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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日本人的调门怎么忽然变了（第1页）

第六章日本人的调门怎么忽然变了

1938年12月22日早晨。

周佛海等人正在饭厅吃饭，先吃完饭去街上散步的陶希圣这时疯了似地一头冲了进来，手里扬着一张刚出来的，散发着油墨香的中文《河内日报》，大声嚷嚷：“登出来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发表了！”大家忙丢下饭碗，上去看。

“别抢，别抢！”陈璧君说，“让佛海念。”大家安静了下来，只听周佛海用他那湖南音浓郁的北平官话大声念了起来，“……帝国政府始终一贯依照今年以来屡次声明之方针，彻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与新生之政权相提携，建设东亚新秩序。中国新政府之基础，已趋巩固，支那各地拥护新政府之运动，亦澎湃不已，新中国建立之时机已成熟……”周佛海念着念着，声音却是由高渐低。念完了，大家好半天都没有说话，面面相觑。

“不对呀！”好久一会，陈春圃像刚从噩梦中醒过来似的说，“近卫的口气怎么变了呢？他原来只要我们承认满洲国，承认华北为中日反共协作区。如此，他保证在两年之内将在华日军全部撤走……怎么这次避而不谈撤军，反而给我们增添了许多和谈苛刻条件？如此一来，我们还有什么主权可言，我们未来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岂不是成了日本人刺刀下的傀儡政权？早知如此，我们何必冒险出离重庆，来到河内？现在弄得我们是上不沾天，下不沾地！”

“这近卫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连一向号称“和平运动砥柱中流”的周佛海也愤然了，他一把扔下手中报纸，在地上踱来踱去，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大家亦都大骂近卫，相互唏嘘，如丧考妣。

其实，他们不能怪日本首相近卫说话不算话，他们这是自作自受。日本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向来斗争激烈，此起彼伏，异常复杂，政局并不稳定。年来在日本，激进好战的陆军少壮派异军突起，大有独霸政坛之势。他们不知道，就在二十多天前，在一次天皇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专门负责对中国诱降的特务机构“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少将，在会上提议通过他们在香港同梅思平、高宗武签订的《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时，却受到陆军鹰派人物的指责。他们认为这份《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过于温和，要求修正。会上，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鹰派和以近卫为代表的鸽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鹰派占了上风。因而，近卫文职内阁发表的第三次对华声明，口径语气与以往大不一样，有一种推翻前言，咄咄逼人的架势。

汪精卫一瘸一拐下楼来了，详情他已知悉。原以为他会拿出什么主意，不意他却像霜打了似的，颓然坐在沙发上，双手捧着头，一言不发，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干脆依了蒋先生的，现在既然已成骑虎难下之势，不如到海外当寓公去算了。”

有的说，“还是陈公博聪明，不像我们脱鞋下水，他说‘日本人就那么靠得住么？’看得真准。”

“不行，不行！此时散伙，岂不是前功尽弃，功亏一篑？”虽然也有人反对，但“散伙论”还是占了上风。

这场景让陈璧君实在看不下去了，她火了，眉毛一挑，当众向汪精卫吼喝道：“兆铭，大丈夫遇事哪能这样垂头丧气？船载千斤，掌舵一人，你得拿出主见来！”

经夫人一喝，汪精卫清醒了，他挺直了腰板，环视众人，开始侃侃而言：“和战大计，事关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现在我们是棋盘上过河的兵――只能进不能退。”顿了顿，他继续说下去：“我等为和平运动冒险出离重庆，辗转赴河内，决非是为个人私利。现日相近卫第三次声明虽较前言论有所偏离，然我等可与之协商，决不能退。退，能退到哪里去？决不能乱了阵脚，功亏一篑，让人贻笑大方。此刻，我拟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将我等为国是一腔赤诚昭告国人，也给重庆政府一个反省的机会，不知各位以为如何？”

汪精卫虽然平素看似阴柔，但毕竟是一个宦海沉浮多年的老党棍，资历声望在此。他这一说，伶牙利齿，咄咄逼逼人，犹如兽王出山一吼，百兽噤声，大家一致赞成，再无杂音。

“这份事关重大的声明谁写呀？”汪精卫一笑问。在坐的都是些铁笔御吏，都能写却都不愿写。周佛海十分滑头地说，“这样大事，自然非汪先生莫属。那份传诸久远、声名远播的《总理遗嘱》都是汪先生执笔。当年日本辛亥同志著名的‘丙午七人’讨胡书也是汪先生的妙笔，连孙先生反复推敲后也只改一字。这份事关重大的声明，当然是汪先生写！”

在坐的人都深怕这件事关重大的苦差事落到自己头人，因此，除陈璧君外，都给汪精卫“粉起”。没有办法，见推不脱，汪精卫抱着“跳火坑”的心情，苦笑一下，一瘸一拐地走到桌边，提笔展纸，笔舞龙蛇，不假思索，顷刻间拟就一篇著名的、公开降日的文章。写完掷笔，半是欣赏自己的文采，半是让在场的大将们都知道内容，他念了起来：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委诸同志钧鉴：

今年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宪政之完整为最底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年七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致之故，干涉吾国之军事内政。今日本政府既以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造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以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立，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定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深思熟虑以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以往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独立生存可保，既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上商榷，以求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应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之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祈采纳，汪兆铭艳。

汪精卫念完了，周佛海、曾仲鸣、陈春圃、陈璧君等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这篇文字，就事不宜迟！”汪精卫看了看大家激动的表情，开始点将：“这篇文字就请希圣带去香港，让顾孟余看后，交林柏生在29日的《南华日报》上全文发表。”

陶希圣正想离开河内，听此如蒙大赦，赶紧从汪精卫手上接过这篇文字，他很敏感，总觉得在河内在要出点什么大事。

向来奸滑，遇事总是先上一步的周佛海对汪精卫说：“汪先生，看来我也得到香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