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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三访周恩来（第2页）

周恩来重病在身，加之生父仙逝，真可谓是多灾多难J可是他为了党和人民最大的利益，依然带病节哀会见戴维斯。

周恩来除去回答戴维斯的有关提问外，还纵论了亚洲战场的态势以及未来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应当让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决策者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真实情况，因为唯有如此，美国的对华政策才是较为公正与全面的。所以他向戴维斯做了全面的介绍。对此，美国档案中存有如下简记：

访周恩来，周谓中共（第十八集团军）现有兵力五十至六十万人，有枪一百万杆，在华北、山东及扬子江流域以北，皆自置边区，如日本攻苏，中共将请求攻日，并向美英苏请予军械。蒋曾告白崇禧：中国政策在保存实力，中国要求先打日本，将使德国战胜苏联，然此正是重庆当权派之希望。

戴维斯如实地向史迪威将军做了汇报，并向史贡献了自己对蒋的意见。

史迪威将军在做了周密的调查后，认定蒋介石如此而为是一种“讹诈”行为。他吁请自己的老友高斯大使电告美国政府之后，遂又我行我素地筹划收复缅甸的战略计划。

这必然加剧蒋史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更使史迪威将军深感愤慨的是“委员长即不复召见”，弄得双方下不了台。为此，史迪威将军致电美国陆军部，要求和蒋介石摊牌。

罗斯福总统决不赞同史迪威因此而和蒋介石摊牌，进而逼蒋就范的简单做法。这不仅会干扰亚洲战场顺利发展，而且也有悖于他对战后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立于世界的战略期望。为此，他决定派遣劳克林·柯里飞往重庆，调解中美之间因租借物资法案出现的矛盾。

这又引出了戴维斯三访周恩来。

周恩来坐镇重庆，十分关注蒋介石与史迪威这一对矛盾的发展。戴维斯三访周恩来时，周坦陈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战、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在柯里婉拒周恩来希望会面的要求后，周恩来请戴维斯函告柯里，请美方派代表前往共产党区域采访一切。

劳克林·柯里是一位个子矮小，但有自负可以弥补身高不足的美国人。他和罗斯福总统私交不错，对中国事务非常热心。为此，1940年春天，他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顾问飞抵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过多次会谈。自那以后，他一直在华盛顿主管美国援华租借物资。有意思的是，他不赞成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以中国采取行动为条件。他曾公开对马歇尔将军说过这样一句话：

“考虑到中国必须依靠我们才能不断等到援助，所以不必担心将来会发生他们不合作的麻烦。”

蒋介石对劳克林·柯里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来华是十分看重的。他根据传统的纵横外交之策以及自己的治国经验认为：劳克林·柯里是罗斯福总统的钦差大臣，他即使无权在华处理有关事宜。但他在华所获得的方方面面的情报，也必然成为罗斯福总统对华决策的依据，因此，他和夫人宋美龄破格欢迎劳克林·柯里的到来。

蒋介石是一位十分会抓主要矛盾的大谋略家，十分清楚劳克林·柯里来华的使命是多方面的。但他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中美之间的租借物资的分配权限。而时下能得以解决该项权限的核心则又是史迪威将军的去留。因而蒋介石在会谈开始之前，通过不同的渠道，调动作用各异的所谓“射手”，以史迪威将军为靶子，相继射出了密集的明枪和暗箭，妄图采用先下手为强的政治策略，置史迪威将军于死地。

周恩来坐镇重庆，时刻关注着蒋介石和史迪威这一对矛盾的发展。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战区抗击日寇侵略的大局，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军事实力的增长。所以，他对以调解蒋史矛盾为己任的劳克林·柯里使华，也必然会给予特别的重视。

周恩来十分熟悉蒋介石的治国之策，也清楚蒋介石和史迪威这对矛盾的核心：是把美援物资用干时下的抗战，还是成为将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的物质基础。就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支持史迪威将军的做法的。另外，周恩来对劳克林·柯里也是有所了解的，尤其对他公然反对美国有条件地援华租借法案更为担心，如果这位总统特使站在蒋介石一边，说服美国政府改变这一政策，这必将严重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给战后打败国民党，取得全国的胜利带来极大的困难。因而，周恩来有责任遏制美国援华租借法案的改变。

周恩来作为一位纵观国际政治风云的战略家，非常清楚美国支持苏联反法西斯的政策是权宜之计。因为美国从根本上讲是反对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也正因如此，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支持中共的。自然，美国的援华物资也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份。如何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呢？周恩来的基本方针是：广交朋友，加强交流，化解一切不利因素。为此，他和约翰·戴维斯等一批思想敏锐的美国在华人员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同时，他也清楚，要真正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还必须设法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人。

基于上述理由，周恩来于7月31日约见戴维斯，进行第三次会晤。周恩来向戴维斯坦言：“中国（蒋介石统治集团）抗战目的只在保存实力，供争取国内优势之用，除用交换压迫方法，租借物资将被囤存，反攻缅甸必须以美国人为统帅。”最后，他又诚恳地表示：

“我希望会见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柯里先生，当面向柯里先生转述共产党人对抗战、对中美关系的意见。”

约翰·戴维斯或许是太了解腐朽、黑暗的蒋氏政权了，也或许是被周恩来的政治品质和人格魅力所折服，他不但完全赞成周恩来的上述分析，而且也非常同意劳克林·柯里能听一听中共方面的意见。他也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影响罗斯福总统的对华外交策略的改变。因此，他作为史迪威将军的“内阁国务卿”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请求，并要史迪威将军当面转告总统特使劳克林·柯里。

史迪威非常欣赏周恩来的宏论，尤其喜欢听“反攻缅甸必须以美国人为统帅”这句话。另外，他还认为如能促使周恩来和劳克林·柯里会晤，也是对蒋介石的一种制约，自然也是对他的直接支持。因此，他策略地问道：

“柯里先生，你此行有没有会见中共要人的任务？”

柯里淡然一笑，摇了摇头。

“那周恩来先生一定会感到十分遗憾了！”史迪威将军操着十分惋惜的口吻说道，“我认为阁下此次中国之行不会见周恩来先生，也是一种遗憾。”

但是，这位只想讨罗斯福总统喜欢的劳克林·柯里，不愿冒和蒋介石闹翻的风险，婉言拒绝了会见周恩来。同时，还严肃地告诫史迪威将军：

“不要介入国共两党的纷争中去！”

周恩来获悉柯里婉拒会见的消息，深表遗憾。他为了继续对柯里做工作，于8月6日请戴维斯函告柯里：

希望美政府加紧控制租借物资，勿被当权派储做他用，美国宜以争取日本北攻西伯利亚情报为由，派遣代表前往共区采访一切（非原文，摘自台译美国有关资料）。

在戴维斯的不懈努力下，以包瑞德上校为团长的“迪克西使团”终于前往延安……抗战胜利不久，戴维斯以“通共”的罪名被解职，并受到极不公正的审判，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才得以“平反”。

约翰·戴维斯非常赞同周恩来的主张：“派遣代表前往共区采访一切，”并一直为此奋斗不息。他在1944年1月15日给史迪威将军写了如下这封著名的信件：

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通过通常的外交和军事渠道是不可能获得蒋介石的允许的。应当由总统直接向他提出要求。要是蒋介石一开始就加以拒绝，总统可以运用我们足够的讨价还价力量制服他。

约翰·戴维斯建议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霍普金斯等人。不久，罗斯福总统正式通知蒋介石：美国不久将派一个使团去华北。在戴维斯和史迪威将军不懈的努力之下，以包瑞德上校为团长的“迪克西使团”于7月下旬离开重庆，向延安进发，从而实现了周恩来的这一愿望。

抗战胜利不久，麦卡扬主义很快笼罩了美国，戴维斯和他的战友们相继以“通共”的罪名被解职，并受到极不公正的审判。“直到1972年尼克松来中国打开中美关系以后，他才被平反”。待到他获准来华的时候，周恩来已重病在身，据时任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回忆说：

“在1972年以后我也见到过他，不过这时，他已经相当老了，远非当年青年时代的样子。”

但是，约翰·戴维斯和周恩来的友谊以及在中国做的好事，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