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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两件事业（第1页）

青年的两件事业

昨天是五月初四。回想去年到现在，已经一整年了。追虑起来，千头万绪，所以有些坐不宁静，和两位朋友——一位是刘半农先生——跑到里去濛公园，无聊了一阵。回来还是不宁静，想了许多，今天把一小部可以写下的写下。

青年以外的中国人是靠不住的了，但现在青年，将来又是怎么样？天地间的事，本来不能突然变质的，我们一方受遗传的支配，一方受环境的包围，但凡科学的公例不虚，自然有很大的危险在前面。

社会是个人造成的，个人的内心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改造自己。

人的精神的小大，简直没有法子量去；以强意志炼它，它就可以光焰万丈，所以看来好像不济的人，未尝不有成就惊天的事业的可能；不炼它它会枯死，所以清风亮节的人，常常不生产一点东西。

所以我对于青年人的要求，只是找难题目，先去改造自己。

这自然不是人生的究竟，不过发轨必须在这个地方。若把这发轨的地方无端越过去，后来就有貌似的成就，也未必倚赖得过。

所以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以坚强的意志，去战胜环境的艰难；就是没有艰难的环境，也要另找艰难的环境，决不可以趋避的方法，去躲环境的艰难；就是有不艰难的环境，不要就此苟且下去。

看看民国的先烈，做的是些什么事？革命时候，是怎样牺牲？革命以前是怎样牲牺？但结果造就出来的怎么样？这是一个这样的民国！但这一个民国的代价，已经如许之大了。那些先烈的行事，从现在想来，真是可望不可及了。请问现在这个时代，向我们青年所要求的事业，是否和“这样的民国”的分量相等？

恐怕要重无数倍吧？但请问这个时候的青年，和那个时候的青年努力的分量差多少？事业加重了，努力也要加重的。

那个时候的事业是什么？是革索虏的命。现在的事业是什么？是无中生有的造社会。这两件事的难易可以不假思索而下一判断的。

但所谓无中生有的造社会，看来好像一句很奇怪的话。我须加以解说。请问中国有不有社会？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社会一声不响，听政府胡为，等学生出来号呼。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没有舆论去监督政府。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糟到这个样子。中国只有个人，有一堆的人，而无社会，无有组织的社会（去年《新潮》一卷二号里，我有一篇文，论这件事）。所以到现在不论什么事，都觉得无从办起。

但中国今日何以竟成没有社会的状态？难道中国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组织力的民族吗？我们就历史上看起，这也有个缘故。当年中国政治的组织，中心于专制的朝廷；而文化的组织，中心于科举，一切社会都受这两件事的支配。在这两件事下面，组织力只能发展到这个地步。专制是和社会力不能并存的，所以专制存在一天，必尽力破坏社会力。科举更可使人任思想上不为组织力的要求，也不能为组织力的要求，所以造成现在这个一团散沙的状态。我们请想想这个状态，真是根深蒂固的了，自然改他是难的。但在这个时代能不改他吗？

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是青年的第一事业。

所谓造有组织的社会。一面是养成“社会的责任心”，一面是“个人间的粘结性”，养成对于公众的情义与见识与担当。总而言之，先作零零碎碎的新团结，在这新团结中，试验社会的伦理，就以这社会的伦理，去粘这散了板的中华民国。

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一国的人，这是世界中的市民。在现在的时代论来，世界的团结，还要以民族为单位。

所以我们对于公众的责任是两面的，一面是一国的市民，一面是世界的市民。上说的一件事业，是实行前一项责任的，还有后一项，下文说出。

几百年或千年后的究竟，或者“世界共和国”的组成，不以民族为单位。但现在还只能有以民族为单位的世界运动。这一类的事业，现在有两个趋势，甲是国际联盟，乙是社会主义者之国际会。这两项比较一看，我们决不能以甲种趋向为满足。平情而论，甲种趋向，若能成功时，我们已经算“慰情聊胜于无”了。

但无论如何，是不能彻底的。

国际联盟仍不免一大部分是国际政府联盟的意味。若各国政府多数是吃人的，则一群吃人的人的联合自然免不了有几分野兽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