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出逃
日本内阁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成了汪精卫的教命稻草;汪草成卖国计划,密谋于12月8日逃离重庆
1938年11月3日,日本内阁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震撼了中国的朝野。因为他提出了日本侵略的目标,即要“建设”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所谓“东亚新秩序”。它的范围包括中国和“满洲国”,参加“新秩序”的国家,实质是日本的附庸国,成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声讨!
但是,汪精卫却从这则声明中捞到了救命稻草。他反复地读着声明中的这段文字:“即便是国民政府,只要全部放弃以往的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拒之于门外。”最后,他竟然有些得意地笑了。
然而,陈璧君却不理解地反问:“有什么好笑的呢?这段文字,等于向世人宣布,取消近卫第一次声明的原则: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换言之,岂不又回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了吗?
“不!不”汪精卫边摇头边笑着说,“夫人完全没有看出近卫第二次声明的真谛来。”
汪精卫看出的近卫第二次声明的真谛是什么呢?近卫声明中的所谓“不予以拒绝”,包含了四个前提:第一,“全部放弃以往的政策”,这就是必须停止联共抗日,实行降日反共政策;第二。所谓“更换人事组织”,就是蒋介石必须下野,必须以汪精卫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主持人;第三,所谓“取得新生的成果”,就是不仅承认日本扶植的伪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南京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而且要与他们合并,并只能作为中央政府组成的一个成员,参加中央政府的建立;第四,所谓“参加新秩序的建设”,就是必须接受日本提出的各项灭华条件。
对上面四项前提,蒋介石以及重庆国民政府是不可能接受的。而日本政府的声明也不是针对蒋介石的,它的真正目标是汪精卫,是向汪发出的表示可以与之“谈判”,支持其另组“国民政府”的招降声明。
陈璧君听后恍然大悟,顿时变怒为喜,急切地说:“旧方亮明了旗帜,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
“通知佛海他们,立即赶到上清寺,起草对日和谈的具体条款。”
但是,汪记汉奸集团的第三号人物、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的周佛海可没有汪精卫夫妇那样激动,他埋怨近卫声明把汪精卫将要建立的政权,与“临时”、“维新”两政权一样对待,故颇有情绪地说:“以国府与平、京两伪组织相提并论,实可痛也!”
“佛海,你怎么也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汪精卫望着周佛海,“我以为这是日方的策略,等我们的和平工作有了头绪,日方一定会改变其方略的。”
“为了早日促使日本政府支持汪先生。”周佛海一改其低沉情绪,分外积极主动地说,“我们开始工作吧!”
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是有名的铁笔御吏,不知起草过多少国民党的文件。但是,对于草拟一份对日求和的降书,一时谁也不知该如何下笔。就说由谁执笔,写些什么内容,谁也不带头打破僵局,搞得室内的空气又人为地紧张起来。陈璧君终于耐不住性子了,她近似发脾气地说:“方才那股热乎劲都跑到哪儿去了?你们到底还写不写?”
“写,写……”周佛海十分滑头地说,“这样的事,非汪先生莫属。无人不晓,汪先生有一支生花之笔。当年,连中山先生也只改一字。今夭,我等若写这样重要的文章,岂不是在圣人面前卖字画吗?”
“就是嘛,”陶希圣也借机附和地说,“我等在汪先生面前班门弄斧,一定会贻笑大方的。”
汪精卫自然懂得周佛海、陶希圣此时恭维自己的特殊心理——不愿承担卖国的责任。他无比哀伤地叹了口气,抱着“跳火坑”的决心走到桌前,提笔展纸,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草成了这篇求和降日的卖国文章:
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
第一、发动
一、在上海日华双方代表谈判和平解决的条件一旦谈妥,梅思平即从上海经香港去昆明。
二、日本政府如果承认上述条件,将通过中国方面的联络员转达在重庆的汪兆铭。
汪在一二日之后与陈公博、陶希圣等一起,寻找借口逃出重庆去昆明。
三、汪到达昆明后,日本政府将选择适当时机发表日华和平解决条件。
四、汪发表与蒋介石断绝关系的声明,即日乘飞机去河内,转至香港。
五、汪到达香港后,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与日本相呼应。同时,国民党党员联名发表反蒋声明,对中国国民和海外华侨开展和平运动。
六、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精卫的声明,反蒋独立,接着,四川军队也起来响应。
云南的龙云和四川军将领,已结成牢固的联盟,只因有中央直系的三个师在四川,所以决定先从云南开始起义。
另外,广东军队和在其他战线的军队,同情这一运动的也不少,因受中央军的监视,尽可能使其起义延缓进行。
七、日本军队对上述军事行动予以协助,为中央军在征讨上制造困难。如有可能,为了截断中央军进攻,希望从贵州方面进行追击。
第二、成立新政府以及其政策
一、汪兆铭应将同志集中在他的旗帜下,在云南、四川等日本军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组织军队。
二、撤出一部分日本军队,使广东、广西两省成为加入新政府的地盘。
三、新政府应阐明和制定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政策,发表日华合作政策的声明,并开展和平运动。
四、建立五至十个师的军队。
五、从日本招聘军事及其他方面的教官,进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教育,以培养人材。
汪精卫掷笔起身,双手捧着墨迹未干的降日行动计划,格外沉重地念了一遍。令他大为吃惊的是,周佛海、陶希圣,乃至于陈璧君都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他看了看大家那激动的表情,低沉地说:“既然大家同意这篇文字,那就立即派人赴港送给高宗武和梅思平,请他们尽快地和日方代表晤面,早日搞出一份日华双方都能接受的文字。”
在港的亲日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梅思平收到汪精卫起草的“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后遂开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