；打了败仗，部队继续无目的、无穷尽地向西逃亡，小提琴就奏响了动情的江西民歌，让红军战士于失败之中想想当年的中央苏区，思索着失败的原因。

姚秀芝仍然没有摘掉托派嫌疑分子的帽子，但是，红军战士早已忘记了她是长征中的一个囚徒。她是一位有着渊博知识和政治素养的红军干部，同时又是一位执著追求革命、信仰共产主义的艺术家，因而她永远不能寂寞，时时都在求索。人生最大的苦痛是什么？自然不是坐牢，遭受幽禁。如果铁窗之火能冶炼革命斗志，这监禁之地恰是高风亮节之所，她会认为这也是人生的最大乐趣。然而，今天禁闭她的囚牢是共产党设立的，押送她的解差是红军战士，作为一名共产主义的忠诚信徒，还有比这样的处境更痛苦的吗？姚秀芝由于遭受审查，不明白红军退出中央苏区的原因，也不知道最终退向何方；在长征的路上，她这个囚徒没有活动的自由，更不准随便和红军战士谈心，唯一的权利，就是看护越来越多的伤病员。因此，她心中的苦闷是可想而知了！姚秀芝真想早一点解开心头的谜团，为此，她利用一切机会和霍大姐深谈。

霍大姐是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她和丈夫被说成是朱毛山头的人。由于她的丈夫能征善战，所属部队一时又离不开他，所以才幸免于被撸掉兵权，像姚秀芝这样放到基层当“囚徒”。但是，霍大姐却受到了牵连，长征的前夕，把她调离机要部门，放到红军医院中做临时负责人。她不明白，共产党人为什么还要搞株连九族这一套？每当姚秀芝问到有关这些事的时候，她总是要长长地叹一口气：

“秀芝啊！我的处境比你也好不了多少，你是明牌的囚徒，我是在上面挂了号、内部控制的囚徒。咱们还是谈点别的吧！”

可是，姚秀芝对别的事情不感兴趣啊！她每每听到霍大姐这句话，就兴味索然地离去了。接着，她不是埋头于护理伤病员的工作，就是独自一个人躲在僻静处，安上弱音器拼命地拉琴，在这艰苦的路上，似乎只有工作才能填补她内心的空虚，也只有琴声才能发泄她满腹的愤慨。

命相连，心相通。霍大姐对姚秀芝的处境是同情的，因而在行军中，利用可怜的一点职权照顾她；遇上老马为难她的时候，就挺身而出为她说几句不平的话，试图在红军医院的医务人员、伤病员的心目中，抹掉她那托派、囚徒的形象。但是，她们毕竟还不十分了解，因而她对姚秀芝的一些做法也难以理解。比方说，姚秀芝被打成托派，是因为心爱的丈夫在苏联期间，曾和托洛茨基的一位部下有过交往，可她为什么会和反对她丈夫的人结合呢？难道她真的想通过这种违愿的结合，抹掉别人强加给她身上的污点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又是为了什么呢？一个多月以来，霍大姐寻找不到答案，但她从姚秀芝的言行坚信，这个坚毅的女红军，永不屈服的囚徒，这样做一定别有原因，在一次宿营的时候，她依然和姚秀芝背对着背休息，为了探视姚秀芝深埋内心的秘密，她主动地讲述了自己的爱情经历。

霍大姐虽然结婚将近六年了，可是她的年龄还不足二十五岁。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她这位女中学生走出了校门，被山沟沟里的有钱人讥为金凤凰飞离了梧桐树，领着被骂作痞子的泥腿子造了她爹的反，真是出足了风头！大革命失败以后，她被父亲缉拿回家，打入囚牢。用她父亲的话说：“不让她上上刀山，下下火海，脱上几层皮，掉下几斤肉，她是不会改邪归正的！”然而，这位性格倔强的霍大姐，宁可死了，也不向父亲低头认错。不久，秋收起义的部队逼近了她的山乡，反动的父亲逃跑的时候，决定把她带走，她死活不从，气得她父亲重重地打了她一记耳光，骂了一句：“让红毛绿眼睛的山大王娶你做压寨夫人吧！”遂带着金银细软、妻儿老小逃走了。很快，红军解放了山乡，也从牢中救出了霍大姐。是天意相许吧，她真的爱上了一位长她整整十岁的红军指挥员，虽然没有应验她父亲的话语，当上山大王的压寨夫人，可的确成了一位红军干部的妻子。那时，她刚刚过完十九岁的生日。她讲到这里，突然收住了话音，又习惯地叹了口气，感慨地说：

“秀芝！我们这一代女人是不幸的，为了求得爱情的幸福，婚事也变得有些传奇了。多少年以后，我们这些和绿林好汉成亲的人，在艺术家的笔下，将会被描写成个什么样子呢？”

姚秀芝虽然也是一个地主的女儿，可她主要接受的是西方的文化教育，她只相信爱是婚姻的基础。有了真正的爱，即使相爱的人儿远隔千里，他们仍然是幸福的。但是，严酷的现实惩罚了她，使她永远地失去了这种相爱的基础，所谓的夫妻结合，竟然变成了一种需要——当然不单单是指生理的需要。这对一个视情操为圣洁的人来说，是何等的痛苦啊！因此，她听了霍大姐的话后，淡淡地笑了笑说：

“霍大姐，做山大王的压寨夫人不一定会痛苦，未来变成国王的妻子也不一定幸福，关键是为了爱，还是为了需要，而需要总有满足的时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你的爱情生活，倒是很羡慕的。”

霍大姐以为时机到了，便问：

“秀芝！你爱他吗？”

姚秀芝被问得窘住了，霍大姐的问话，就像是一颗重型炮弹，炸开了她封闭的心扉，那暂时平静的心湖，顿时又掀起了感情的巨浪，搅得她神志慌乱，难以自持。在她的心目中，霍大姐应当是了解她的历史的，起码也听说过她那曲折的爱情经历。此时此刻，她不知为了什么，特别期望霍大姐问起早已逝去了的他，似乎通过对他的谈议，还可以寻回早已泯灭的幸福，尽管她也知道，对逝去的幸福的回味，心中会酿成更多的苦酒。因而，她微微地低着头，像初恋的少女，在向同龄的好友说起自己的情人那样，心里咚咚地跳着，很是不安地问：

“你指谁？”

“张华男。”

“他？……”

“对！我问的就是他。”

姚秀芝面色顿变，方才那甜蜜蜜的滋味猝然变质，苦得她就像是吃了青杏一样。她把头扭向一边，又独自生闷气去了。

霍大姐是个聪明人，她从姚秀芝速变的神色，知道她是十分憎恨这位曾做过保卫局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张华男的。说句老实话，由于张华男他们这一伙进入中央苏区以后，把她的爱人打成毛派分子，排挤到一边，她打心里也是反对他们的。为了尽快打开姚秀芝的心扉，获知全部的秘密，又严肃地问：

“秀芝！你是个明白人，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托派分子啊？”

“不是！就是把我打死，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不是。”姚秀芝坚定地说。

“你相信原来的他是托派吗？”霍大姐沉吟片刻又问。

姚秀芝自然明白“原来的他”是指爱人李奇伟。她永远不相信李奇伟是托派分子，因为巴黎公社墙下的婚礼就是佐证。但是，残酷的事实竟然是这样的复杂，李奇伟不仅自己承认是托派分子，而且还向组织上交代发展了她，使她蒙受了不白之冤。她无法解释这无情的事实，又陷入了极为痛苦的矛盾中。

“你怎么啦？”霍大姐生气了，大声地问，“难道你真的相信原来的他是托派吗？”

“不！不……可他、他……”

姚秀芝的思绪变成了一团乱麻。她清楚地知道，如果这种谈话再继续下去，她会痛苦到发疯的境地。为此，她匆忙站起身来，慌忙地说了一句：“我看看伤员去！”就像一个小偷似的逃去了。

霍大姐的努力再次失败了，难以理解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何时才能找到打开她心门的钥匙呢？”她站起身来，跟在姚秀芝的身后，也去察看伤病员了。

霍大姐很早就做了母亲，长征前夕，她忍着极大的悲苦，把两个不满五岁的伢子送给了家乡的老表，可是她那颗做母亲的心一天也没平静过。行军的路上，每逢看到老乡的孩子，她都会联想起自己的心头肉；露宿的梦中，也常常因为孩子扑到自己的怀抱里、或被还乡团残酷地杀死而惊醒。为此，她时常对姚秀芝发着这样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