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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晚年二三事（第1页）

郭老晚年二三事

在迎来郭沫若百年诞辰之际，朝柱怀着对郭老的崇敬，走访了汉英。朝柱希望通过对汉英的走访，对郭老、特别是晚年的郭老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听过朝柱的来意，汉英笑着说：“了解郭老，单从学术角度来看，就很不简单；至于谈到晚年的郭老，必须牵涉到特殊的政治背景。我是搞自然科学的，学识和能力都很有限。对社会科学更是外行，恐怕很难满足你的要求。”

朝柱坚持说：“对于郭老的晚年，大家有不少疑问和不同看法。希望你能谈谈你所了解的郭老，特别是郭老的晚年。作为郭老和立群夫人的长子，大家对此是有所期望的。”

汉英难以推脱。他说：“好吧。可以谈谈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事情，以供朋友们参考。至于种种疑问和不同看法是难免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其实，许多间题不宜现在来做结论，不妨留给后人。”

朝柱和汉英的对话就这样开始了。

朝柱：郭老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光彩照人，才华横溢的人物。他的《女神》，他早年对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的研究，他的史剧《屈原》、《虎符》等都是划时代的，他的政论如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他的史论如《甲申三百年祭》都是振聋发玻的惊世之作，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郭老的锐气却不及当年了。

汉英：新中国的成立，对郭老来说，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新生。作为一个革命者，他自然要发自内心地沤歌人民革命的胜利，满腔热诚地赞颂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成长。

朝柱：是的。浏览一下建国后的文艺作品，从茅盾的评论到柳青的小说，从老舍的戏剧到郭小川的诗歌，几乎都洋溢着对新中国的赞美。我相信他们和郭老一样是真诚的。

汉英：这种现象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反映。不过，比起建国初期的文学创作，郭老的史学成就更为突出。五十年代初，他出版了《奴隶制时代》。稍后，他又完成了《管子集校》这部巨著。

作为史学家，郭老十分清楚在新中国的躯体上，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种种腐朽渣滓和固疾。要清除渣滓，根治固疾却是非常不容易。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政治地位变了，成了“国家领导人”之一。作为一名身居高位的执政党的成员，他的言行不得不受到制约。

朝柱：或许这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谓的“官身不由己”吧。

汉英：对此，郭老是比较清醒的。他不止一次说过：“不要把那些应景或酬酥之作收入我的文集。”郭老十分欣赏战国时代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五十年代初他就提出：“凡是自由讨论的风气旺盛的时代，学术的发展是蓬蓬勃勃的；反之便看不到学术的进步。”他期待着这样一个时代的再现。早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他就流露出对新中国的憧憬，他特别赞赏李自成“能纳人”，“采取民主式的合议制”。

那么。事实怎么样呢？我来讲两件事情。

那是五十年代初，我还是初中生的时候。一次我参加天安门的“五一”庆祝活动，无意中发觉《东方红》和《国际歌》的主题极不谐调。《东方红》把毛泽东比喻为太阳，称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国际歌》却有力地声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回家以后，我直截了当地把我的“发现”告诉父亲。不料，父亲对我的“发现”似乎早有思考，回答说：“《东方红》是一首民歌，体现着亿万农民对领袖的朴素感情；《国际歌》是工人阶级的战歌，是巴黎公社的悲歌，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要求，它的提法是科学的。”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不过，时代造就着时代的需要。现在的中国，九成是农民，农民唱出了《东方红》，农民也需要《东方红》。这是中国的现实。”

当时，我尚不能完全理解父亲讲法的含意。事后回想起来，父亲的讲话道出了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基本间题的思索和分析。

另一个故事是我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当时赶上了那个超英赶美的所谓大跃进的年月。我恰恰开始上专业基础课，又是足球校队队员。上午上“跃进”课，下午赛“跃进”球，晚上还得响应号召大炼“跃进”钢。一个周末的晚上，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专门把小“炒炉”炒出来的一块“蜂窝钢”带回家请父亲看。父亲用手托着“钢”块看了一会儿，神态严肃地反问了一句“这也叫钢？”旋即感慨地摇摇头说：“狂热呀，狂热。凭这种狂热怎么能建成社会主义？”

在大兴这种狂热地“全民炼钢”热潮的同时，在周总理和陈毅、聂荣臻副总理等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老出任校长。他语重心长地号召科技大学的全体师生要扎扎实实地学好基础课，努力攀登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今天，如果我们把反问“这也叫钢”的郭老，把担任科大校长，鼓励师生勇攀科技高峰的郭老和曾经以夸张、浪漫的诗句歌颂“大跃进”的郭老联系起来，你会怎么看呢？

朝柱：这的确带有时代性的悲剧色彩。郭老一贯以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开拓新的科学领域而享誉中外。但是在他的晚年，却没有看到他公开撰文批驳某些悖逆科学的论调。不知郭老对这些论调是否表示过世人所不知的观点。

汉英：我还是再讲几个小故事。

大家知道，“文革”之前，哲学战线上发生过一场“合二为一”和“一分为二”的论战。

一次，我陪父亲在院子里散步，说起这场论战。父亲当然知道其政治背景和实质。他对此是有自己的见解的。父亲对我说：“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说是对的。说到事物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却不能那样绝对，不能把这二者断然对立起来。主席的‘两点论’，不就是要看到事物的两个方面吗？如果一定说合二为一是错误的，那么如果没有**和卵子的结合，怎么会有你毛泽东？”

父亲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这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你们年轻、单纯，经常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你们会吃亏的。”

“文革”开始不久，一次同事们在研究室里议论说有个地方一位老师被打成了反革命，就因为他说了一句“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当时我曾表示这样做未免太过分。不料一位好事之徒后来竟把此事“汇报”了。一直闹到军管会在全体大会上宜布：这里公然有人为宣称对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的反革命言论辩解，对此我们要斗争到底！于是，我不得不做些准备。我写了一个提纲，要点是，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是对立的统一。我在一个周末把要点给父亲看了。父亲看后说：“学习毛泽东思想当然要分析，不分析怎么能学得好？分析就是一分为二。”他又说：“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由毛泽东这位领袖集其大成。中国革命和建设在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而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对立的统一嘛。”接着，他不无优虑地说：“现在有人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把毛主席的每句话尊为圣旨，这其实是在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再次叮嘱我，“这不是学术讨论，要当心那些无耻之徒，颠倒黑白，落井下石。卖友求荣之辈是大有人在的，世英就是吃了这类人的亏。”

后来随着“文革”的深入，他常常提醒我和弟妹们，现在鱼龙混杂，你们要学会分析，学会识别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另一个故事和周总理有关。“文革”期间，有一位湖南的老师写了一篇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文章。在“四人帮”的煽动下，竟有些全无科学常识的人跟着鼓噪，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打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公开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父亲对此十分重视。早在留学时期，父亲就接触到相对论，听过爱因斯坦在日本所做的相对论的演讲。他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相对主义。如果由《红旗》杂志发表这种文章，这和‘无产阶级文化派’有什么两样？这样做会在世界上引起哗然，也会阻碍我们自己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理解身处逆境的父亲的心情：公开反对批判相对论难以奏效；而默认这种愚蠢的批判，泛滥下去，后果将更为严重。几天以后，父亲告诉我，你们的好爸爸（指周总理）也知道了，他很关心这件事情。我告诉父亲，我已经和几位朋友设法打进那个“批判组”去，用孙悟空的办法，在内部斗。父亲笑了，他接着说：“不妨再设法搞个内部刊物，允许不同的意见发表，这样做或许更稳妥。”父亲告诉我，这也是好爸爸的意思。

父亲接着说：“老实讲，科学的批判，密切联系实际的批判是会推动科学发展的，我们至今还缺乏这种批判精神。但是，打棍子、扣帽子，用哲学观点来判断科学的是非是荒唐的。自上而下地用权势来支持这类愚蠢的批判就更加荒唐。他嘱咐我，你们要参加这场辩论，并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历史一再证明：**威可以置人于死地，但却无力把科学打倒。相反，一切无知的批判科学的人，是一定要受到科学嘲弄的！”

显然，好爸爸和父亲的意思非常明确。不久，原来的“批判组”被一些搞自然科学的朋友打了进去，原来那场企图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闹剧变成了内部讨论。现在谈起这件往事，感到那样的滑稽可笑。可是，人们却不知道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父亲，那时在顶着压力，遵照他的良知和周总理的意志在打太极推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