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潘汉年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页）

潘汉年和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莫斯科会见南京国民政府驻苏武官

1936年2月的莫斯科一片冰天雪地。

莫斯科火车站十分热闹，来自东方和西方不同肤色的旅客出出进进，把站前广场上的积雪踩得死死的，而且已经失去了洁净的本色，很像是一条洁白干净的大床单，踩上了无数个脚印一样。冰雪报复旅客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冻得抄手缩脖或得意洋洋的男女摔得仰面朝天！

随着不算太多的进站接客人的人流，有一位戴着高级海獭皮帽，穿着狐皮大衣的中国人穿过候车室，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大步走到了站台上。他俯首看了看左腕上的手表，为抗御寒冷，遂不失身份地踱起了步子。有顷，扩音器中传出了女播音员的亲切的话声：“接站的同志、先生、女士们：请注意，由法兰西驶来的客车就要进站了！……”这位接站的中国人驻步倾听，从他的表情可知：因俄语太差，听得十分吃力。待到播音结束，他从容地放下遮住面颊的狐皮衣领，我们方才认出：他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于1933年夏撤离上海之后，安全地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江西苏区党中央局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在1934年前后他两次被派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一次去福建，与蔡廷错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停战抗日协定；一次去广东，与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作出贡献。这两次任务都是重要的，因为当时蒋介石军队已经包围了整个江西苏区，步步为营。但是由于王明路线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都不赞成谈判，所以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据李一氓回忆：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党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军事和政治的领导地位。会议完毕后，潘汉年同志被派遣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行联络。据潘汉年同志和我说，由于路不熟，话不通，旅行是困难的。当时就由红军逮捕了一个贩卖鸦片的商人，和潘汉年同志一同关在监狱里，由潘帮助同时释放，这样才由贵州到了上海，搭上了苏联船，到达莫斯科。”

当时的莫斯株云集着一批中共要人。除去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康生以外，还有曾三、孔原、饶漱石、李立三、滕代远等人。据说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欧阳新、吴克坚等战友也来到了莫斯科。这对第一次出国的潘汉年而言，有着一种到了家的亲切感。

他向远离中国革命中心的同志们介绍了国内的形势，尤其是有关红军长征的情况。接着，他又向王明和康生报告了这次苏联之行的缘起和目的。同时，还如实地转述了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和他的谈话：“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和陈云同志一起离开部队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并设法打通上海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我们现在和国际的联系电台早已中断了。你知道，我们同国际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你们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总之，应当尽快地和国际打通联络线，向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结果以及红军的情况。”

潘汉年于9月中下旬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由吴玉章同志推动，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业已于8月1日公开发表，这就是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著名的（八一宣言》。播汉年完成汇报任务之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深入地研究有关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八一宣言》。接着，他一边在苏联参观学习，一边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了。

这天清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部门通知潘汉年：一位绕道法国来莫斯科的同志，将于今天乘火车到达，请他到车站迎接。他听后暗暗自问：“这位来自国内的同志是谁呢？”

他是胡愈之。

胡愈之，浙江上虞人，早年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五四运动之后，又和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五份惨案”之后，他编辑出版《公理日报），通过撰写（五姗运动纪实》一文，抨击帝国主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起草发表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公开信。随后，在通缉声中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1931年回国，主编｛东方杂志），并同邹韬奋共同主编（生活周刊）。不久，应鲁迅先生之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胡愈之入党后，借从事救国会的活动，负责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不久，由《闲话皇帝》一文，引发出震惊中外的“新生事件”，胡愈之遂通过探望狱中的杜重远先生，进而协助杜先生做东北军人士的工作，从旁争取张学良将军联共抗日，并取得了成果。他认为应该尽快把张学良决心扰日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但由于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已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遂决定到香港去找直接领导他的宣侠文。

宣侠文是吉鸿昌烈士的入党介绍人，时任华南工委书记。他听了胡愈之同志的报告，感到事关重大，也认为应尽快报告给党中央。这时的华南工委和党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只有通过法国巴黎的（救国时报），才能与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联系。所以，宣侠文同志决定让胡愈之经法国去苏联，直接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汇报。

1936年1月，胡愈之假充华侨商人，搭日本邮船去了巴黎。在巴黎得到（救国时报》负责人吴玉章的帮助，替胡办了去莫斯科的签证。诚如胡愈之所记：“我估计在莫斯科没有一个熟人，但到了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却是潘汉年同志。”

潘汉年早在“自称创造社的小伙计”的时代，就认识这位长自己整整十岁的学者胡愈之。后来又在特科间接共事，并由张庆孚介绍胡愈之为特殊——对内外都保密的党员。

因而，他们二人突然在莫斯科火车站相遇，真是大有“他乡遇故知，不亲也是亲”的兴奋感。接着，潘汉年把胡愈之带到事先联系好的旅馆，安排好住处，方客气地说道：“你先好好地休息一下，需要我帮忙做些什么，请尽管说好了。”

胡愈之觉得潘汉年还是那样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格守着敬长尊贤的古风，心中生起一股热乎乎的暖流。他可能是急于向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报告，忙说道：“我把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写在了我穿的衬衫上，赶快显影出来，代我转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

胡愈之边说边脱下大衣，遂又把贴身的衬衫脱下来，双手交给了潘汉年。

对潘汉年来说，配制显影药水真可谓是行家里手。他很快在脸盆中弄好显影液，把写有详细报告的衬衫放进脸盆中，奇怪的是怎么也显影不出来。

胡愈之一看急得习惯地叫了一声：“小开！”遂又说道：“这是一份关于张学良将军想联共抗日的报告，十分重要，你看……”

“你就在这儿重新写一份书面报告，我负责给你转送。”

胡愈之沉吟片时，只好整着眉头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道：“看来，也只有如此。”

“你如果没有其他急需要办的事情，我就先告辞了。”

“不急嘛，你我分别近三年了……”

“我们会有充足的交谈时间的。”潘汉年破例打断了胡愈之热情相留的话语，很是抱歉地说道，“今天，我还要会见一个重要人物，需要和有关人士商量一下。”

潘汉年要会见的重要人物是谁呢？他是南京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的武官邓文仪。

邓文仪，黄埔一期毕业生，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后赴苏留学，与蒋经国等人同学。结业后回国，在蒋介石身边供职，任侍从秘书，是蒋的亲信弟子。1935年春，为抗御日本对华北的咄咄逼人的攻势，蒋欲和苏联结成反日的军事同盟，遂派曾在苏联留过学的邓文仪出任驻苏大使馆的武官。是年秋天，邓文仪经新疆回南京述职。他回到南京不久，受到蒋介石的秘密召见，要他速返莫斯科。事后，邓文仪在所著（冒险犯难记》中写道：

12月初旬，政府命我迅即回莫斯科去，有要事要我会同帮办，不能延误。

南京国民政府要邓文仪帮办的要事是什么呢？就是要邓文仪通过各种渠道，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接触，商谈国共两党恢复谈判的事情。

蒋介石为什么在中央红军刚刚完成长征，到达陕北之际，又想和共产党恢复谈判呢号为了使读者了解潘汉年介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始末由来，容笔者对蒋介石的内政外交的转变作一简要的‘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