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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六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初稿完成，这是一项旷古文献工程。呈进御览，乾隆龙颜大阅，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办竣，呈览，颇为详核。所有总纂官纪昀、陆锡熊，著交部从优议叙[3]。”

《总目》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加上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共收书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卷，是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弘大、体制最为完善、编制最为出色的目录学巨著。

编纂《总目》的缘起，要上溯到《四库》开馆之前。乾隆三十七年（1772），皇帝发布第一道中外搜访遗书诏令，命令各省督抚着力购访古今著作，以彰“稽古右文”之盛，并特别指出：“各省搜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鉴别，悉行呈送，烦复皆所不免。着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候会齐后，令廷臣检核[4]。”这是《四库总目》编纂的最初缘起，同时也大体上提出了编纂框架和基本原则。

同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借乾隆皇帝下诏访求遗书之机，提出了开馆校书的奏折，其中第四条提出编纂目录的构想：“著录校雠，当并重也。前代校书之官，如汉之白虎观、天禄阁，集诸儒较论异同及杀青；唐宋集贤校理，官选其人，以是刘向、刘知几、曾巩等，并著专门之业。列代若《七略》《集贤书目》《崇文总目》，其书具有师法。臣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卷首，并以进呈，恭俟乙夜之披览。臣伏察武英殿原设总裁、纂修、校对诸员，即择其尤专长者，俾充是选，则日有课，月有程，而著录集事矣[5]。”

这个奏章经大学士刘统勋等多次廷议，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在对关于总目录编纂方面，提出如下意见：“查古人校定书籍，必缀以篇题，诠释大意。《汉书·艺文志》所称‘条其篇目，撮其旨意’者，所以伦次得失，使读者一览了然，实为校雠良法。但现今书籍，较之古昔日更繁多，况经钦奉明诏、访求著录者，自必更加精博，若如该学政所奏，每一书上必撮举大旨，叙于卷首，恐群书浩如渊海，难以一一概加题识。查宋王尧臣等《崇文书目》、晁公武《读书志》，皆就所有之书，编次目录，另为一部，体裁最为简当，应即仿其例。俟各省所采书籍全行进呈时，请敕令廷臣详细校订，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用诏策府大成，自帙唐宋而更上矣[6]。”

这个意见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赞同，当日下旨谕示：“应俟移取各省购书全到时，即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旨隐括，总叙崖略，粘贴开卷副页右方，用便观览[7]。”当时大学士和皇帝的初衷，是为阅读查询之便，编一部简明目录，而没有明确意识要编纂出一部卷帙庞大的解题目录来。

《四库总目》的成书，大体上经历了三种形态：

第一是各省送书时报呈的简单提要，除江浙较为简略地概述了本书著者、卷数、特点之外，其他省仅注明作者、卷数（或册数）而已。

第二是馆臣撰写的提要。前期，《四库全书》馆中“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分校官”和“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分别负责辑佚和校阅各自分管的书籍内容，编写提要，叙列作者爵里，记述版本源流，撮举典籍要旨，考订文字，并提出应刻、应抄、应存的建议。在编写提要初期，由于没有统一的编写标准和总负责人，原有的提要及后来新编写的提要繁简不一、条理纷繁，问题多多。

第三就是总纂完成最后的修改审订。纪晓岚和陆锡熊到任后，在纂修官编写各篇提要的基础上，笔削考校，或增删，或分合，字斟句酌，再三润饰，有很多需要重新撰写。原本体例不一、行文详略悬殊、表达观点亦各异的提要稿，经二人特别是纪晓岚笔削考核、一手删定后，体例整齐，灿然可观。

纪晓岚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贡献，首先是主持了《总目》的分类，他自己说：“余校录《四库全书》，子部凡分十四家，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三，所谓礼、乐、兵、刑，国之大柄也，农家、医家，旧史多退之于末简，余独以农家居四，而其五为医家；农者民命之所关，故升诸他艺术之上也[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结了自汉刘向父子、班固以来历代分类目录的得失利弊，进一步充实了分类体系。其所采用的分类法，实为中国四部分类法之集大成，所收书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于部下分类，类下再分子目，共分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子目，其中经部十类、史部十五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五类。有些类下又析出若干小类，同一类书籍以时代先后为序。如《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其中“礼”又下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六子目；“小学”分为“训诂”“字书”“韵书”三子目。《史部》分为“正史”“编年（附起居注）”“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其中“诏令奏议”又分“诏令”“奏议”二子目；“传记”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五子目；“地理”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志”“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十子目；“职官”分“官制”“官缄”二子目；“政书”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六子目；“目录”分“经籍”“金石”二子目。《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十四类。其中“天文算法”又分“推步”“算书”二子目；“术数”类又分“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七子目；“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四子目；“谱录”类则分“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三子目；“杂家”类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子目；“小说”类分“杂事”“异闻”“琐语”三子目；余不分子目。《集部》分为“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四类。其中“别集”分“汉至五代”“北宋建隆至靖康”“南宋建炎至德佑”“金元”“明洪武至崇祯”“清初至乾隆”六子目，系编年分目；“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五子目；余不分子目。

这样的分类体系严密完善，将上万种书籍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脉络清晰，源流井然。形成了一种既能反映书籍版本、内容、文字、著作事迹，又能表达作者政治理念和学术思想的全新的提要形式。可以说，《四库提要》集中国古典目录学方法之大成，又成功开创了目录学的新领域。

乾隆皇帝于四十六年（1781）二月二十五日颁谕，《四库全书》各部著录次第由此确定：“谕：昨据《四库全书》总裁奏进《总目》，请于经、史、子、集各部，冠以圣义、圣谟等六门，……于编排体例，实属未协。……俱者各按撰述人代先后，依次编纂。至我朝钦定各书，仍各按门目，分冠本朝著录诸家之上[9]。”

从乾隆四十四年（1779）翁方纲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进程及主要特性。

翁方纲此诗，为纪晓岚将钱大昕所撰《曹全碑跋尾》一条著于《总目》而作：

箧中收得万山青，跋尾非徒翰墨灵。

不独研经兼石史，曹全碑已伏茶星。

（翁方纲《东墅复次前韵，有钟怀山院长、卢抱经学士、钱辛楣詹事，且及二君经学，因复次答，兼怀二君》）

诗注：“辛楣迈尤殚心史学，故云尔。昨见晓岚援辛楣《曹全碑跋尾》一条，着于《四库书录》。不特徵定论之公，亦见友朋服善之益也。”翁方纲之诗及注文中传达了如下信息：首先，《总目》是有较为详尽的分工，由馆臣依书籍类目分头起草，而不是以经史子集的顺序编录。如以经史子集次序编录，那么四十四年（1779）正在编写中的仅能到史部提要部分；其次，《总目》著录当代人著述颇多，纪晓岚的甲戌科同年钱大昕、王鸣盛、姜炳章、顾镇、范家相诸人都见于著录。纪晓岚编纂《总目》的这种“服善”精神，诚可敬佩，然少为人所知，翁方纲的诗，可为存证。

纪晓岚对《总目》的贡献之二，是主纂了总叙、类叙和按语。这些文字，集中反映了他的学术观点和思想观点。

纪晓岚对《总目》的贡献之三，是完成了对提要稿的“一手删定”。《总目》凝聚着众多纂修官的智慧，但经纪晓岚“笔削一贯”，成于纪晓岚之手，当世已有定论。如《四库全书》总阅官朱珪所说：“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裒然巨观[10]。”“生入玉关，总持四库，万卷提纲，一手编注[11]。”

纪晓岚的门生阮元、刘权之、陈鹤分别为《纪文达公遗集》撰序，都不约而同地明确肯定了这一点。

阮元序中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尾，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