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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2页）

馆臣们心知肚明，这个案子是个大冤案。

而且所有的人全都知道，之所以这个案件震动全国，也全在于它是个大冤案。皇帝的用意再明白不过，像海成这样为禁书建立了卓著功勋的人，尚因为一时疏忽掉了脑袋，看你们谁还敢空言塞责，他宣谕各封疆大吏：“各省地方官当共加感惕，务须时刻留心查察，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抚，严加拿治[6]。”

王锡侯一案，将全国禁书运动推向了**。

王锡侯案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此例一开，禁忌遂多如牛毛。墓志铭上因常用“皇考”作为亡父尊称，竟被地方官指为悖逆。家祠匾额书“豆登常新”，也被仇家检举违碍，如是种种，人人自危。

各地官员把禁书当成头等大事，纷纷设立书局，广贴告示，恫吓藏书之家，如不交出违碍之书，王锡侯就是样板！浙江巡抚三宝别出心裁，他把全省的教职人员都分派回老家，让他们深入到各亲戚朋友家里，细细访查，而且把缴书的成绩作为将来升官的依据，以缴书数目多少作为补用名次的先后排序。各地官员起而效尤，禁书运动从城市一直波及到偏远乡村的每家每户。

过去禁书，重点在于前朝人著作。王锡侯案一出，查缴范围始扩展到当朝人的著述。乾隆皇帝谕示：“朕令各督抚查办应行销毁书籍，原因书内或有悖理狂谬者，不可存留于世，以除邪说而正人心。是以旧人著作尚且应查，岂有现在刊行者转置不问之理[7]？”由是，从宋元至当代，其间长达八百年之有关著述，均列入查禁之范畴。一时存放禁书的方略馆书满为患，连院子里也堆得山一样，四库馆臣更加人心惶惶。

这天下午，纪晓岚退直回寓，刚转过珠市口大街，突然间，一个人从胡同口冲出来，拦着轿子跪下。纪晓岚正在轿子里看书，听到外边吵嚷，下了轿子。

拦轿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衣裳褴褛，面色憔悴，双手捧着一只木匣，口称：“纪大人，我等您三天了。”

纪晓岚问：“等我？你是谁？”

拦轿人说：“大人二十四年（1759）典试三晋，那时小人是原平廪膳生，我名叫李定。我知道大人，大人却不会知道我。小人曾数次落第，知青云无份，在邻县教读为生。二十年生聚教训，写了这部《面壁录》，知大人现为国修书，不惮跣足数百里来到京师，向大人献上。如蒙大人青目，则三生幸甚。”

纪晓岚让人打开木匣，里面有抄本六卷，信手翻了翻，大惊失色。原来这部《面壁录》是这个自称叫李定的人的一部自著诗文集，其中多忧世感时之作，尤其是随处充满讪谤时政的妄诞悖谬之语，说“处士不应做官，做官就是欺世盗名”；诗中竟然有“梦里哀鸿转清明”的句子，还有将自己家庙妄称“宗庙”等等，不一而足。忙让仆从扭住这个献书的人，把他送到兵部去审问。

当天夜里，纪晓岚说什么也睡不着了。

他后悔这件事做得过于唐突，说不定，他这一送进去，就会酿成一个大案。即使酿不成大案，其结局也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如果对这件事置之不问，李定也一定会找别人去献书，一旦因此成狱，自己是无论如何也脱不掉干系的。

纪晓岚回想着近年来的一连串文字狱大案，几乎没有一个涉案者能逃显戮，而且还会殃及他的家人和亲族。一个案子，往住牵扯进几条人命，几十条人命，甚至上百条人命。

又转而想到，随着文字狱之兴，全国告讦之风随之炽盛，一些大案往往不是因为涉案者真的写了什么悖谬之文，而是由于小人的告密和办案人深文周纳的罗织。难道自己也成了一个把别人推进火坑的“小人”？可自己最痛恨的就是小人呀！

一个最痛恨小人的小人？！

他又想起自己同侍姬明玕说的关于小人的那番话。

原来藏在自己身体里的那个“小人”跑出来的时候，竟如洪水猛兽，不可阻挡。

他不敢设想下去，仿佛有一团隐蔽的火，在煎熬着他的灵魂。

[1]见《谕著杭州织造寅著亲往宁波询察天一阁房间书架具样呈览》，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

[2]见《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一。

[3]见《谕内阁著大学士会同吏部翰林院议定文渊阁官制及赴阁观览章程》，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三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

[4]见《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乾隆四十二年十月癸丑条。

[5]见《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乙卯条。

[6]见《高宗实录》卷一○四五，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庚辰条。

[7]见《掌故丛编》第五辑《王锡侯字贯案》，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