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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4（第4页）

蒋介石在完成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之后，很快又从中共叛徒的日中获悉：中共内江频仍，大有分崩离析之势。接着，陈立夫等又在上海捕获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多位中共重要骨干。在他看来，铲除隐藏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核心机关指日可待了！

蒋介石在行前召见何应钦：“敬之，兵贵神速，一定要赶在共匪尚未休整之前，就做好第二次军事进剿的准备。”

“请总司令放心，我绝不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

“好，好！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你到南昌之后，首先要把鲁涤平失败的教训，还有共匪的弱点通通找出来。然后再制订第二次进剿的计划。”

何应钦“奉旨出朝”，大有地动山摇之势。他于2月4日一到南昌，遂通电中外：“奉令巡赣，代总司令处理四省剿匪事宜。”他的用意有二：其一，我何某人手中握有蒋总司令亲赐的尚方宝剑，湘鄂赣闽四省的封疆大吏不得违令行事；其二，由我何某人在此统驭全局，几万名共军何足道哉！

对此，蒋介石是赞成的。在他看来，由新近参加打败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上百万人马的爱将何应钦出马，消灭中央苏区红军绝不成什么问题。接下来，他就可集中全力统一全党的认识，召开国民会议，企图利用这个会议制定一部设置总统的宪法，再利用国民会议选举，他就可以在三呼万岁中登上大总统的宝座了！

但是，蒋介石万万不曾想到，就在他做的总统梦即将成真的时候，竟然遭到了右派元老胡汉民的坚决反对。

胡汉民，早年投身革命，深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无论是在同盟会时代，还是在推翻清廷的斗争中，他都立有特殊的功勋。但是，当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之后，尤其是孙中山先生在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之后，他不仅落伍了，而且还成了阻止革命前进的右派元老。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蒋介石利用假左派汪精卫搞垮胡汉民；“三二0”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又依靠右派元老胡汉民，从汪精卫的手中夺过党政大权。之后，胡汉民又利用在党内的影响，帮着蒋介石斗败了国民党中的反对派，分化瓦解了诸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蒋的活动。实事求是地说：胡汉民为蒋介石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时下，胡汉民为何又反对蒋介石当大总统呢？这涉及到了胡汉民的自身利益。

这时的胡汉民身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立法院院长，他以五院制的组织法，从蒋介石的手里分得了一部分权力，并想利用五院制继续扩大自己的权力。蒋介石如要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是为了想当五院之上的总统，根据孙中山先生亲订的（建国大纲），由总统任命五院院长。这样一来，蒋介石就从胡汉民的手中收回了全部权力。结果，必然遭到胡汉民的坚决反对。

蒋介石的个性是，要做什么，就一定要做成什么。对于阻拦他的人是坚决要搬掉的，且不择手段。他经过深思，于2月26日夜，演出了软禁胡汉民的闹剧。接着，又于3月3日，宣布扣留胡汉民，并向中外宣布胡汉民的罪状。

蒋介石凭借手中的军权，轻而易举地软禁，进而又扣留了党国元老胡汉民。然而，他绝对不会想到由蒋胡对立发展为宁粤操戈，并为汪精卫再次出山提供了机遇。

恰在这时，何应钦由南昌回到了南京，向蒋介石作了全面报告之后，又客气地说：“我感激总司令对我委以重任——奉令巡赣，代总司令处理四省剿匪事宜。经过近一个月的调研，我认为第一次围剿共匪失败的症结是：情势未审，计虑不周所致。”

“敬之所言极是！”蒋介石认为何应钦的结论说到点子上了，故又加重口气补充，“鲁涤平这个冒失鬼，一是在战略上轻敌，再是在战术上又急躁冒进，以致中了朱毛二人的诱敌深入的圈套，铸成第一次围剿的大败。敬之，下边谈谈你的一些具体的设想，好吗？”

“好！”接着，何应钦把他所了解的中央苏区的情况、红军的部署等作了详细的汇报，最后，他以肯定的语气说，“鉴于敌弱我强的态势，此次剿匪所采取的战略有二：一，用重兵封锁共匪的根据地，谨防各类物资流入，造成不战而困其师，继之再战而必胜。”

“好，好！那第二种战略呢？”

“为对共匪形成聚而歼之的强大攻势，必须有纵深梯次的强大的兵力配备。”

“好，好！我给你二十万人马……”

“此次剿匪不可不重视，也不可把共匪说成不可战胜的天兵天将。我意可从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发奎的粤军中调拨主要人马在剿共战役之中嘛……”

“可收一石二鸟之效。”

“敬之越来越聪明了！哈哈……”

接着，何应钦又向蒋介石报告：据来自江西的报告，苏区中因AB团事件发生了内江。对此，蒋介石笑了笑说：“这我早就知道了。一个月前，立夫他们利用上海租界中的共匪内江，一举破获了几十名骨干成员；我希望在一个月后，你要利用苏区的内江，把共匪一举全歼！”

虽说蒋介石业已把“剿共”的重点由城市移往苏区，但他清楚中共的地下中央依然设在上海的租界区内。在他看来，只要中共中央在上海存在一天，他将无宁日；就说他蒋某人吧，也不会有专心构筑蒋家王朝的环境。为此，他要求陈立夫扩大战果，乘胜消灭中共设在上海的首脑机构。

陈立夫有着极其敏感的政治嗅觉。他根据蒋介石的旨意，立即召来徐恩曾、张冲、钱壮飞等，十分严肃地说道：“前两天，蒋主席问我，第一次围剿共匪为何失败得这样快，且又是这样的惨？是共匪兵力强悍，还是朱毛用兵如神呢？同时，蒋主席又问我，上海方面，有几次缉拿周恩来等共匪祸首的准确情报，为什么都一一落了空？而这次捕获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几个匪首的战役，又为什么大功告成？蒋主席生气地说，他有证据，我们的要害部门，尤其是组织部属下的调查科，一定是混进了共产党，把有关情报泄露给了共匪！”

钱壮飞听后十分明白：这仅仅是蒋介石、陈立夫的推算，他们绝对没有什么证据。否则，他就不可能安然坐在陈立夫的官邸，听他如此郑重其事地训话。另外，他所关心的不是蒋介石、陈立夫大放马后炮，而是将采取什么措施。因此，他依然如故，坐在一边当他的记录员。

接着，在陈立夫的主持下，一起讨论落实蒋介石上述指示的所谓安全措施。最后，他们达成共识：从现在起，调查科废弃过去使用过的一切密码。另外，重要的情报，尤其是关于“进剿”中央苏区的军事部署、涉及破获中共地下首脑机关的来往电报，均由徐恩曾亲译，重要的大事要交由陈立夫处理。

从此之后，徐恩曾根据陈立夫的要求，把这套绝密的密码本带在自己的身上，亲自破译有关机密的情报。

这样一来，钱壮飞由于不掌握这套破译绝密情报的密码，他这位机要秘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往来电文收发员了。于是，他及时请李克农向中央作了报告。

周恩来感到事态严重，又指示陈赓转告李克农、钱壮飞：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为了何孟雄、林育南等烈士的悲剧不再重演，必须把徐恩曾身上这套绝密的密码本搞到手。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这条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在周恩来“保证继续畅通”的指示下，一直未被敌人破坏，胜利地完成了中央领导一批又一批撤往中央苏区的任务。

与此同时，周恩来“指示聂荣臻安排参加过无线电训练班的伍云甫、曾山等前往中央苏区，与王峥、刘寅等会合”。目的是明确的，沟通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央的联络。后来，他们利用反“围剿”中缴获的电台，“于1931年秋，沟通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经香港与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讯联络”。

1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周恩来负责军委与苏区工作。接着，他于2月初“几次与远东局研究，认为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改变城市斗争的方式是关系全党的两件大事。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派去巩固苏区的领导；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斯科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应派到苏区，充实红军的领导，并且要求尽早成行。对白区的工作，远东局认为，工会多是空架子，工会干部应脱去长衫，改变作风，到工人群众中去，组织读书班、俱乐部、夜校，甚至用开茶馆、饭铺、商店等作掩护，接近群众，以适应白色恐怖的环境”。为了落实加强苏区和红军工作的上述精神，周恩来又在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相应的方案，并得到中央的认可。其中，在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讨论了苏区中央局、湘鄂西中央分局、鄂豫皖中央分局以及赣东北的特委、鄂豫皖特委、闽西特委等的组织调整，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苏区中央局常委，夏曦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沈泽民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正当周恩来全力推动各苏区的发展，准备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之际，苏区中央局却发生了“富田事件”。对此，《任弼时传）一书作了如下评述：

所谓“AB团”，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为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的领导权而派人成立的，1927年4月，共产党领导南昌的群众给予严厉的打击，“AB团”即行解体。对此，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都没有经过周密调查，’而负责肃反的部门则把“AB团”误认为是打进革命队伍进行破坏的现行反革命组织，这就造成了“富田事件”的悲居11。事变发生后，二十军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控告”总前委，请示处理。

中央苏区发生“富田事件”的时间，恰好是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期间。同时，又是在米夫策动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捧上台而引起罗章龙、何孟雄等不承认六届四中全会的时候。二十军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控告”总前委，恰好又处在何孟雄、林育南等被捕。行将殉难的前夕，又是在中央苏区积极准备第二次反“围剿”的阶段。因此，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富田事件”的时候，非常严肃地指出：“立即去一训令，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更加棘手的是总前委和新成立的苏区中央局对事变的性质认识有分歧：总前委认为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中央局虽然也肯定事变在客观上‘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行为’，但是‘在组织上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都是AB团取消派’。”为此，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一委员会，对富田事件进行讨论，提出处理意见交政治局”。

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派遣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任弼时、王稼祥三人发言，指出：“赣西南的AB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尚有动摇的和红军中的不坚定的分子，在客观上也可为AB团所利用。根据这一总的结论，须立即写信去，要他们停止争论，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等候中央解决，中央代表团有全权解决的权限。”同时，他考虑到仅凭对立两派的报告是难以作出正确结论的，他建议“派两位得力同志，分别从赣南、湘东进入中央苏区先行考察，为中央代表团准备材料”。

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周恩来的建议，并决定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由任弼时起草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