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们拥挤在路上,朝着志河指指点点,有人恶恶地骂着,还有人恨恨朝志河吐唾沫,以致开道的警车不得不几次停下来,驱散着人们。
没有开公判大会,原来是要开的。后来方书书说了一句话:乡亲们都饿得走不动了,再弄到一起开会,在冷天里冻着,怕是要死人的。于是,就没有开会。
燕家村没有几个人去看,他们头低着,觉得志河实在是给燕家村丢了人,燕家村的乡亲们日后怎样出去见人啊。有几个老太太那天就在燕王庙前跪下了,烧着香,嘴里喃喃着,似乎是在替坏蛋志河赎着什么罪孽。
燕家村陷浸在一片深深的羞臊之中,他们感觉他们的荣誉一下子被志河毁掉了。悲哀啊。
我没有去看志河,大娘不让我去。我至今后悔,我至今猜想,那天志河一定会在囚车上四下找燕家村的乡亲们。志河一定不放心燕家村的乡亲们的。而燕家村却没有一个去送送他。
枪毙志河那天,村外的太子山上,站着一个人,一动不动,一直目送着志河上了刑场。看着志河在山下的河坡上跪下,被一颗子弹结束了生命,又看着我大娘带了几个村里人去替死去的志河收尸。
那人就是我三伯。
志河在看守所里省下了十几块菜饼子和两块玉米饼子。两块玉米饼子是志河临刑前的最后晚餐。公安局的人按照志河刑前嘱咐,给大娘送了去,说是志河让大娘带回燕家村给孩子们吃的。大娘就带回了村子,就让我们几个孩子欢天喜地不知滋味地吃了个净光。我们哪里知道,我们是吃的志河的上路饭啊。志河是空着肚子走上刑场的啊。
1960年至1961年的两度荒年里,全县共出过三起偷窃事件。除去燕家村这一件村干部偷窃粮库的事件,还有一件石家村的一个叫贺二虎的偷了生产队的几斤红薯干,被判刑五年。再一件是县城的售货员监守自盗,半夜值班时,偷吃了商店的饼干,大概一共吃了十几斤,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二天被上班的职工发现,他已经躺在地上不能动了,肚子像一个皮球一样鼓鼓的,他是胀死的。任何一个世界中,都有杂质的,但不能代表这一个年代的人们的精神。至少,我想志河也是没有划出这个精神圈的。在那个饥饿作为第一特征的年代,这几起偷窃事件,实在是不值得一提的了。
我回到报社,没有写这篇稿子,我想了很多。在那个荒年里,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防盗门这个东西的。那真是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年代啊。那些精致结实的防盗门,能说明什么呢?
我不能不提及另一个数字。今年,苍山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建国后的历史最好水平,而这个水平的背后,是全县偷盗成风,仅燕家村,就有二十余人因偷盗被逮捕。1993年,全县出现刑事案件两千一百多件。其中盗窃案一千三百起,包括入室抢劫杀人案三十七起。我从这些数字的背后,看到苍山县子民当代的精神面貌。他们变得硬实了,凶悍了,骄横了,他们不要任何制约了,他们重新选择了一种行为准则,他们一个个横眉立目,带刀上路,大步疾行。
我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燕家村似乎一下子被泄了元气,再也打不起精神来了。志河的事情,够燕家村人脸红几辈子的了。村头的那块石碑,不知道被谁涂上了一层黑墨。耻辱深深地击中了燕家村人的心脏。燕家村的人在饥饿面前的镇定,已经做到了极致,村头的这一块石碑,为燕家村的历史提供了约定俗成的生命前提,没有这一个前提,燕家村便无以构成,燕家村便无以自存。而志河这个孽障,竟然背弃了这一个生命的前提,砸碎了燕家村的生命的公理,精神的基石,他恶恶地向燕家村的心脏狠狠扎了一刀啊。燕家村人的心里在滴血,这是比饥饿更加让人难以承受的事情啊。
志河死后,志河一家再也没有出过门,任谁去喊,也不开门。后来,大娘让人送去一些用树叶子做成的饭团子,送到他家门口,却也不见他家人出来取。半个月后,大伯回来,让人砸开了他家的门,就见志河的媳妇和三个孩子都死在炕上了。是活活饿死的。他们是默默地死去的,即没有一点点表演的意识,也没有一点点抱怨的情绪。他们死得是那样透彻。
1988年,我回到S县采访,见到了县里著名的乡镇企业家田二喜。田二喜也是燕家村人,他盛情款待了我。酒席间,提到了那个可怕的荒年,田二喜向我说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田成杰害怕地说:乡亲们都不敢要,我也不敢要的。
志河叹道:你不要管他们,他们有原则的,你们不要学他们的样子。
田成杰声音弱弱地:我家是地主啊。
志河苦笑道:那是以前的事了,你家现在也一样挨饿哩。娃儿还小,都是乡亲哩。
黑黑的夜色中,田成杰就贼贼地背回了那十几斤玉米。
说到这里,田二喜哽咽了:没有那十几斤玉米,他们一家人活不到现在。而且,他不敢相信,志河一家会活活饿死的。他说,他父亲回到家,整整哭了半夜,对全家人说,不要忘记志河,不要忘记……
田二喜对我说:你要写写志河啊,那是一个怎样的年月啊。
我含了泪:我写我写。
1961年春天,灾荒仍旧威胁着苍山县。县委方书记万般无奈,咬咬牙,就到燕家村找我三伯,求三伯到省军区,找当时的省军区的司令员赵勇求救。赵勇是三伯的老战友,曾在苍山县打过游击。方书记是想动用三伯这个老关系,弄一些粮食回来。
三伯听罢方书记的意思,就叹道:部队的日子也紧得很啊。
方书记垂泪道:我知道,我们是种粮食的,怎么好从部队的嘴里掏口粮啊。可是我真是看不下去乡亲们……
三伯长叹一声,就随方书记去省军区。
赵勇黑瘦瘦的,显示着灾年的特征。他坐在椅子上,听着方书记讲述苍山县的灾情。他的眉头一直紧紧锁着,一支接一支吸着特供的劣质烟,不时咳出黑黑的痰来。当听到县里饿死了那么多人,赵勇哭了,手颤抖着,猛地把烟在手心里捻死,唬地站起身,对方书记摆摆手:你别说了。来人。
一个警卫员走进来。
赵勇说:把军需处长给我喊来。
不一会儿,瘦得像豆芽菜似的军需处长进来了。赵勇没说话,示意他坐下。军需处长就坐下。
屋里很静。谁也不说话。赵勇就接着闷闷地抽烟。满屋子的烟雾,只听到赵勇不时的猛烈咳嗽声。方书记不安地在沙发上扭动着身子,他看看三伯,只见三伯仰靠在沙发上,已经是珠泪滚滚了。
军需处长坐不住了,问道:司令员,有事吗?
赵勇不看军需处长,眼睛闭着:我私人跟你借些粮食,你要大方一些了。
军需处长一震,看看三伯和方书记,方书记埋下头,三伯一声不吭,似乎睡着了。
赵勇说:我请你调拨给苍山县五十万斤粮食。
军需处长身子一怔,忽地站起来,空空的目光看着赵勇,没说话。
军需处长点点头: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