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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荒年（第2页）

食堂丢了一袋混合面，立刻就惊动全厂。那是个粮食比金子还金贵的年代啊。就成了厂里的一件大案。就有人怀疑我父亲偷了。因为那天是父亲值班。于是，厂保卫科就把父亲找了去，要父亲交待。父亲气坏了，就吵了起来。结果，父亲就被关了起来，隔离审查了，当天夜里，父亲就自杀了，他拔下墙上的一根钉子，刺断了动脉。血就像无数只红色的小虫，急促促地爬出门去。

1964年四清运动中，那个食堂的一个姓张的炊事员因为经济问题被审查，就交待了那一袋混合面是他偷的。

父亲真冤，当时厂里是以畏罪自杀报上去的。当时的市委书记贺二喜听到消息就火了，一个电话把炼铁厂的书记厂长叫了去问话。那个厂长刚刚跟贺二喜说了两句，就被贺二喜扬手一拳打了个跟头。贺二喜破口大骂：我操你们祖宗，秦志训是那种人？于是，父亲就被以病故处理了。贺二喜亲自主持了我父亲的后事。那天，我是第一次见贺二喜，只知道这个络腮胡子的伯伯是父亲的战友，是个曾经骑马打仗的大官，却不知道他还是父亲的情敌。贺二喜看着我父亲的棺材，凶凶地盯着我说：哭哭你爸，他要走了。哭啊。我就趴在那具黑色的棺材上哭。贺二喜一把搂住我，我看到他眼睛里大颗大颗的泪蛋子滚下来。我一直很被这种战友的感情所感动。我丝毫不怀疑这其间的真诚。

父亲死后，我被贺二喜接到他那里住了两个多月，之后，父亲的妻子袁桂兰就来Ａ市接我。

我第一次见到了袁桂兰。她是一个非常爽朗的农村妇女，一说话先笑。她梳着短发，一双小眼睛，亮亮的。她的脸贴着我的脸，任泪水流着，流到了我的嘴里，我至今记得从那双小眼睛里流出的那咸咸的泪水。贺二喜让我喊袁桂兰娘。我喊不出。贺二喜就朝我瞪眼。袁桂兰就笑：叫不出就不叫。

袁桂兰就从怀里掏出一块带着她的体温的菜馍让我吃。我就大口大口吃得很香。袁桂兰就问我想不想跟她到乡下去？我就点头。贺二喜对袁桂兰说：我对不起你啊，我没把老秦看管好，他不该死的啊。袁桂兰没说话，眼里就又有了闪闪发亮的东西。贺二喜说：这孩子你要不想带，就交给我来养好了。袁桂兰笑了笑说：我喜欢这孩子，这孩子长得挺像她爹的。贺二喜也笑道：我也挺喜欢这孩子。你要是不想带她，我还真留下她了。真是有几分像老秦呢。

第二天，贺二喜送我和袁娘上了车站。我们上了车，贺二喜就在车下朝我们挥手。我看到他那只独眼里淌下了几滴泪。贺二喜1964年病故，没有经过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我就随袁桂兰回到了父亲的家乡。我就跟袁桂兰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就有了母爱。至今我也认为袁桂兰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我始终不能理解上苍为什么要在她和我父亲之间安排一场悲剧的结局。恩恩怨怨生生死死，一切好像都在宿命里安排好了。

我也常常想，男女婚配，也许并非命中注定，实在是机遇的缘故。或者黄玲真该成为父亲的妻子，但却不一定非我父亲不嫁。袁桂兰也并非不可以同我父亲离婚。也许黄玲嫁给我父亲她会十分幸福，但焉知她与张三或者李四结合就是堕入火坑呢？或者大幸或者大不幸，谁又可知？但黄玲一旦钟情于我父亲，诸多可能便不复存在，又怎能遑论她与我父亲一定是爱情悲剧呢？幸与不幸，真是无法预料，推而广之，人世间大抵如此。谁是明哲？人生由始至终，爱与不爱，无论悲欢，到头来都是茫茫白骨，一缕轻烟。如此说来，爱与不爱便无可无不可，无所谓真心或者假意，爱得过于沉重，一定要认真起来，便有些轻薄了，便让人不好承受了。黄玲如此，袁桂兰也是如此。

我叫袁桂兰娘，她是燕家村的党支部副书记，兼妇女主任。我和娘和大娘住在一起。大娘是大伯的妻子，在县里当干部。大娘那年在燕家村搞社教，就住在家里。大伯那时已经当了地委书记，很忙的，不常常回来。

大伯是我的家族中很了不起的人物。大伯1958年至1962年当过我们那个地区的地委书记。

大伯最辉煌的历史就是跟毛主席合过影。那张照片我见过。大伯死后，地区组织部的人把照片连同底片一并收走了。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地区的日报上刊出过这张照片，只是被做了技术处理，上面只有毛主席，大伯不见了。1986年，纪念毛主席逝世十周年，这张照片重新刊出，才有了大伯的形象。

这张照片是新华社的记者拍摄的，毛主席站在麦田里，戴一顶草帽，穿一件白衬衣，慈祥地笑着，是全国人民都熟悉的那种伟人的慈祥，白衬衣的肘弯处，有两块补丁，很打眼。裤腿高高地挽过膝盖。大伯站在主席的右侧，穿得很整齐，是那种当时十分流行的中山装，裤褪有笔直的裤线。头发刚刚理过，很整齐，发型很土气，没有留鬓角，样子十分滑稽，好像是一个扣在头上的黑锅盖。大伯张嘴笑着，笑得很傻气，是那种很幸福又很小心的笑。那年是大跃进，毛主席来这个县视察，在地头和大伯合影的。大伯那时是苍山县县委书记。

大娘回忆说，当时地委通知，只说是中央首长要来视察，可谁也没想到会是毛主席来。大伯两天两夜没睡觉，白天下地参加劳动，晚上在办公室里点灯熬眼背材料，准备汇报。那天的上午，大伯正在地里浇水，弄得浑身的泥泥水水，很狼狈。地区的一个副专员风风火火开着一辆吉普车赶到地头，扯着嗓子吼大伯。大伯就挑着水桶跑过来。这才知道是毛主席来了。大伯慌得扔了水桶连丢在地头的鞋也没来得及穿，就赤着一双泥脚上了副专员的车。谁也不曾想到，大伯这一双泥脚后来就有了名堂。

那天，所有地委的干部和省委领导都在路边静候着。初夏的风暖暖地吹着，人们却都觉得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燥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来了啊。人们就看到远远地有几辆吉普汽车沿着乡间的土道开了过来，扬起阵阵黄尘。车停稳，先是几个工作人员下来，然后就有一个高大的男人走下来。有人惊呼一声：毛主席。省委的领导和地委的主要领导迎上去。毛主席和他们握了手，就用浓重的湘音问道：本方土地可在？省委书记就看地委书记，地委书记就低声喊：秦志达，秦志达快过来。大伯就忙从人群外面慌慌地应一声：我在哩。众人就闪开一条道，大伯就战战兢兢走过来。地委书记见大伯一身泥水，裤子挽过了膝盖，没穿鞋，脚上都是泥，就低声埋怨：你怎么搞的嘛？大伯就尴尬地站在了那里。

毛主席就笑道：县太爷，毛泽东今日要打扰了。就伸出手跟大伯握。大伯两只手上都是泥，就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手就被毛主席握住了。大伯就口吃起来：主席，我这手脏啊。毛主席就笑：那你就是一个脏官喽。你刮地皮了吗？大伯一时怔住了。主席就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啊。开句玩笑。大家就都笑了，大伯也就跟着笑了，心就松了一口气。毛主席打量了一下大伯，就问：你是刚刚下田了？大伯点头：是的。主席问：你的鞋子呢？大伯不好意思地说：报告主席，刚才乱跑，忘到田边了。主席就笑着朝田里走，大伯慌慌地跟在后边。主席就问：你这个泥腿子县太爷，可知道贵县出过什么大人物啊？天宝八年，李太白曾路过此地，对贵县印象不佳啊。

把大伯问得哑口无言。主席就对大伯讲了一段李白的故事。又对大伯说，当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应该读读中国历史，否则就当不好共产党的。后来，大伯让人给他买来内部版的二十四史，堆在他那间宽大的书房里。还有《红楼梦》什么的。大伯死后，这些书由大娘保管，我曾去翻过，书皮都已经泛黄，里边却都是新新的，书的主人肯定没有看过。一屋子书就那样神气活现地立在那里。我不解，大伯没有看这些书，却为什么要买这些书？为了装装样子，还是他根本就看不懂这些书？他一生追随伟人，却无法效仿伟人。大娘曾苦笑着对我说：你大伯就不是读书的材料。

第二天上午，趁毛主席睡觉的时候，地委书记让大伯赶快去理了发，并让大伯去到商店买了一件蓝呢子的中山装。毛主席一觉醒来，看到换了装束的大伯，就笑着摇头：不好，不好。不像一个泥腿子了啊。大伯当时尴尬极了，就穿着这身新衣服跟毛主席去麦田，就跟毛主席合了那张影。那天晚上，毛主席召集省和地区的领导开会，主席讲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讲到快天亮的时候，大家都饿了，毛主席就让大伯请大家吃饭，主席对大伯笑道：县太爷，肚子要闹革命喽，我出钱，你请大家的客。大伯笑着就要去安排饭。主席笑着喊住大伯：我出门匆忙，没有好多钱，就请大家每人吃一碗面条。大伯就愣了。主席又笑道：我是管了不管饱，就这样。结果大家都没有吃饱。吃罢饭，大家空着半个肚子继续开会。散会时大伯悄悄问主席，为什么不让大家吃饱？主席淡淡道：我就是要让大家饿饿饭的，你们都是一方诸侯，各有地盘，自然不会饿饭。饿一饿饭，尝一尝挨饿的滋味，就会知道老百姓的日子。大伯怔怔的。

毛主席走后，大伯就把那件中山装锁了起来，到死再也没有穿过，而且再也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大伯常常说：知道吗？毛主席的衬衣打着补丁啊。大娘说：大伯每每讲起这件事，眼睛总是湿湿的。

毛主席视察了之后，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扬了大伯。说大伯是一个“泥腿子县太爷”。大伯由此大红大紫起来，很快就调到地委当了书记。于是，大伯就更加拼命地放卫星了。听大娘讲，大伯1958年整整一年没有回家，各县跑，亲自指挥上山伐木开山造田，大炼钢铁。有时就住在山上，累得一度吐了血，仍然拄着一根棍子在山上转，像一头凶凶的豹子，在山上吼。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就蜂拥而来，采访这位泥腿子书记。于是，中央省地区的报纸上，常常有大伯的名字和新闻照片出现。

然而，生活却无情地嘲讽了大伯。1960年，我们这个地区在全国饿死人的数量，是名列前茅的。苍山县的死亡率占全地区的榜首。1962年，中央开会，省委书记去了，回来后，省委开会传达中央会议精神。省委书记对大伯说：主席要我替他问候你，他说要找你算帐哩，你那个地区怎么会饿死那么多人啊？

大伯脸色苍白，一句话也说不出。回来后不久，就住了医院。再不久，就死了。一个人的生命，真像是一片树叶，刚刚还是绿绿的，一阵风过后，却说黄就黄，说落就落了。而且人一死，就什么也没有了啊。

我常常想，大伯应该是吓死的。大伯临死前，对大娘说：不要给我穿鞋，主席说我是泥腿子县太爷。就让我光着脚走吧。于是，大伯就被光着脚装进了棺材。

大伯的儿子女儿都在农村。直到大伯死，也没能把户口转到城里。大伯生前曾说：都想进城，那谁来种地啊？我是领导，我就要带头让孩子在农村扎根。大娘1982年离休。她曾在地区水利局当办公室主任，离休后，把户口迁回了老家。地区老干部局按政策给她一笔安家费，可大娘没要这笔钱，把这笔钱捐给了地区养老院。

大伯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当了爷爷，始终在农村务农。大伯的三个孙子这几年常常进城跑买卖，到我家里来过几回。喝多了酒，就骂他们的爷爷：那老爷子太死心眼。当了那么大的官，还把一家子丢在农村了。我听了，心里十分感慨：如果大伯地下有知，他该做何感想呢？

前几年，听说县里卖户口，一万块钱一个，大伯的几个孙子都买了户口，搬到县城去了。只是大伯的两个儿子都没有进县城。大娘也没有进城。听说孙子们还和我那两个堂哥吵了一架。

1960年夏天的一个阴阴沉沉的日子，仿佛老天爷有着无限的心事。我被袁娘接回了父亲的家乡。那天我跟着袁娘在县城下了车，又步行了十余里山路，才到了燕家村。我就看到了燕家村的土房和草房，全是黄土泥墙，远远地就像一群黄牛呆呆地卧在那里晒太阳。太阳光烈烈地泼下来，黄牛们便周身闪着金光。走近了，才看出那是墙上的黄泥中拌有麦秸，麦秸们在阳光下黄灿灿的。一个中年汉子站在村口迎住我们。袁娘叫了一声三哥，又对我说：这是你三伯。我就怯生生地叫了一声三伯。三伯哈哈笑了，我发现三伯长得很像我父亲。三伯就很亲热地背起我往村里走。我后来才知道，三伯是被罢了官，回乡养病的。三伯走了几步回头对袁娘笑道：天太热了，到村前的井上喝口水再走吧。我们就去了村前一眼井上去喝水。那口井前是一座大庙。三伯苦笑道：全村就这一眼井有水了啊。也许真是这庙里的灵气护佑啊。

村前这一座大庙，叫燕王庙。这座庙方圆百里有名，常常有人来进香。传说这座古庙是北魏时的建筑，很是有些来历的。也有的说，此庙是唐代一个一生坚持克己复礼的官僚的纪念馆。这位官僚姓燕，燕家村是他的封地，如此说来，燕家村都是他的后人了。可是燕家村三百余户人家偏偏就没有一个姓燕的。很怪的。

庙门前有一块石碑，上边刻写着密密麻麻的隶书小字，我到燕家村那年看到过。听大人们讲，上边刻着燕家村的村约。村约要求村民们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动，非礼勿做什么的。我看不懂，大概就是这些意思。等我能看懂的时候；这块碑已经不在了。

碑文规定，凡是违犯村约的，都要自缚在碑前，不进水米，暴晒三日。重犯者，还要在碑前给以杖责，以警百姓。如此说，这座石碑又是燕家村人自设公堂的地方了。据老人们传说，燕家村百年间的记载中，从未发生过偷窃的事情。

1958年村上修水渠，要拆去这座庙。那年毛主席来县里视察，说这座庙是一个古迹，要保护。人们就不敢再拆了。县里还拨了专款修整了一下。到**，这座庙被从城里赶来的红卫兵给拆了。拆下的砖头，被村里人弄回去或垒了圈或砌了鸡窝。文革后，乡里几次提议重修燕王庙，可是县上没有钱，只好作罢。前年，燕家村里的几家富户，私下核计重修燕王庙。于是，村里的大户纷纷解囊捐款。其中包括大伯的两个儿子。于是，重金从城内请来了几个高级工艺美术师，先画图，再设计修改，反反复复弄了小一年的光景，才定下稿子。然后就从城内请来包工队，叮叮当当干了三个多月，一座华丽的庙重新盖了起来。听说竣工那天，县里的干部们都来剪彩，还请了县里的剧团来唱了两天大戏。唱的是《二进宫》、《捉放曹》什么的。寺庙前还立了一块石碑，本来说要重新刻写上燕家村的村约的，可是村中竟无一个人能背下那几百字的村约了。石碑就显得有些大而无当了。上边就只好刻写了捐资修庙人的名单，大伯的两个孙子显显赫赫地写在了前面。

当时，村里也给我写了信，让我回去助兴。我因为到外地采访就没有回去。过了些日子，我回去看了看，燕王庙真是成了苍山县的一景，首先方圆百里前来烧香许愿的就摩肩接踵，庙前庙后都是集市了，叫卖声轰轰乱响。县委宣传部的李部长陪着我，笑道：这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啊。现在乡里发展经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我笑笑，没有说话。李部长就挺干的，就扯我去乡里喝酒。

那场酒喝得昏天黑地，李部长喝得烂醉如泥。大伯的两个孙子一劲猛灌县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请他放一个什么人出来。我没听清楚。好像是那个人是燕家村现任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因为偷了什么被抓起来了。那个副局长一口答应。于是，又是乱喝一气。

我觉得没趣，就走出来，又来到燕王庙。时值黄昏，集市已然散了。燕王庙前只有两个老者在打扫卫生，尘土飞扬。庙前的那块碑在飞扬的尘土中，显得脏兮兮的，还有一些好像是鼻涕之类的浑浊的粘液被人涂沫在上边，显得十分尴尬。

我久久站立在这座华丽堂皇的庙前，暮色已经涌上来，我的视野里袭来一阵阵凄凉，我的心也随之一分分地下沉，我感觉我在咀嚼一种文化的苦涩。田野里寂静无声，暮色中的村庄浮动着一片浑浊的哀切。我终于明白，岂只是那座石碑没有了，我记忆中的那座古庙也确确实实不存在了。现在我看到的，只是一个现代人精心装饰的仿本。

那场大饥饿来得的确太突然了。

我随袁娘回到老家的这一年，县里几乎是绝收。先是大旱，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张张着。太阳烤上去，滋滋地冒烟。紧接着是一场蝗灾。据说旱灾蝗灾已经像风一样呼呼地刮遍了北方几个省份。

这一年，公社的食堂还没有解散，但也已经是冷锅冷灶了。大跃进那股狂热已经降到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