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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朝廷取得了平定两“金川”的大捷。

大金川，为四川金川土司莎罗奔兄之孙索诺木的地盘。小金川，是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的领地，两金川联合抗清，在周边地区攻城略地，大有野火燎原之势。大小两金川，地不逾千里，人不满万户，而朝廷用兵五年，费帑至七千万两，官兵七八万人，役夫无算，这一场艰苦卓绝的对抗消耗了清政府的元气。其原因，除了当地凭据山水之险，气候又变化异常之外，也显见盛世清廷所拥之重兵，乃世界上最庞大的“玩具兵团”。

因胜利来之不易，故乾隆皇帝十分看重平定两金川的胜利，让内廷翰林诗赋以庆，作此类文字，纪晓岚是高手，自然当仁不让，遂撰《平定两金川雅》《平定两金川颂》，歌颂乾隆皇帝的武功与圣明。其《平定两金川雅》之序略谓：“惟我皇上命将出师，皆睿谟独运，策形势于万里之远，操赏罚于九天之上，指示驾驭，赴机若神。臣章句陋儒，虽不足测高深万一，而叨荷恩遇，出入禁闼，仰见军兴以来，皇上宵衣批牍，旰食披图；或羽书夜至，亦中宵宜授机宜，圣虑勤劳，越五年如一日。知经纬万端，悉由乾斯。建牙秉钺之臣，特禀成命效驱策耳。此尤千古帝王所未有也。然恭读御制《大学纪功碑》一文，委曲详明，方谆谆于兵非得已，绝不以武功耀万世。则圣人之情，与天契合，风霆雨露，因物而施。纤毫无心于其间，益非区区管蠡所能窥见矣。……今圣天子驱驭虎貔，剪除狼虺，通亘古不通之险，其事越平淮万万。臣忝珥笔，其可不作为文章以歌咏休明。顾学殖荒落，词不副意，不敢自为撰著，谨仿晋傅成集句为诗之例，裒辑唐人旧文，排比伦次，为雅诗十二章，以赓扬盛烈，昭示来兹。”

乾隆皇帝读了《雅》《颂》，击节赞赏。

与此同时，清除违碍书籍的工作，也在大力推进。对四库馆清理出来的违碍书籍，乾隆皇帝要一一过目，对地方查禁的图书，也要求一律缴到朝廷的军机处。之前，各省查禁的书是在地方上销毁的。乾隆四十年（1775）九月，贵州巡抚韦谦恒上了一道折子，建议各省查禁之书应就地自行销毁，被乾隆大骂了一通，说你这小子怎么这样不懂事理？如此糊涂！幸亏贵州人老实，不开化，对查禁之书不见得有潜流传播之事，这事如发生在江浙一带，一听说哪本书被查禁了，必定以为新奇，妄行偷看，甚至私自抄存，辗转传写，这本书本来是禁书，反而传播得更快更广了，这成何体统！

从此以后，各省查禁的图书，一概全部封箱，防止扩散，委派专员押送至京，直交军机处。军机处收到后，除了那些在运输途中经雨水沾湿成块难以翻阅的图书，直接奏明销毁，其他都要认真审阅，签上意见，奏请销毁。或转交四库馆，让馆臣们协助把关，凡有违碍书籍，一定要经乾隆皇帝“亲行检阅”，才可进行下一步处置。

这个谕令是直接下给四库馆的，纪晓岚和诸馆臣随即对拟录和未录之书进行了认真的排查，整个选书过程，是过了筛子又过细罗。

对修书的工作进度，乾隆也催得很紧。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总裁舒赫德奏报当时未办竣之书目十余种，要求各派总裁分头督办。乾隆皇帝准之，谕军机大臣明确各书办理期限，以便按卯进呈。过了期限完不成，即由核处查参。因此很多人受了处分，被记过。

那些日子纪晓岚简直觉得自己好像烤在油锅上一样。所有纂修环节中出现的错误，作为总纂，他都难辞其咎。

军机处将对纪晓岚的处分呈报给了乾隆皇帝，但乾隆皇帝却对纪晓岚以特旨开恩。乾隆皇帝对军机大臣们说：“作为总纂，纪晓岚所办书籍多于常人，出错在所难免，以后详慎办理就是了。”

纪晓岚和诸总纂、总校、总阅不敢有一丝懈怠，到了七月底，第二份《四库全书荟要》已缮成三千二百余册。

而禁书的谕旨也一道紧似一道。从乾隆四十年（1775）开始，正月，令两江总督高晋把应毁书籍并书板一并解京销毁，三月，又下令销毁陆显仁《格物广义》，五月十八日，下令查改《明史》《纲目三编》，闰十月十七日，查禁释澹归著《遍行堂集》、陈建著《皇明实纪》、江宁清笑生著《喜逢春传奇》，闰十月十九日，重申查禁澹归、陈建著述，连澹归所住的丹霞寺僧人也受到了牵累。闰十月二十三日，禁毁僧人函可（千山和尚）诗集，下令追查他在沈阳的传人及碑刻。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颁谕销毁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板片，十二月十三日，对禁书尽职的江西巡抚海成给以嘉奖，同时严词斥责“不实力查办”的江浙督抚高晋、三宝、杨魁等人。每场文字狱案，都会在四库馆内引起一场集体恐慌。乾隆皇帝特别希望四库馆担当起禁书“眼线”，对四库馆盯得也就比较紧。

纪晓岚熟知这个江西巡抚海成，他是锻炼文字狱的干将，整起手无寸铁的文人来一点也不手软。他之所以得到乾隆皇帝嘉奖，是因为他搜买呈送的禁毁书目前后共有八千余部之多，远远超过各省，也远远超过了四库馆。这些封疆大吏，此时已将国计民生大事悉数置之度外，挖空心思查缴禁书，不择手段地深文周纳，或因之升官，或因之获罪，全凭在查缴禁书中的表现和运气，其结局往往让人啼笑皆非。

有意思的是，对江西巡抚海成的嘉奖令还没送达他手里，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江西举人王锡侯的《字贯》案就爆发了。

王锡侯，字韩伯，是江西新昌县举人，当年六十五岁，自三十八岁中举后，连续九次会试落第。身名蹭蹬，生计不继，他看到《康熙字典》这本书有不好用的地方，就想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再加工一下，于是对字典进行了删改，另刻了一本《字贯》。

《康熙字典》是康熙年间由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等人奉诏而编的，共四十二卷，依据《字汇》《正字通》加以增订而成，载古文以溯其字源，共收录了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字。这本书于康熙五十年（1711）印行，全书的音切、释义，杂糅罗列，疏漏很多，后世学者指出其讹错竟达两千五百八十八处。

王锡侯编《字贯》，本意是依照《康熙字典》的分部方法，列其总字，注明类别、音切、释义，又参照《尔雅》的体例，凡天、地、人、物四类，下分四十部，每部配以千字文。为什么称《字贯》？按照王锡侯的解释，一个个字犹如一枚枚铜钱，需要一根绳子把它们穿起来。对于一种工具书，不断进行加工修订，使之更加科学化，这本身应该是一件好事。

但是王锡侯被他的一个同乡王泷南举发了。

这个王泷南，原本就是一个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光棍”。他和王锡侯是本族，也是仇家，时常寻隙构衅陷害。他告发王锡侯的罪名，是妄改《康熙字典》。

或许出于失察，海成对这事却没怎么重视。接到举报，海成给朝廷上了个折子，请求先革了王锡侯的功名，然后查办。乾隆皇帝亲阅进到之书，翻了一下，以为不过寻常狂诞之徒妄行著书立说，拟批大学士九卿审看。及阅书前《凡例》，竟有一篇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名字玄烨、胤禛、弘历照原字书写。

其实王锡侯意在提醒读者，写文章时遇到这六个字，一定不能写全，或者少写一笔，或者改用他字，否则就是犯讳。这原本是一片好心，但皇帝之名岂可以直呼？！乾隆皇帝大为震怒，于十月二十一日寄谕海成，速将王锡侯解京严审，并搜查其家及流传各省书板。谕旨申斥海成对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竟然无动于衷，“岂有原书竟未寓目，率凭庸陋幕友随意粘签，不复亲自检阅之理？况此篇乃书前第一页，开卷即见，海成岂双眼无珠，茫然不见耶？抑见之而毫不为异，视为漠然耶？所谓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之义又安在？国家简任督抚，厚给廉俸，岂专令其养尊处优，一切委之劣幕，并此等大案亦漫不经意，朝廷又安籍此辈尸位持禄之人乎！海成实属天良丧尽，负朕委任之恩，着传旨严行申饬[4]！”

紧接着，十月二十三日，又下谕申斥海成“实为昧尽天良[5]”。皇帝龙颜一怒，海成之辈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去王锡侯家抓人，株连九族，搞得鸡飞狗跳，可是来不及给皇帝上第二道奏折，朝廷处分的谕旨已颁发下来：

王锡侯以“大逆罪”，投入刑部大牢，刑部判决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乾隆皇帝开恩从宽，改为“斩立决”。王锡侯的三个儿子、四个孙子，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妻媳及年龄不满十六岁的儿孙，都赏给功臣之家为奴。

更冤枉的是江西巡抚海成，尽管他在禁书运动中最积极，成为全国的榜样，仍免不了为这一时的疏忽丧了身家性命，刑部判为“斩立决”。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降职为同知，受牵连的还有两江总督高晋，也背了个降一级使用的处分。其他相关人等——卷首题诗的、作序的，全都一体治罪。

纪晓岚感到困惑了。如果按王锡侯序言里写的“《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字遗彼字，每每苦于找遍全书，掩卷而茫然”，至多算是“狂妄”，根本够不上“悖逆”。以此定罪，无疑是鸡蛋里挑骨头。至于犯了避讳，其实在所难免。因为五花八门的避讳实在太多，而且乾隆皇帝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曾态度明朗地表示过宽容，针对雍正时代多有因触避讳而受罚之事，乾隆皇帝刚一即位时就表示：“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何以王锡侯案一下子升级成为钦办重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