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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民岭（第5页）

二曾祖带着我的四爷和五爷逃到保定后，就投奔了一个在保定西大街开皮货店铺的远房本家。二曾祖在店里站柜台。又过了几年，二曾祖送四爷五爷投考保定军官学校，四爷考取了，五爷没考上。这一年，二曾祖死了，死得很突然。那天下大雪，店铺关门早，他去酒馆喝酒，大概喝多了些，出了酒馆跌了一跤，被人扶起来，便没了气。掌柜的给二曾祖办了丧事，据说二曾祖埋在了保定西郊。1981年，我曾去保定，西郊早已办起了一家很大的化纤厂，二曾祖的尸骨已无处可寻。

二曾祖死后第二年，五爷随掌柜的到南方做皮货生意，他留在南方竟没有回来。

四爷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吴佩孚的军队里干过一阵子，后来参加了冯玉祥的北京政变，后来又随冯玉祥参加了国民党。再后来到了南京，在国民党国防厅做事。抗战开始，他留在了南京，在汪精卫伪政府里任职。1945年抗战胜利，四爷以汉奸罪被判无期徒刑，关在南京第三监狱。1947年，四爷因尿毒症死在监狱里。

四爷只娶过一房，生有一子一女。其子李梦之，毕业于清华大学，解放前夕去了美国。

其女李梦然，亦是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后，在水电部工作。1953年，因四爷的问题，被以反革命汉奸罪判刑二十年，1973年释放，回野民岭落户，安排她在李家寨的小学校教算术课。1979年落实政策，梦然姑姑被分配到河北省张家口市一个发电厂，后与一个退休的中学教师结婚，一年后又离婚。1983年，她患白血病在张家口住院，值逢我去张家口采访，便去看她。那天，她厂里去探视她的人很多，她有说有笑，一点也不像快死的样子。那天，她留我谈了很久，谈了她这一生的遭遇。我望着她那皱纹纵横的脸，感到一阵悲酸，我握住她枯树枝似的手，突然冒出一句：“姑姑，您恨共产党吗？”

“为啥要恨？”她惊讶地问我。

我叹口气：“是四爷带累了您。”

她笑了笑：“父亲对我挺好，非常疼爱我和哥哥。母亲死后，他没有再娶，或许是怕我们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为人非常忠厚，讲义气，朋友很多。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走上了一条当汉奸的道路。我至今记得，日本人投降那年，他很高兴。也许有他的苦衷吧。你说呢？”她软软的目光看着我。

我的确无话可说。

梦然姑姑又顽强地活了二年多，1985年底去世的。我接到了她厂里打来的电报，但因工作太忙，没能去参加她的追悼会。后来，我在《河北日报》看到了一篇回忆她的文章，文章写了梦然姑姑在最后的日子里，坚持出院为厂里搞了最后一个设计。临终前，她嘱咐把她存折上的两千元钱捐给了厂里的托儿所。文章写得很动感情，我记得我读完之后心里烫烫的，就落了泪。我说不清梦然姑姑在生命最后时刻拼命工作，是为了追补空耗的青春，还是为了别的什么，如果是别的什么，那只能是为了我四爷。

一种代人受过的献身？

梦之叔叔回国了几次。前年他回国在省投资搞了一个合资企业，省报很是为他的爱国行为吹了一阵子。我最后一次见他，也就是那次他在Ａ省投资之后，我去采访他，我们在一起喝酒。那天他兴致很高，谈笑风生。后来又埋怨梦然姑姑不去美国，否则不会死得那么早，也不会受那么大的罪。再后来，他又问我对时局的看法，我还没讲几句，他便大骂共产党。

我惊愕，酒醒了一半，怔怔地看他：“你喝多了？”

他只冷笑。

“你恨共产党？”

他不说话，又只是冷笑。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Ａ省办合资企业？”我愈加不解地问。

他还是不说话，只说四爷是人扯进去了，是冤案。

过了些日子，他投资兴办的那个企业开工剪彩，Ａ省领导和梦之都讲了话，他讲了些支援国家四化建设是他应尽的赤子之心之类的话，博来一阵阵掌声。这场面电视台播放了，我看了，不禁摇头苦笑，把电视关了。

五爷走了一条与四爷完全不同的路。

五爷是共产党。

关于五爷的情况，我了解很少。他离开野民岭那年，尚年幼，野民岭关于他的传说也极少。关于他怎样参加共产党的，年代久远，也很少有人知道。按照我对保定西大街那家皮货商店后代的采访、推测，五爷大约是在1922年至1925年之间去南方办生意的。五爷应该是在南方参加共产党的。五爷是在“七·一五”反革命事变中被杀的，他当时担任武汉总工会干事。

我常想，如果那年四爷没有考上保定军官学校，而是随五爷一同到南方，那四爷的历史是否重新改写呢？梦之梦然的命运也会改写的吧！命运？

我奶奶带着我三岁的大伯一岁的二伯上了望龙山之后，奶奶在望龙山上又接连生下大姑三伯四伯五伯。后来，爷爷又娶了二奶奶，也就是我奶奶，生下了六伯二姑和我父亲。

小时候，我奇怪爷爷为什么要给我制造这样一个阵容庞大的父辈群体，仿佛跟谁赌气似的。后来我长大了，渐渐明白些了，爷爷在制造不朽，为了李氏家族香火旺盛。可怜的先人，使生命发扬光大的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努力生儿育女。

刘海儿常常带着爷爷下山做劫道绑票的生意，爷爷的土匪素质提高很快，渐渐变得心狠手辣，传说他吃人心喝人血的事情也是有的。他终于成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首领。刘海儿死后，爷爷接杆子做了望龙山的匪首。

刘海儿死于1931年。那年夏天，他去省城作案后被抓住，随去十余人全部被捕。听三伯说，本来不该出事，那天他们抢了一个钱庄，挺顺利，本该立即回来。刘海儿在省城有一个相好的妓女，那天刘海儿来了兴致，非要到那女人处住一宿，结果被人抄了。有人说是那妓女告密的。因为刘海儿在省城多次作案，早已被警方盯住了并事先把那妓女弄去吊打，又放回来作内线，刘海儿一到，便报告。三伯提及此事，便骂那妓女，然后再骂世上一切妓女都不是东西。我不以为然。妓女做的是皮肉生意，刘海儿是她的顾客，谈不上什么感情。况且，一个烟花女子，被弄去死命吊打，怎禁得住。

刘海儿被捕后，Ａ省警察厅很是干脆，当天审理，第二天便毙了刘海儿，随捕10余人，统统处决。

我爷爷在望龙山接杆之后，望龙山的土匪实力达到了鼎盛的时期。野民岭的大小十几股土匪，纷纷依附了望龙山，拥戴我爷爷为野民岭的“舵把子”。最令人瞠目的是，野民岭许多村寨的壮男壮女，农忙时种田，农闲时便上望龙山跟我爷爷当“业余土匪”，到外县和百里之外去打家劫舍发洋财，真正做到了“民匪一家”。这的确是中国匪患史上一种奇异的现象。

1935年秋天，爷爷彻底征服了野民岭，野民岭最后一股不肯拥戴爷爷当“舵把子”的灶台山的山匪，被爷爷打败。“灶爷”钱益海被活捉。

三伯回忆说，钱益海被押到望龙山上，全身被剥光，绑在望龙山石洞口的一棵枣树上。爷爷放一条猎狗过来，那狗就扑上去，粗糙的狗舌头在钱益海那滴血的脸上舐来舐去。

爷爷手里掂着一把尖刀，坐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远远望着钱益海，不时用手指弹着刀，发出清脆的声音。

几个喽罗在钱益海的胸前撩泼着凉水。

钱益海的心就要被掏出来，给爷爷下酒吃掉了。

爷爷冷笑着站起身，慢悠悠走过来，用刀子逼住钱益海的口，骂道：“狗娘养的，死到临头，还嘴臭。”

钱益海依然骂不绝口，嘴角溢出一股股白沫。

爷爷手中的尖刀一扬，一道寒光射出去，那刀就直直地吃进了远处的树干，刀身颤颤地乱响。爷爷猛地就喊一声：“放了他。”转身就走。再不看钱益海一眼。

喽罗们怔了怔，就上前放开钱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