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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角逐的牺牲品003（第2页）

宋美龄访美归来，获悉兄长宋子文利用各种关系，巧立各种名目，把大宗援华物资窃为己有。这又使得视财如命的孔祥熙垂涎欲滴，在设法保住自己权位的同时，从宋子文的口中夺过援华物资这块肥肉。就这样，在宋蔼龄的导演下，宋蔼龄和宋美龄结成了反对宋子文的联盟。

在宋美龄看来，援华物资不仅是宋子文的捞钱财源，而且也是他政治上的最大筹码。涸为他从美国捞得更多的援华物资的同时，也为自己捞得了更多的金钱和更多的政治资本。为了达到这名利双收的目的，宋子文必须搬掉控制援华物资分配权的史迪威。这就使得宋家两姐妹想到了和史迪威结盟，共同反对宋子文。

事有凑巧，宋子文突然回到了山城重庆，除当面向蒋介石报告中国的密码已被日军破译之外，还表功说：他已经和罗斯福总统谈过史迪威的问题，总统是赞成调离的，只是马歇尔作梗未能如愿。

史迪威做梦也不曾想到是宋子文反对他，可见史迪威的政治嗅觉是何等的迟钝！

史迪威在与宋氏两姐妹结盟之后，遂产生了一种憧憬式的自我满足，并带着这种憧憬式的自我满足飞赴印度和蒙巴顿晤谈。仅仅一个星期后，史迪威于10月5日回到重庆，立即发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史迪威从刚刚到达重庆的萨默维尔将军那里得到正式通知：“大元帅说我必须解除职务，原因是我失去了部队的信任。”同时还转告了宋子文的意见：“史迪威同中国军队的关系极坏，他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部副司令之职将会产生灾难性的、无可挽回的结果。”并郑重地声明：“罗斯福总统已经同意召回史迪威。”

史迪威听后怔住了。他仍然没有想到颇具英美绅士派头的宋子文为了夺孔门大权，进而慑取更大的权力把他当作了牺牲的祭品。

史迪威在其后的两天中完全沉浸于个人失败的抑郁中，因为他深信百己的使命已经结束了，余下的时间就是打点行囊，办移交手续，灰溜溜地告别山城重庆。

恰在这时，蒙巴顿飞到了重庆，他赶到史迪威的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了这句话：“如果你还想要你的职务，我去替你要回来。”

史迪威不相信蒙巴顿有此回天之力，他遵照中国“好自为之”的训导从门口向屋里退了一步，有点诚惶诚恐地说了这句话：“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同我握手，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蒙巴顿是英王的表兄弟，自小就有着高贵的血统和品格。而今，他是盟军东南亚战区的总司令，有着和蒋介石中国战区总司令的相同职衔。他没有在意史迪威的提醒，而是趋步向前，紧紧拥抱了史迪威：“放心，我一定为你把职务要回来。”

蒙巴顿告别史迪威之后，并没有直接去拜会蒋介石，更没有为史迪威说情，而是通过萨默维尔将军向蒋介石传话：“如果指挥中国部队近两年之久的人被调走，他将无法执行使用这些部队的计划。”

蒋介石自然明白蒙巴顿讲这番话的寓意：调走史迪威是不能接受的，否则未来盟国在缅甸以及东南亚的战役中蒋介石的军队将被拒绝参加。结果，中国等于被排除在盟国之外，蒋介石想当世界级领袖的美梦也随之化为泡影，得失相较，蒋介石难下决心，遂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

也就是在这当口，以软磨硬泡抵制史迪威战略计划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看到了这次突然驱史的本质―亲美的宋子文欲将取孔祥熙而代之。果如斯，他这个以亲日出名的军政部长必将让位于亲蒋名将陈诚，他在军界第二把交椅的权位和势力将逐渐削弱并终将消失。为此，他一反常态转而为史迪威说好话，坚决反对在此时此刻调走史迪威。

自然，调走史迪威的最大受害者是四大家族中的孔门了。古话说得好：在王冠面前是没有亲兄热弟之分的。孔祥熙为确保自己手中的权力，从而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请求收回成命。同时，积极策动夺宋子文手中握有的租借物资大权的宋霭龄一见祸起箫墙，遂又通过小妹宋美龄向蒋介石摊牌：宋子文赞成搞掉史迪威的真正动机是控制租借物资。另外，在美国人的眼中，宋子文是当代中国的明治，他“希望建立起一个权力基础，并从这个基础出发把他的妹夫（蒋介石）排斥掉，消除政府的反动成分，建立起一个能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政府”。最后，宋美龄十分动情地对蒋介石说：“大令！TV是我的兄长，但我坚决反对他想慑取最高权力的野心。”

宋霭龄在幕后导演，宋美龄在台前表演的这幕戏剧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因为她们姐妹说到了蒋介右最为关注的要害―政权。是借逼走史迪威捧红宋子文呢？还是借故暂时留下史迪威冷淡宋子文呢？毫无疑问，蒋介石想的一定是后者。然而如何转弯变向才不失所谓的“君子一言，驯马难追”的面子呢？蒋介石陷入了难堪的处境。

宋霭龄又轻易地导演了一幕请蒋介石下台阶的好戏。对此，史迪威一无所知，却客观地在日记中作了如下的记述：

梅（宋美龄）在八点打来电话，埃拉（宋霭龄）也在她那里。她们是一对战士，不错，埃拉说仍有个转败为胜的机会。我不愿介入，平静地对她们说我不想呆在不受欢迎的地方。她们开口谈起“中国”和职责等来，要我大度一些，坚持一下。、埃拉说如果我们闯过了这件事，我的地位就会比以前更为稳固。“你的星正在升起”。她们想代我去见蒋，对他说我只有一个目标即中国的利益，假如我犯了错误，那也是由于误解而非有意，我准备好了要充分合作。我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时间，但她们竭力坚持，我最终点了头。梅说，那我们马上就去做。“花生米”改变了立场，演起了戏，竭力显得态度和解。他说了两点：（1）我应明白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职责。（2）我应避免任何优越感。这全是废话，但我有礼貌地恭听着。蒋介石说，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谐地再次继续工作。

风雨过后是晴天。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出现了空前和谐相处的阶段。从此，史迪威成了蒋介石家的座上客，宋美龄按照中国人的称谓习惯亲切地叫他“乔大叔”，蒋介石对会见史迪威感到十分满意，“不仅是愉快，甚至是幸福的”，使得受宠若惊的史迪威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天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次联谊会，还是他发了疯？”

这时的蒋介石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因为他需要史迪威的直接帮助。

也就是在这期间，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对是否承认中国为大国发生了争论。“尽管苏联人固执地反对，美国还是坚持并最终使中国成为四强宣言的签署国之一……这样，蒋介石终于被公认可以与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平起平坐。当他出现在开罗的时候，他的地位方为世界所瞩目。他之所以对史迪威变得如此亲昵，是因为他需要史迪威在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面前，承担起军事策划和后勤保障的重任，这一任务是中国参谋部所不能胜任的。”因此，蒋介石首次礼贤下士地对史迪威发出热情的邀清：“你是我的参谋长，一定要陪我出席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

史迪威就是这样一个不计前嫌，又从不以“小人”之心度人的美国正统军人‘加之，罗斯福的私人使者帕特里。赫尔利准将来到重庆，在安排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的最后细节的同时，告诉了他许多感兴趣事情。尤其他听说在美国，人们把他誉为‘。中国的救星”。因此；他视赫尔利的到来是“吹来的一阵清风，真正的美国人。”

蒋介石获悉斯大林借口苏联未对日宣战，不赞成在开罗召开四强会议以后，他认为这是斯大林有意蔑视他，不想和他会见。“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要求罗斯福在会见斯大林之前必须先会见他。结果是这样安排的：在开罗与蒋介石会晤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起前往紧靠苏联边界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与斯大林进行会晤。”

从某种意义上说，开罗会议是魁北克会议讨论亚洲战场作战计划的继续。因而，以往的中、美、英三国之间的战略分歧，也必然带到开罗会议上来。所不同的是，罗斯福和丘吉尔第一次和蒋介石面对面地打交道，从而领略了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手段和政治策略。

开罗会议住址设在华丽的米纳大厦饭店里，与会者可以依窗凭吊雄伟的金字塔。在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大地上讨论现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趋向，这本身就是历史和现实最好的承袭以及最富有的文明折射，因而也必然会引起时人与后人更为凝重的沉思。

罗斯福依然是开罗会议的主角。他不顾马歇尔和史迪威等人的反对，以强烈的反殖民主义观念和丘吉尔讨价还价，终于通过了如下（开罗宣言》：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的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诸方面加诸敌人。此项压力已在增长之中。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转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我三大盟国袍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开罗宣言》是罗斯福的胜利，也是蒋介石的胜利。但是，在罗斯福和蒋介石及夫人的会谈中，“大连和其他俄国租借地；香港及其与英国的关系；以及共产党的间题”等等，因涉及到英国和苏联，都议而未决，甚至连会议记录都未留下来。这说明了罗斯福的“聪明”―决不因满足中国利益而获罪于其他盟国。

随着太平洋战场顺利的转化，美国人控制的岛屿和航空母舰的数量的增多，使其有可能取代中国大陆作为攻克日本本土的基地。此外，随着欧洲战场的结束，盟国还可以利用苏联的空军基地向日本本土发动攻击。简而言之，中国在实现太平洋战略目标的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降低了。

开罗会议之后，英美军界以及史学家对蒋介石颇多讥讽和贬滴。综其所言为：一是说蒋介石胃口太大，再是说蒋介石于军事之道一窍不通。公平而论，为什么丘吉尔重欧轻亚，尤其在开罗会议上为使“霸王”计划顺利实施，迫使罗斯福暂缓收复缅甸计划而不受指责呢？再者，既然美国在亚洲战场上的既定方针是：美国出钱、出军火，中国出人，蒋介石强调军援一定到位又有什么不对呢？由此可见：国弱受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史迪威亲耳听到了英美将领对蒋介石不友好的评语，也目睹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对蒋介石的真实态度，他为自己未来在中国战区的地位着想，遂于11月25日感恩节的下午，在马歇尔的陪同下觑见罗斯福。他向总统陈述了要求派美国军队前往中国和由美国人指挥中国战场的理由。他希望自己拥有人事权、行政权、对美国军队的指挥权、对中美联合部队的指挥权、保留对已经增加了一个军的X军的指挥权的“前敌参谋长”。由于罗斯福怕由此而引出新的政治问题，遂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拒绝作正面答复。给史迪威的印象是：“罗斯福对此不感兴趣。”

开罗会议之后，中国挤入世界四强，蒋介石也圆了世界四大巨头的梦，遂偕夫人宋美龄带着胜利和遗憾告别了开罗。但是，史迪威却禁不住地暗自说：“我将如何与他共事呢？……”

史迪威认为“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受文迪威指挥的美国观察小组赴延安；在对待蒋介石的看法上，史迪威惑叹毛泽东与自己“英雄所见略同”；史迪威中了蒋介石一石二乌的圈套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蒋介石是一位“酋长”、“君主”，是四十年代中国的皇帝。他曾不止一次地把蒋家王朝和德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加以比较，并得出了“何其相似”的结论。他认为德国的“纳粹制度―由盖世太保支撑的一党专政，其头目是一个没有什么教养的精神失常的人”。而蒋家王朝也“是由一党政府统治的，得到了一个盖世太保（戴笠的组织）的支持，其首领也是个没有什么教养的精神失常的人”。接着，史迪威又严肃地，甚至是痛苦地分析了与之打了两年半交道的蒋氏政权赖以生存的原因以及无法克服的政治弊端，他怀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写下了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