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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和第二次国共合作002（第4页）

潘汉年收到党中央的指示以后，认真地研究了我党有关国共和谈的条件，明显地感到在蒋介石的军事进逼之下是在有意退让。他作为一方的和谈代表，内心中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也就是在潘汉年收到中共中央谈判条件的第三天——11月巧日，日本和德国签订了反共协定。日本政府以联合反共为借口，企图把南京国民政府拉入国际反共集团。蒋介石为了给日本人作出一个姿态，遂于11月17日由洛阳飞抵太原，要阎锡山转告收复百灵庙的抗日英雄傅作义将军，停止绥远抗战，以便他集中军事力量完成西北的“剿共”任务。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新的一轮会谈更是不堪乐观！

不出潘汉年所料，陈立夫的态度意外强硬。会谈一开始，他竟然以命令的口吻说：“首先，我向潘先生转达蒋先生的意见：他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并请潘先生把我上次传达的蒋先生的意见，电告你们的中央。”

潘汉年一听怒火拌起，不知何故，他立刻想到了蔺相如出使秦国的典故，如果今天的谈判对手是蒋介石，说不定他也会干出类似蔺相如的事来。然而，他毕竟是有着丰富的酬醉经验的谈判老手了，他理智地把碎起的怒火压在心中，不失身份地冷笑作答：“正像我无权要求陈先生，把我党中央的意见转告蒋先生那样，我想陈先生这种要求是否有些过分了呢？”

“这……”

“这是对骂谈判的常识吧？”潘汉年倏然变色，他声调虽然不高，但却很有分量地说，“如果陈先生没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就进行正式的会谈吧！”

陈立夫确实小视了他的谈判对手潘汉年。他对潘汉年打过来的这不软不硬的球，真可谓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唯有在独自发火生气之余暗自说一句：“厉害！”但是，陈立夫依然认为自己是当今中国的主人，视潘汉年为所谓的造反的乱民，所以，他还是端着当然的主人的架子，训导潘汉年这位造反的乱民。可以想见，这种谈判是很难有什么结果的。最后，陈立夫终于打出了日德签订反共协定这张王牌，他不阴不阳地说了如下这段查有实据的话：‘旧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阵线，说不定中苏关系会恶劣，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

对此，潘汉年是早有准备的。他知道在陈立夫这样的谈判对手面前，只能是遵照“来而不往非也”的古训行事，否则，他就视你软弱可欺。他针对陈立夫打日德签订反共条约这张王牌，从全球的视角大讲了一通正在建立中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接着，他又分析了全国人民掀起的不可抗拒的反日浪涛。最后，他看了看陈立夫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又断然地说了下边这句史有所据的话：“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就不会抗日，我们今天的谈判也不需要了。”

这实在是太出陈立夫的所料了！但他的确是谈判桌上的大滑头，遂借着潘汉年的话题把话锋一转，不慌不忙地说道：“我们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为国家捐除成见。”

潘汉年一听陈立夫的口气，知道他又想回到谈判的立场上来了，遂又把话题引到我党草拟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上来，他郑重地说：“这是我党对民族、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供国共两党合作之参考。”

“那贵党对这份草案的意见呢？”

“方才我已经转告潘先生了：蒋先生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

“那贵党通过曾养甫先生，转给我党的四项谈判条件呢？”

“哪四项谈判条件？”

潘汉年听后怔住了，他看了看陈立夫有意装做不知道的样子，当即把张子华同志转告中央的四条谈判意见说了一遍，旋即又操着嘲笑的口吻问道：“难道陈先生真的不知？”

“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个人讲过。”

谈判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遂不欢而散地结束了这次会谈。

虽说张冲也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但他处于尚未泯灭的爱国心的指使，是寄希望国共合作以开创抗日救国的新局面的。为此，他乐此不疲地为之奔走。另外，他在近几个月和潘汉年的交往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暗自佩服这位江南才子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当然，他认为这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跟着共产党走，实在是太可惜了！无论是从民族、国家的公利出发，还是从他和潘汉年结下的私谊着眼，都认为陈立夫和潘汉年的谈判结果是太令他失望了——虽说他早已估计到了这种不欢而散的结局。他为了表示一种姿态，于当晚10时左右，去看望潘汉年，婉言申述陈立夫左右为难，望双方继续努力，并转达陈立夫意见，希望潘把蒋的意见电告陕北，如果周恩来能与蒋面商，条件可斟酌。

潘汉年自然明晰张冲的这种特殊的心态。他处于统战的需要——也是表达个人情感的要求，笑着说了句“买卖不成仁义在嘛”，遂又十分大度地说道：“谢谢淮南先生的美意，只要真心抗日救国，我相信你我还是会再见面的。”

对此，张冲能说些什么呢？他只是深沉地点了点头。

潘汉年返回上海，并于11月21日将此次会谈报告了党中央。

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来上海见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同时，张冲还告诉潘汉年，他近期赴西安见蒋介石，等他返回南京以后再联系相见。但是，他决没想到此次西安之行，竟然当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的俘虏，被软禁在古都西安。此乃后话。

谈判暂时搁浅了，接下来就是在战场上进行军事较量。中共中央为了痛击蒋介石对红军的军事“进剿”，就在潘汉年和陈立夫谈判的同时，中央军委于11月18日发布了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会。当天，在萌城堡击溃胡宗南的第一师第二旅。21日，周恩来亲自指挥山城堡战斗，又全歼胡宗南一个整旅又两个整团，狠狠打击了蒋之嫡系部队。

但是，蒋介石并未因此而接受教训，变得聪明起来。他在继续向西安调兵遣将的同时，竟然于11月23日逮捕了上海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史称“七君子案”，查封了十四种国内著名的刊物。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研究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为达其目的，以毛泽东、朱德等十八位红军高级将领的名义，于12月1日给滞留西安的蒋介石写了如下这封信：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城、马鸿遥、马鸿宾、马步芳、高桂兹、高双城、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亚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扣心思其故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日，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日，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

寇深祸急，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侯明教导

蒋介石利令智昏，视毛泽东等同志的忠言劝告为软弱可欺。他不仅部署完毕几十万“围剿”红军的部队，而且还明令指示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如果不举兵“剿共”，他立刻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往内地，远离抗日前线。这就激怒了旨在救亡抗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二人在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把蒋介石及其随行的数十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软禁在了西安。

诚如世人尽知的那样：“西安事变”碎发，南京国民政府立时分为两派。宋美龄赶回南京，为制止何应钦下令轰炸西安，她奔走呼号，舌战亲日的文臣武将。她更为处变不惊，调动一切积极、有利的因素，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其中之一就是约见潘汉年。

这时的宋关龄，并不知“西安事变”爆发的真正原因，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共产党和红军一定介入了此事。甚至还推想张学良将军是受了中共的抗日宣传和指使而兵变的。因此，若想保住蒋介石的性命，首先要说服中共放蒋。而今谁能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影响呢？唯有共产国际和苏联。为此，她请孔祥熙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请求苏联政府从中斡旋，使中共同意放蒋；同时，她又请最疼爱她的二姊宋庆龄和共产国际联系，帮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宋庆龄先生从团结抗战的民族大义出发，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释放蒋介石的条件是：蒋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她不念个人恩怨，不顾自己安危，“要胡子婴陪伴，要何香凝老太太同行”，准备亲自飞往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以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只是因为何应钦阻挠，解决不了飞机，始未成行。当她获悉宋美龄急切想知道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扮演的角色以后，立即约见了潘汉年。

这时，潘汉年已经收到中央的电报，明确表示：“中共事前不知‘西安事变’。”并把“中央和张学良、杨虎城方面已决定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和平解决的消息告诉她（宋庆龄），主张劝宋子文前往西安”。这样，宋庆龄和宋美龄、宋子文联系后，商请潘汉年秘赴南京，住在宋子文的公馆中，随时和宋子文、宋美龄协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事宜。从此，潘汉年又为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着另外一种鲜为人知的谈判。

潘汉年驻进宋子文公馆不久，即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他立刻交宋子文，并请宋转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宋子文仔细阅毕这则电文，认为是中共对“西安事变”起因的全面剖析，以及具体的善后处置办法，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件，遂通知宋美龄、孔祥熙来宋公馆共商对策。

宋子文是欧美诸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一向主张对日实行强硬路线。为此，他和蒋介石闹翻，辞谢财政部长之职，以在野的身份呼吁救亡抗日。在他看来，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是必然的，他由衷地赞同这篇致国民党中央电文中的这段话：“蒋介石在此次幽禁，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但是，他为个人计——虽然和蒋介石有矛盾，他决不允许何应钦借“西安事变”主长南京中枢，把国民政府变成日本的附庸。他双手捧着中共的这封信电，郑重地念着：“试看日寇自蒋氏被幽禁以来，尽其造谣挑拨之能事，以鼓励内战，甚阴毒计，昭然若揭。”最后，他十分严肃地说：“我们一定要设法阻止他们轻举妄动，以免中日寇之奸谋。”

“对，对！诚如中共电文所说：退一步，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宋美龄当即又补充说道，“我看中共提的五条处置意见，其核心是第三条：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也唯有如此，才能像中共电文所说：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简之，潘汉年转交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坚定了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反对轰炸西安，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

翌日——19日，潘汉年收到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的密电，对“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西安事变”的意义、“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等方面作了科学的分析，令置身宋子文公馆的潘汉年知道自己的任务是：“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为此，他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后盾，从旁支持宋氏兄妹和孔祥熙等向亲日派作斗争，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换言之，宋美龄等人敢于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潘汉年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