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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人生记王昆仑 一（第1页）

奇特的人生——记王昆仑一

王昆仑告别六朝古都南京的心情是异常复杂的。在回归故里的车上，发生在石头城中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救亡悲剧，在他的脑海屏幕上演个不息，使他不能不从这些主演救亡悲剧的主角身上问个为什么？

这些年来，王昆仑虽然反对中国共产党，但他有很多北京大学的同学和先生却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的被北洋军阀杀害了，有的被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屠杀了，然而他们不仅没有被斩尽杀绝，反而在青年学生中发展壮大起来。

每当说到共产党，他就条件反射似的想到两个人：一个是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毛泽东，一个是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对于毛氏，王昆仑知之较多，他不仅认识其泰山杨昌济先生，而且还知道毛氏的发妻杨开慧，自然也知道毛本人在北大图书馆供职的往事。使王昆仑难以理解的是：毛氏为了践行其革命理想，毅然抛弃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之职，跑到井冈山当山大王，带着一批泥脚杆子和蒋介石的百万大军角逐天下―且在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下越来越壮大，这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说到周恩来，王昆仑知道的更多一些：周的弟弟周恩寿是王昆仑在南开中学任教时的学生，王氏相识已久的邓颖超是周恩来的革命伴侣；说到周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期间的为人和政绩，他远在潮州分校任职的时候就听说了。同样令他不解的是：周恩来为什么要和蒋介石、国民党决裂在南昌起义呢？又为什么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上海和军统、中统斗法呢？王昆仑的结论只有一个：

毛、周是为了在中国践行共产主义的理想。

由此，王昆仑想到自己为了践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加入国民党，为了自认为是无限忠诚于孙中山先生的弟子，敢于参加西山会议派反对所谓的国民党左派。时下，他认为国民党完了，蒋介石变成了当今的袁世凯，再也肩负不起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任。而全国的工农大众，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仅同情或倾向共产党，而且还把救亡抗日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接着，他又反问自己：“我对共产党知之有多少呢？”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到自己对反了近十年的共产党几乎是一无所知。为此，他决定回到无锡的第一件事，就是潜心研究共产党信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

王昆仑回到无锡，再也无心观赏美丽的太湖，一头扎进书斋，集中研读不同文本的马克思原著，与昔日自己学习的西方哲学著作进行比较。或许因为他是学哲学的，对理论间题有着特殊的爱好，很快他就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吸引，进而被俘获。接着，他又把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进行比较，他感到这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也只有在这时，他才认识到自己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旧三民主义反对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其特征的新三民主义是错误的。

王昆仑是一位注重名节的儒风很重的革命家。换言之，是可以为主义而献身的人―尽管其改变主义信仰的过程是异常痛苦的！时下，他的思想开始由三民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化，却不知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共产党对自己这样的人如何看待。但他却暗自下定决心，按照他自认为能救国的主义去办。

王昆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更希望用自己变化的思想去影响国人，并借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志。用他的话说：像孙中山先生那样做些唤起民众的工作。为此，他想到了办报。

那时办报，第一个条件是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办报人。为此，他通过当年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曾在他父亲王星如先生做无锡税务所长时任科长的王雨岳等人，找到无锡“青蛙话剧社”的成员孙翔凤等青年。初次见面，“大家都很坦率和热情，一席话谈得很投机。此后，我们就成为姚宝巷王（昆仑）家的常客”。另外，王昆仑家有架无线电收音机，在那时还是罕见之物，它能收听上海、南京广播的当天战事新闻。已经成为王家常客的上述青年也经常去收听。在王昆仑的诱导下，大家逐渐认识到：“这些消息倘能公诸于众，是无锡社会需要的。”在此基础上，“有人提议利用这些消息印发报纸，以供社会需要”。经过多次议论，遂商定办一张新型的报纸。报名就定为《人报》。

办报的第二个条件―或许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经费。当时，团结在王昆仑周围的青年人多为自食其力者，谁也拿不出一笔钱来创办报纸。再者，办这样一份新型的《人报》不仅得不到资本家支持，而且在相当一个长的时间内是要赔钱的。怎么办？王昆仑答应每月筹措《人报》所孺的一百五十元大洋。当大家一致推选他出任《人报》的社长时，他却不愿公开担任。为便利工作，他又举荐曾做过县长的表兄龚念的担任《人报》的社长。

王昆仑不仅充任《人报》的精神和物质的强大的后盾，而且还化名为《人报》写了不少文章，把自己的思想公诸于众，并以此影响、启迪并服务于故乡的人民。

王昆仑在故里蛰居期间，历经近十个月的读书思过的修身，终于在马克思主义之火的锻冶下，抛弃了过去矢志信仰的理论以及追求的所谓革命理想。初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比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更为高明的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否比以三民主义为革命方向的国民党好呢？王昆仑没有―也不可能在这时得出结论。他的直观印象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受穷苦的老百姓欢迎，并且高喊抗日救亡的口号；而昔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军，业已变成新军阀蒋介石角逐天下的工具，不敢抗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他在这时萌生了这徉的念头：只要中国共产党真心抗日就跟着共产党走！

提到共产党，王昆仑自然知道恩师李大钊等人的下场，他也不会忘记自蒋介石“四……二”大屠杀以来，有多少共产党人死于蒋记国民党的枪下。另外，他作为国民党的要人，也清楚有不少中共领袖人物如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叛变，给共产党―尤其是上海地下的共产党所带来的损失。而像他这样一个曾是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分子，并积极赞成分共的国民党上层的新贵，突然转向共产党，暂且不说需要多少勇气和冒何等的危险，就说共产党又会怎样看待自己的行为呢？他再次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

王昆仑历经长时间的精神痛苦和思想斗争，遂毅然做出决定：为了危亡的祖国，为了苦难的中华民族，放弃个人的荣辱，本着朝闻道夕死足矣的先哲遗训，向共产党靠拢。

同时他也清楚，要想找到能介绍自己这样的人加入共产党的人，只有到南京、上海去找。是年初冬，正当王昆仑欲告别故乡之际，已经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派人送来了委任书：委任王昆仑同志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王昆仑接此委任状并无欣喜之感，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太子派的中坚力量，太子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自己当立法委员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为了尽快找到共产党，遂借此打点行囊告别无锡，去南京立法院上任了！

王昆仑回到南京不久，蒋介石为自己重登“九五之尊”制造舆论，于12月15日召开了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并写入第四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中。

王昆仑知道“安内攘外”一词，源于甘做儿皇帝的石敬塘之口。蒋介石如此而为的目的或曰结果，必定是当日本人的儿皇帝，而六年之后的汪精卫恰恰是按此道路滑下去的。

国情的发展，不幸被王昆仑所言中。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全会闭幕刚好半个月―1933年元月6日IH本军队进攻山海关，遂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大幕。由于蒋介石用重兵在江西等地进行所谓剿匪，再加之张学良防御长城一线的东北军战斗力极差等原因，致使中外关注的长城抗战不足两个月―3月4日以承德沦陷敌手为标志而告负。结果，张学良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另外，蒋介石委派亲日大将何应钦等人进驻北平，未来华北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在这半壁江山即将沦落敌手之际，王昆仑对业已为之奋斗整整十年的国民党完全失去了信心！与此同时，他横下了一条心，为寻求新的救国之路，在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

南京是蒋家王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军瞥宪特―尤其是中统和军统这两大特务组织系统密布各地，就像是无形的眼睛在时时盯着反对蒋介石的所有对手。王昆仑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像他这样和蒋介石唱过多年对台戏―而且时下仍属于太子派的骨干分子，早已上了中统、军统监视的黑名册，即使不和共产党有政治关系，也难保自身的安全；而今他竟然在铁幕之中像瞎子一样寻找共产党，其政治风险是何等的大啊！他出于诸多方面的考虑，细心地分析周围的国民党要人，认真地选择谁有可能是共产党―或间接认识共产党。最后，他想到了左恭。

左恭，系湖南人，一直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据王昆仑回忆，早在胡汉民供职南京时期，他就和左恭相识。王此次由故乡无锡返回南京就任立法委员，左恭在其湖南同乡肖同兹（时任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通讯社社长）手下任职。由于王同肖称熟，遂又由肖的原因和左恭时相过从。多年之后，王昆仑对这时左恭的评价是：“左恭和其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人作风不同，我也不同‘左很谨慎，不多表示。还认识一些人，也反对cc，反对黄埔系……这样，就交往多了起来。”有一次王昆仑问左恭：

“你还和些什么人可说话？”

左恭没有正面回答，沉吟片刻反问道：

“清问，你常和什么人来往？”

“孙科院长。”

“还有呢？”

“于右任，于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