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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加入共产党前后002（第1页）

王昆仑加入共产党前后002

绝路逢生这句话是经常被验证是真理的！也就是在送走潘汉年和陈云不久，时在上海塔斯社工作的钱俊瑞从外电中收到了一份重要的消息：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不久，他又从外电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文件《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篇宣言向全国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意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和利害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本着“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倡议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并制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国防政府的行政方针。宣言号召全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钱俊瑞认为此宣言十分重要，及时地交到了组织的手中。经研究，认为这是在新时期的行动大纲，很有必要向宁沪两地的地下党员传达，并按此精神执行。但是，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南京和上海再也找不到安全的地方，怎么办？有关人士找到了王昆仑，请他解决传达《八一宣言》的安全之所。

王昆仑作为政治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早就列入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中。但是，他自己——包括地下党的同志都不曾料到这位立法委员的处境是如此的险恶！多年之后，负责监视王昆仑的沈醉写下了这段文字：

抗日战争前，我在上海任法租界组组长时，便和这位王副市长（王昆仑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见过几次。他现在决不会记得，当年他从南京到上海，回到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应是霞飞路霞飞坊）家中时，经常看到在辣斐坊（霞飞坊）口的几个西装革履的青年中，便有我在内。当时他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属于孙科“太子派”的骨干，可是他并不是在当国民党的官，而是在暗中搞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每次他从南京动身到上海南京特务处便通知上海特务注意他的活动。所以他在法租界的活动，我就得负责侦察、监视。

王昆仑虽然不知道戴笠派沈醉专门监视他的活动，但是他清楚无论是上海的王公馆还是南京新建的家，绝不适合作为地下党的活动场所。另外，他还清楚向上海、南京两地的地下党的负责人——或党的重要成员传达（八一宣言）这样事关重大的文件，是不准出任何一点差错的！否则，留在宁沪两地的党员骨干就有可能被一网打尽。再者，奉命前来听传达的地下党员骨干至少有二十多人，在什么地方——找个什么理由可以骗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呢？这的确是给王昆仑出了一道难题！

事有凑巧，王昆仑的父亲在无锡太湖之滨有名的鼠头诸建了一座太湖别墅，早就说过要请亲朋好友到此一游，按照传统叫“温锅”，讨个吉利——来的宾朋越多越兴旺。他想借此机会请宁沪两地的同志来无锡“温锅”助兴不很好吗？再者，王家在无锡是望族大户，又有他这个立法委员当保护伞，不仅不会引起当地的特务的怀疑，而且说不定这些特务还会为这次会议当“保镖”呢！为此，他把这一想法报告了地下党组织。

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经过填密的研究，认为王昆仑的方案比较安全。也可能是政治形势过分严峻的原因，为确保大会的安全，杜绝一切不测事件的发生，遂又问王昆仑：“还能再找到一个去无锡的理由吗？要知道，此行多是一些很有身份的人啊！”

王昆仑想了想，碎然愁颜尽逝，笑着答说：“阳历月，恰好是太湖有名的水蜜桃成熟的季节，我可以学着王母娘娘开蟠桃盛会的办法，请大家到太湖来做客。”

“好！宁沪两地的神仙准时赴会。”

王昆仑和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又经过再三研究，认为去太湖之滨传达《八一宣言》是万无一失的方案。因此，商定时间，分路而行，齐聚尾头诸太湖别墅。

但是，不知何因，如此秘密的一次活动，竟然又被军统特务的狗鼻子嗅到了，并提前做了布置。请看沈醉的回忆：记不清是从什么方面得来一个情报，当南方有名的水蜜桃正值成熟的时候，这＿个王委员（即王昆仑）将在无锡太湖滨他家的琶头诸太湖别墅请客，去的客人都是些反蒋革命人士，并有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参加。这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情报，也是戴笠认为最适合逮捕王昆仑的时候。因为他不但进行秘密反蒋活动，而且在一些公开场合中，也敢于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他的名字早就上了特务的重点黑名单。那次行动的情报是，他将以请客游园为名，实际上是要召集一次秘密反蒋的重要会议。所以戴笠命令我率领一个组的特务十二名，分成三批，先后去布置、侦察，必要时，即全部予以逮捕。

那次我是第一批率领四名特务先去无锡，与特务处江苏省站无锡组组长盛某取得联系，由他领着几个当地的特务协助我。可能是由于情报日期不准确，或是他们临时改变了，我带去的人两天内都到齐了，而太湖别墅里还是那样安静。我有点急了，便和盛某通过他的一个组员（该人与别墅的花木工是亲戚关系）暗中进去侦察了一次，发现有请客的准备，才安心等在附近。

对此，王昆仑丝毫没有察觉。而地下党的负责人也没有察觉。就是前来赴会的所有同志都没有察觉。他们按照预先约定好的时间、路线，大摇大摆地赶往无锡；提前赶到无锡的主人王昆仑和妹妹王枫等一会儿是在车站，一会儿是码头，喜笑颜开地把前来赴会的各路“神仙”迎进尾头诸太湖别墅。准备参加以王昆仑的名义召开的“蟠桃大会”。据当事人孙晓村回忆，出席会议的人员是这样的：1934年8月底，南京读书会在无锡太湖边的万方楼（即太湖别墅）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是南京读书会正式同党接触的开始。会议开了三天，与会人员约三十人。上海方面来的有钱俊瑞、曹亮、华应申、熊岳兰、沈兹九、陈波儿等，无锡当地参加的有陈佩三（当时无锡工运负责人）、黄惠兰（无锡丝厂工会老工人）和“无锡学社”（无锡救国会的前身）的李伯敏等；南京来参加的有王昆仑、曹孟君、张锡昌、胡济邦、王枫、吴茂荪、孙克定、狄超白、吴元戌、薛宁人和我。

孙晓村同志的回忆因时代久远，有一处是明显地记忆错了，那就是开会的时间不是1934年，而是1935年。因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

正当王昆仑以主人的身份欢宴来自宁沪两路的神仙的时候，沈醉等特务也忙个不停。请看沈醉的回忆：

约在我们到无锡的第五天，上海方面来的人，也分批到了，首先去的是王昆仑和他妹妹王枫等，接着有吴茂荪、孙晓村等人，常监视王的两个组员都认识这是常去辣斐坊（霞飞坊）王家的客人。另有几位都是穿着讲究西装的中年人，哪一个是共产党的重要人员？谁也弄不清楚。这时我考虑再三，不敢随便动手。虽然盛某已和无锡警察局等都联系好了，逮捕时，会出动警察来协助，但逮捕什么人却没有敢告诉他们。因为王家在无锡一向受到当地士绅和群众的尊敬，一旦走漏风声，就会出问题。我当时考虑得最多的是出发前，戴笠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把那个共产党的重要人员抓到。否则，孙科系统的人会大吵大闹的。没有抓到共产党要员，或者那个共产党要员没有去，就不可轻举妄动。我估计即使那个共产党的重要人员去了，他身上决不会携带什么文件或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的任何东西，而我们所认识的几个，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名流，万一全都抓起来，没有找到证据，那么，随便逮捕立法委员的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特务处的书记长唐纵在戴笠离开南京时，他下令逮捕过几不搞反蒋活动的改组派，结果汪精卫出面大闹一顿，戴笠除立即释放了被捕的人，还将唐纵撤了职。这一教训对我来说是有很大启发的。我当时唯一的希望，是通过无锡组那个特务的亲戚，去了解这些人在太墅内的活动情况丹进行研究。得到的消息，除了知道他们吃饭和品尝水蜜桃外，谈话的内容却不知道。我便决定宁可挨骂不去冒险。因为太没有把握，对方又都是一些惹不起的人，万一抓起来而找不出他们与共产党往来的任何证据，怎么下台？“捉虎容易放虎难”，我便没敢去冒风险，好在他们也没有停留多久，又都走了。我便把带来的人打发回上海，自己去南京见戴笠，说没有发现有重要的共产党人去参加活动，所以不敢随便抓这些人。他也只是叫我继续注意侦察、监视王等在上海的活动。

王昆仑等并不知道这幕后的戏剧，他们都真的认为来到了世外桃源，在太湖别墅中一边品尝着江南有名的水蜜桃，一边听着传达《八一宣言》，并有声有色地进行着讨论。关干这次重要会议的情况，孙晓村扼要地做了如下记述：

会上钱俊瑞作了政治报告，对国内外形势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形势的关键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超过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今后工作方向是贯彻共产党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介绍了沈钧儒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王昆仑分析了国民党政府的内部情况，曹孟君和我介绍了南京的社会活动情况。曹亮讲了各方面怎样联系等。

自从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以来，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就像是失去父母的孩子，在国民党的政治中枢南京和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战斗着。对和错完全靠自己去判断。而今，他们虽然无法和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取得联系，可他们终于听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听到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声音——那就是有名的（八一宣言）！

但是，如何在国统区落实（八一宣言）的精神呢？王昆仑又陷入了新的思索……

妻子范映霞由怀疑、嫉妒到自甘沉沦，迫使王昆仑公然与她离婚；违心参加竞选并当选为国民党五大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无锡万方楼会议之后，笼罩在王昆仑心头长达一年的迷雾拨开了，认清了在国难当头、且又失掉和党中央联系的情况下的前进方向。但是，他又从自己住处的环境、以及自己驱车外出时的尾随警车知道：蒋记的特务时时都在跟踪着他。换言之，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不测事件。为此，他更加注意言行，决不授给特务恐事的把柄。

对此，戴笠等人也是清楚的。用戴笠的话说：只要你王昆仑站在共产党一边，有意和蒋委员长作对，我迟早都会找到逮捕你的理由。据沈醉回忆：“戴笠曾一度准备在上海暗杀他（王昆仑），他问我去法租界内把王昆仑干掉有无把握？我回答他：只要他下命令，我立即进行布置，保证能完成任务。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命令他一直没有下给我。”

王昆仑回到南京之后，正当思索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推进抗日救国运动在南京、上海展开的时候，一位长得非常漂亮的女性叩开了他的家门。他很客气地说道：“孟君，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研究有关南京救国会的事情。”

这位叫孟君的漂亮女性，就是我国著名的妇女运动的领导人曹孟君同志。由于她和王昆仑不仅是并肩战斗近四十年的战友，而且不久又和王昆仑结为革命伴侣，故很有必要多费些笔墨向读者介绍：

曹孟君于1903年生于湖南长沙县榔梨镇，她的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但全家却赞成推翻帝制，拥护共和。她的大哥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老同盟会员，二哥是共产党人柳直荀的挚友。她是曹家长得漂亮可爱却又是最小的女儿，因此，她自小养成了反叛旧社会的叛逆个性。她早年就读梨江女校，之后因和腐朽的校规抗争数度被学校开除。她先后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周南女校、福湘女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等校就读。不久，她又只身北上，到北京入新京学院补习，与在周南女校的同学丁玲相逢，遂结为挚友。不久，她考入北京大学，在中共党员李芬同志的帮助下，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更加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很快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这期间，她认识了小她两岁的湖南才子左恭，由此开始热恋，并结婚。

大革命失败之后，孟君因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母亲和两个哥哥相继病逝，她被迫中断学业，返里奔丧。同时，因李芬同志被捕，她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她为了支撑一家的生计，又在亲友的帮助下来到南京，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资料员、农矿部任三等科员、实业部任科员等。但是，她一直关注着中国妇女问题。“九一八”事变之后，她更加认清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也更加看清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因此，她也就更迫切地希望自己早一天再回到党的怀抱里，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投身到救亡抗日的大潮中去！1933年——在王昆仑入党的前后，曹孟君乘上东去上海的火车，在一个秘密的住所里宣誓入党，重又回到党的怀抱中来。也就是在这前后，她因性格等方面的原因，和左恭同志发生了婚变，并解除了婚约。几乎是同时，她又和王昆仑、孙晓村等人共同发起南京读书会。说到她在南京读书会的作用，孙晓村写下了这段文字：

我和曹孟君同志是1933年在南京由王昆仑同志介绍相识的……记得那年夏天，我和王昆仑、曹孟君两同志谈到当时形势，感到十分苦闷。孟君提醒我们，说：“昆仑不是保释了几位（当时的中央大学）进步同学吗？我们不妨找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这几位同学在内，组织一个读书会，读些进步的书，至少可以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孟君的提议，立刻得到昆仑和我的赞同，并且立即着手找，南京读书会很快组织起来，每周聚会一次，经常在玄武湖，有时在无锡同乡会。大家认真读书，认真讨论。在读书会的活动中，孟君表现出一种探求真理的如饥似渴的精神。她常常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领导力量、基本阶级以及革命的方式等问题。

王昆仑见到曹孟君之后，立即就又想到无锡会议期间经过讨论，决定以南京读书会和地下学联等为基础，筹组南京救国会的事情。他记得“当时孟君坚决拥护这一决定，同时她请大家讨论一下妇女界救国会如何着手筹备的问题。她要求在场的王枫、胡济邦共同筹备，并指出要开展南京妇女界的工作，力量还很不够。她提出应当打进被唐国祯把持的官办的南京妇女会，把其中的进步和处于中间状态的妇女，特别是比较有名望的，动员出来先参加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然后再共同发起南京妇女界救国会”。为此，王昆仑明确表态：“我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但要实现这种决策，还要做许多工作，而且只能在当时南京的政治条件容许下开展工作。”

曹孟君自然明白王昆仑这番话的深刻含义，但是她表示能克服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困难。这是因为她和王枫、胡济邦等同志团结了好多位当时南京妇女界有名望的人士，并参加了以孟君为领袖的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因此，她坚定地说道：“随着华北局势的危机，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有了很大的发展，我有信心以此为基础，率先成立南京妇女救国会！”

王昆仑也有些激动了！他紧紧握住曹孟君的手说：“我相信你的话，我依然愿意在幕后帮助你，推动南京妇女救国会早日成立！”

也就是在这前后，王昆仑和范映霞发生了婚变，且到了非办离婚手续不可的地步！由于王昆仑这次婚变多少能折射出他的个性，以及尚可窥视他部分思想苦闷的状况，故笔者分出一定的笔墨予以剖析。

俗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至于说到男女私情——尤其是夫妻离异，就更是说不清道不白了！但是，任何结果都是受着事物自然运行所制约的，因而也可从事物运行的过程中看出一些苗头来。就这个意义上讲，王昆仑和范映霞的婚变也能找出一些规律来。例如：

范映霞是一位追求自由、向往光明的新女性，她嫁给王昆仑的根本目的不是贪图物质享受，更不是借王昆仑的地位满足某些女性达不到的虚荣心。她为自己绘制的人生蓝图是：创造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天地。用今天的话说：追求人生的价值。而这种追求，恰好又是“五四”之后妇女一生想获得的最高的境界——尽管这种境界对某些女性来说是虚幻的。由于这种特定时代的原因，就是范映霞和王昆仑在潮州度过他们最为美好的热恋季节的时候，他们之间也时而为这些问题吵架。据当事人回忆：范映霞过分倔强，常和王昆仑为一些生活小事吵嘴。

范映霞和王昆仑结婚之后——尤其是生下他们的爱情结晶金陵，范映霞不得不离开她追求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回到无锡王氏大家族中过那种她厌恶的“小媳妇的日子”，这和她的人生理想相去远矣！她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再者，由于她出身卑微，和王家的成员难以和睦相处，这又必然刺激她那追求自由——且又非常强烈的自尊心。她不愿过这种看着他人眼色的生活，可她又因女儿过小不能回到她所向往的天地中去，再加之王昆仑远在南京，连个发泄的对象都没有，因而她必然把这种精神苦闷的原因归结到王昆仑的身上！

范映霞好不容易从“囚禁”她的王氏家族中搬到了上海，且又住进了独门独院的王公馆中，那种新鲜之感是难以言喻的！但是，不久这种新鲜感就又被一种莫大的孤寂感所代替。这是因为王昆仑常住南京，两个星期——有时长达一个月才能来上海看她和两个女儿一面。就说这匆匆地相见吧，也多被两个女儿——尤其是王昆仑所喜爱的小女儿所占有，相比之下，她所企盼的亲情就显得平淡无味了！久而久之，她认为自己被社会遗忘了，被丈夫视为无足轻重了，她完全变成了她最瞧不起的只教子而不相夫的家庭妇女了！遂很自然地产生了对人生失去意义的悲枪之感。

女人对丈夫的行为是敏感的，尤其在她不知丈夫行为的目的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情感上的误会。范映霞则更是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