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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韩非子的术治思想（第1页）

三、韩非子的术治思想

1、“法莫如显”“术不欲见”：法与术的区别

什么是“术”？它与法有什么区别？《韩非子。难三》篇作如下定义：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

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就是术。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法是编写成文，设置在官府里，进而公布到民众中去的。术呢？则是藏在君主胸中，用来对付各种各样的事情而暗中驾御群臣的。

“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

所以法越公开越好，术却不应该表露出来。因此，明君谈法时，就是国内卑贱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不仅仅满堂的人都知道。用术时，就连君主宠幸的亲信也没有谁能听到，更不应该满屋子的人都知道。

《韩非子。定法》进一步阐明：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权，课群臣之能者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请注意，这个“师”字不是师法的意思，而是遵循之意。《释文》：“师，顺也”。）

法是宣传面的、光明面的，具有公开性、普及性和统一性；术则是隐蔽面的、阴暗面的，具有隐秘性、无为性，以虚静为体，以形名为用。

2、“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法、术之兼治并用

韩非的术治思想，是建立在对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批判基础上的。《定法》篇中，他对问者所提问：“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这个问题回答说：这个问题不是一码事。人不吃饭，十天就会饿死，如果是天气寒冷的隆冬，不穿衣裳也会冻死。要说衣服和食物哪一样是人之所急，则是缺一不可，因为衣、食都是人的养命之本。虽然申不害讲的是术，商鞅讲的是法，但这两者是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的，“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又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帝王之具-----法和术，和养生之具-----衣和食一样，是缺一不可的。

“徒术而无法，徒法而无术，其不可何哉”作如下回答：

他说，申不害是韩昭侯之辅佐，韩国又是晋之别国。晋的旧法没废，韩的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是强调术治的，不擅于法，所以造成了一些混乱，“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由于偏重于术而偏废于法，申不害就无法施展其术，虽然一再教昭侯用术，但奈何不得奸臣玩弄手段。所以号称万乘之国的韩国，七十年而不能完成霸业。申不害就是一个徒术而无法的典型。

商鞅治秦，徒法而无术，“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实践了他富国强兵的主张。但是“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富强也资人臣而已。”“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其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由于偏重于法而偏废于术，反而让那些奸邪之人窃取了改革的成果。

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皆偏于一端，而未得其全体。所以对人君来说，法和术应该并用，不能有所偏废。这种法术兼治的政治主张，就是韩非所确定的法制原则。

这里又有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主用申子之术，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帝王用申不害的术，臣子用商鞅的法，可不可以呢？

韩非的回答是：不可以。为什么呢？

“申子末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也。”

申不害的术不够完善，商鞅的法也同样有所缺失。

接下来韩非举了两个具体例子。第一，申不害说：“办事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超越自己职权范围之外的事，即使知道了也不要说。”这话本身就有问题。办事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可以说是守职，但对于自己职权范围之外的事知道了也不说，这就是不负责任了。君王用全国人的眼睛去看，所以没有比他看得更全面的；用全国人的耳朵去听，也没有人比他听得更清楚的。假如知道了都不报告，那么君主还靠什么做自己的耳目呢？

商鞅的法令规定：斩杀敌方一个首级，升官爵一级，想做官的给年薪五十石的官；斩杀敌方两个首级，升爵两级，想做官的给年薪一百石的官。官职和爵位的提升跟杀敌立功的多少是相当的。但这些杀敌立功的人有没有能力来做某一方面的官呢？“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这个例子很有趣，假如有法令规定：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做医生或工匠，那么他一定是房子也盖不成，病也给人治不好。因为工匠是有精巧手艺的，医生要懂药理，会配制药物的。如果用杀敌立功的人来干这些事，那就与他们的才能不适应。“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末尽善也。”现在做官的人，要有智慧和才能，而杀敌立功的人，靠的是勇气和力量。如果让靠勇气和力量的人去担任需要智慧和才能的官职，那就等于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当医生、工匠一样。所以说，申不害的术和商鞅的法，都是有缺限的，都还没有达到很完善的地步。

这里，韩非从反面入手，剖析了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的缺失，谈法术之兼治并用，也带出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用人术。从以上例子我们会联想到，我们在文革中实行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工农兵管大学、改造大学”，以及这前后的一些干部政策的缺失，比如让战斗英雄去当卫生局长或科研部门的领导，这同样也会闹出一些笑话。可笑的是，文革中“评法批儒”，大力哄抬法家的地位，而法家批评的这些历史错误又在当时堂皇地重演，也算是一个很奇怪的政治现象。关于用人术我们接下来谈。

3、“上明主法”“下困奸臣”：韩非子的用人术

韩非重视用人之术，他把“任人以事”提到了“存亡治乱之机”的政治高度，认为国家的治乱与用人即组织措施大有关系。君主应该坚持怎样的用人原则呢？

韩非认为：首先，君主应该懂得“治吏不治民”的原则。一个君主，他只须管理好自己的大臣就行了，他当君主是国家的“一把手”，这个一把手一定要明白是给大臣们当的而不是给全国人民当的。只知事必躬亲，不善于驭使大臣，其结果必然劳而无功。他在《外储说左上》篇中讲了一个故事：

齐景公在渤海边游玩，驿使从国都跑来向他报告：“丞相晏婴病得很重，快要死了，恐怕您回去晚了见不到他了。”景公听了立即起身，这时又有驿使骑马告急。景公说：“赶快套上那匹叫烦且的千里马拉的车，让马车官韩枢驾车！”才跑了几百步，景公认为韩枢赶得不快，就夺过缰绳，代他驾车。又跑了几百步，景公认为马不往前奔，就干脆下车，自己向前奔跑。凭烦且这样的千里马和韩枢这么优秀的马车官，车子当然会跑得很快，但是齐景公竟然信不过他们，干脆自己下车奔跑，闹了个大笑柄。

第二是用人不可出于君主个人的感情。韩非在《外储说左下》篇里讲了一个故事：

晋国国君晋文公（重耳）出逃，流亡在外，一个名叫箕郑的随员提着食物随他逃亡。箕郑迷了路，和晋文公走散了，饿得在路上哭，他饿得快要昏倒了，但是却不动提着的食物。等到文公返回晋国，起兵攻打原国，攻克并占领了这个地方。文公说：“能不顾忍受饥饿的痛苦而坚持保全食物，这样的人将不会叛变我。”于是就提拔箕郑做了原那个地方的行政长官。这时大夫浑轩听到了对箕郑的的任命，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以不动食物的缘故，就信赖他不会凭着原这个地方叛变，这不也是不讲‘术’吗？”

借这个故事，韩非发表议论说：“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所以做明君的，不依靠别人不会背叛我，而要依靠他不可能背叛我。不依靠别人不会欺骗我，而要依靠他不可能欺骗我。这里韩非借这个故事提出了两种对立的用人观，晋文公任用箕郑，是因为他在逃亡中卓越的表现。他宁肯自己饿得发昏，也要为晋文公保存食物，有这样的忠诚，他是不会依靠地方背叛的。这种用人标准是基于个人过去的品德表现，也出于君主的个人感情。而大夫浑轩坚持的标准是：不能根据品德来用人，更不能凭感情来用人。而是基于他不可能背叛。怎么样才可以做到让他不可能背叛呢？措施只有一个，即严格赏罚制度，让他有背叛之心无背叛之力，有背叛之力而无背叛之胆儿。而不能凭个人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