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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第1页）

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

周恩来奉命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发展，认为中国革命的**已经到来；周恩来回国说服李立三认错，力图减少革命力量的损失

1930年3月初，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吁板告工作。周恩朱已是第二次由上海乘船去欧洲了！

周恩来第一次从上海乘船去欧洲，1920年11月7日，屈指算来已近十个年头了。那时的周恩来刚刚经过五四革命冈雨的洗礼，满怀着救国济民的宏图大计，高唱着：“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幻想着：“到那里，举起工具，出尔的劳动汗；造你的成绩灿烂。磨炼你的才干，保你的天真烂漫。”为的是：“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他在法国、德国等国家勤工俭学近四年，不仅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高举着巴黎公社的大旗回到了祖国，立志让十月革命的赤旗在神州大地上浪高甄扬！

周恩来回国后近六年的革命实践，既有东征、北伐、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胜利的喜悦，也有大革命失败后一次又一次城市暴动失败的悲痛。尤其当他想到先后为革命捐躯的先烈们，又禁不住地望着大海上的日出或落日狂涛暗自低吟：“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散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然而当他从这枪然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展望革命的前景，又很自然地想到：“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怎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它，夭下哪有这类便宜的事？”因此，他唯有践行自己的诺言：“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便永别了又算甚么？”

但是，法国、德国毕竟是周恩来人生历程中的转折点，在这近四年的勤工俭学的革命生活中，的确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泯灭的回忆！当他再次踏上这片异国大地的时候，如烟的往事不能不从他记忆的深处浮出；他想到自己此行的使命，则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时此刻，他想起与他共建旅欧支部的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烈士，越来越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实在是太重、太重了！

周恩来于是年5月绕道德国到达苏联莫斯科。接着，他与共产国际开始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他集中精力认真地回顾、研究了自党的六大以来中国革命发生的一切变化，写成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国革命新**与中国共产党》，并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公开的演讲。他说：“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同时，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彻底完成。”他还明确指出：“工人运动的新**是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兴起的。”接着，他又向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各国共产党人指出、“中国工农群众不仅有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并且有了为这政权斗争的十万红军和十数万的游击队。”同时，他还强调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争取群众、组织群众、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说到党内反倾向的斗争时，他指出在党内既要反对右倾的倾向，“也要反对‘左’倾盲动情绪和闭关主义。”月16日，他在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实事求是的说，他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国农民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较之六大时的认识有了很大的飞跃。

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在会见斯大林的过程中，向他全面而又客观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使斯大林“接受一年多来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认为应该把中国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这不仅标志着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从坚持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的城市暴动，逐渐地向在中国农村建立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过渡。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后，很快会见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全体成员。那时有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煮、陆定一等人。其中，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因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人发生矛盾，遂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他一边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与远东局派驻上海代表的分歧，一边了解瞿秋白被解除职务的始末。由于国内李立三的错误，加剧了中共中央与远东局派驻上海代表间的矛盾，所以周恩来赴苏的任务就更加难以解决。自然，他处在这样特殊的位置上，也就没有可能重议瞿秋白的问题了。

周恩来非常尊重瞿秋白同志。在周恩来看来，瞿秋白不仅是我党最早介绍十月革命的同志，而且也是中共知名的理论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尤其是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是有着重大建树的。更为难得的是，当他在八七会议之后犯了一时的左倾盲动错误，他不诱过于人，主动承担责任，这与那些文过饰非的人相比，其政治品质是何等的可贵啊！

周恩来与瞿秋白相知很深。虽说自六大之后，他们分开了一年半多的时间，可是他们通过往来的电文，相互之间依然是了解的。在一些大事大非问题上他们似乎都心照不宣。令周恩来感动的是，他此次出国之前曾病了一场，这消息不知是如何传到莫斯科的，瞿秋白当即致电中央：“听说恩来、向应都病，现在怎样了，不胜悬念之至！”因此，当他来到莫斯科之后，看到肺病缠身的瞿秋白还蒙受米夫等人的不白之冤，内心自然是很为之不平的！但是，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所在地莫斯科，唯有避开这些政治上的是非，以温言宽慰瞿秋白。

另外，周恩来深切地知道：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他的心一直牵挂着中国国内的革命事业。毫不夸张地说：国内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几乎都有明确的态度。给他影响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彭湃、杨殷等五位同志被捕之后，瞿秋白当即给中共中央写信：“得彭、杨被捕之电，究竟情形怎样？此事宜巫设法，究竟用武力劫狱，或贿买狱卒，或其他方法救济，你们应能就地决定，如需特费，宜速来电声明。”当彭、杨遇难的班耗传到莫斯科后，他含着悲愤的泪水，连夜赶写了《纪念彭湃同志）一文，发表在《真理报》上。

既然瞿秋白已经被米夫等人控制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解除了职务，就常理而言，不要多少时间，病魔缠身的瞿秋白就会被送回国内。为此，周恩来一是为了缓解瞿秋白那愤感不平的情绪，再是希望瞿秋白一回到阔别两载的祖国就能投入革命工作，遂主动地向瞿秋白介绍国内的革命大势。但是，周恩来不曾想到的是：不久，竟然是他自己与瞿秋白受命一起回国，而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难演的政治悲剧。这场悲剧的缘起就是党内一步步形成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周恩来出国不久，中原大战打响了！这是蒋介石与诸地方实力派演出的空前的军阀混战，为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作为中共中央的正确指挥路线应是：引导全党把握这一有利的时机，乘虚发动群众，发展工农红军，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当时接任周恩来为中央实际负责人的李立三却错误地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使得以他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这时恶性地发展起来。6月11日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公然否定党的六大以来所执行的正确政策，提出“在新的革命**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还宣称：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史家认为：这一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共产国际收到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之后，立即进行了审查，认为该决议是错误的，电告设在上海的远东局代表，要中共中央停发这一决议。6月20日，远东局代表罗伯特致函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确表示不同意下发该决议。对此，李立三公然答复说：发出这个决议是目前革命的需要，“有什么问题时，由中共中央负责。”接着，他真的把该决议发了下去。这样一来，中共中央与远东局本已存在的矛盾就更加尖锐了！

对此，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一无所知。

随着党内“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李立三不仅与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的矛盾加剧了，而且对共产国际的一些指示也开始进行怀疑——甚至提出与之相左的意见。对此，远东局及时地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

诚如《周恩来传》评述的那样，“共产国际这时还没有看到李立三的全部讲话，但研究了6月11日决议后，认为它是错误的，希望周恩来和六大后一直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回去纠正。”接着，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于7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周恩来与瞿秋白、张国煮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对《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在作结论时的发言，仍然坚持他在国内一再重申的观点：中国“现在是革命**日在成熟过程中，虽然许多苏维埃已推翻了乡村封建统治，但在全国说，还没有直接革命形势。”这与李立三的观点真是相去远矣！

但是，共产国际是赞成周恩来的看法的。23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就明确指出：“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务。”同时，《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并没有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线错误，而是比较严重的认识问题。

周恩来与瞿秋白就是带着这样的指示精神离开莫斯科，分别搭乘火车回国的。他们面临的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纷争！

自6月11日决议后，李立三以君临天下的威风，批评一切不赞成他的意见的同志。

他批评毛泽东对红军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认为游击战术不适合当前战争的需要，现在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所以红军应当扩大发展。

李立三为了改变毛泽东所谓的错误路线，又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发去一封指示信，严厉地指责道：“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可是这一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丢的路线”。直言批评毛泽东等“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其错误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站在农民的观点来作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二是“先完成三省边境割据再打南昌”的“割据观点”；三是“对于资产阶级更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路线”，像“保护大小商人的口号”等；四是认为中央指示“争取武汉的胜利”不可能做到，因为“帝国主义力量大”。，最后，以命令的口气指示：“中央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接着，李立三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6月25日致信周恩来，说明目前国内面临“革命巨潮——直接革命形势的大爆发日益逼近的形势”，告以6月11日决议等问题上，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说：“如果是怀疑准备武汉首先胜利的总路线，那末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务请你向国际力争。”鉴于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反对6月11日决议的理由之一是：周恩来、秋白目前不在国内，中央政治局很弱，信中命令周恩来：“即刻动身回来，万勿迟延。”

不久，蒋介石北防南攻的战略方针奏效，桂系因粤系出兵以及桂系大将黄绍沈有意附蒋，致使桂系兵败湖南，不得不再次退守广西。接着，蒋介石为实现第二阶段的战略使命——从军事上彻底粉碎冯玉祥、阎锡山两大军事集团，遂集中全力挥兵北指。从此，被史家称谓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又拉开了战幕。这时，由于蒋介石倾巢北指，无暇后顾，因而在黄河两岸大战不休的同时，长江两岸的兵力顿显空虚，其中上海、南京——尤其是武汉三镇因其战略地位之重要，遂为参战各方所瞩目。

对此，李立三等中央主要负责人不仅未看到这场新军阀混战的实质，也没有从军事战略上分析战争态势的走向，以及参战各方的成败结局，只是从混战现象出发，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来，如果不伸展双臂去迎接已经到来的革命**，那你就是中国革命的绊脚石。由此出发，李立三于7月13日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十分激动地提出：“我同江苏省委讨论后认为，南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之起点；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南京暴动的胜利必须有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以争取武汉首先胜利，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亦必须在武汉；全国各省必须注意名重要城市中加紧组织总罢工，各省的工作都须以总罢工为前提。”对此错误的提议，中央几乎无人扰比疑义，遂获得通过。李立三等人或许看到了当时中央难以扎挥他想象中的革命**，遂又请国际“通知恩来、秋白诸同法速归。”

对此，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并不知情。

在李立三头脑继续升温的前提下，党内的“左”倾错误继续发展。为了具体实施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等计划，中央政治局于7月20日召开会议，讨论成立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的问题和长江局工作计划，再次强调：“武汉首先胜利，必须接着全国革命**。”7月22日，全压组织会议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宣布行动委员会是党领导斗争最集中而有力的行匈组织，在这一组织方式之下，党与团的组织暂时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组织系统；在行动中，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执行一切命令；要求实现党员军拿化与党的组织军事化。也就是在这种发烧的前提下，彭德怀扎挥的红军第三军团乘着蒋介石无暇后顾的时机，一举攻克了湖南重镇长沙。对此，李立三分外兴高采烈，他更加坚信自己的策略和路线是正确的！

也就是在这种时候，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观力量太弱，还没有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同意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

对此，李立三以及中央政治局的绝大多数成员是想不通的。他们在8月1日开会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时候，不仅不认真地考虑敌我双方的态势，检讨中央制定的路线是否正确，相反，几乎一致认为：共产国际下达这一指示的原因是周恩来的右倾思想造成的。所以，他们必然要指责周恩来。

也就是在这种“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李立三根本不看正酣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在向着有利于蒋介石一方发展。自然，他也不会去想一旦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中国革命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依然是头脑发热，在8月3日继续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竟然做出如下可笑的结论：“我们的战略必须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国际在目前形势，我想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才有办法，首先是苏联，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在这进攻路线下，可以得到更快的成功，否则，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掀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阶级决战。”会上决定在发动武俱暴动，南京景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同时，要调集完三、四才五又六二甲火等军分路向武汉推进，实现他的在武讽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洲毅想；与此同时，为了扩大其战果，他还要求南方局在广：州一组织爆动。真是大有破釜沉舟之势！

这时，中共中央已经联悉周德来、租秋斑载洪产国际之命回国。换言之，在李立三等人看来，周恩来与餐秋泊必然假借共产国际的招牌，极力压制所谓已经到来的革命蔺潮。怎么办？李立三等人统一认识：在强调反对“右倾”的旗帜下，迎候归来的周恩来和瞿秋白。

以上就是周恩来、瞿秋白奉命回到上海之前，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对国内革命态势的估计、对共产国际批评的态度、对周恩来所谓右倾思想的批判等情况。假如蒋、冯、阎中原大战依然成胶着状态，周恩来回国的任务是难以顺利完成的。

但是，就在周恩来和瞿秋白奉命回国期间，蒋、冯、阎中原大战很快就明朗化了。

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这场中原大战，是为各自的私利所驱。战争打响之后，善攻心术的阎锡山看到冯玉祥的西北军连战皆捷，生怕冯玉祥得胜之后再掉转枪口占领山西，一报当初软禁五台山私仇，遂单方毁约，不仅暗自保全晋军实力，而且还断绝对西北军的接济，使贫困的西北军吃穿无着，械弹奇缺，吃尽了苦头，仅仅凭借人多在陇海线苦撑。对此，冯玉祥气得迭放粗话，大骂阎锡山背信弃义！

蒋介石十分重视情报工作。当他获悉冯、阎出现矛盾之后，遂改变战略：西线采取防守并进而拖垮冯玉祥西北军的战略，东线集中优势兵力打垮进占山东的晋军的方针。也就是李立三在决定实施全国总暴动计划、并批评周恩来右倾的8月1日，蒋介石在津浦线对阎锡山的晋军发起了总攻。晋军难以抵御，很快就被逼退到泰安一线。待到8月15日，蒋军袭占山东省会济南。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于8月21日一乘坐飞机到达济南，亲自指挥大军北渡黄河，乘胜追歼逃散的晋军。这样一来，冯玉祥的西北军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如果说李立三“左挤倾错误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从客观上错误判断了蒋、冯、阎中原大战，使得他那过热的主观意识无限膨胀；那么一旦中国革命的客观载体——蒋、冯、阎中原大战发生了逆转，他那过热的主观臆想，遂在这骤变的客观形势面前碰了壁。因此，他那近似发烧的“左”倾盲动思想也必然会自动降温。接下来，他不得不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恰在这时——李立三尚未完全清醒的时候，周恩来自苏联回到了东北，他先坐火车到达大连，再搭乘轮船于8月19日或20日到达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