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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第2页）

周恩来向党中央汇报之后，又找刘鼎同志谈话，告之“党决定你去担任驻东北军代表。这件事非常重要，做这样的统战工作是第一次出马，中央寄予希望，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你已与张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要继续前进，要善意地帮助张学良，帮助他培养干部；要招青年学兵，他们有很好的条件。有了抗日的干部，东北军就成为一支抗日的部队。”周恩来又交代了具体承办的事情以后，取出一封提前写好的书信，郑重地说：

“刘鼎同志，除带去我对张学良将军的问候外，请代我当面转交这封信。”

刘鼎双手接过书信，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坚定地说：

“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刘鼎很快回到了洛川，把周恩来的信交给张学良，并笑着说：“毛主席问候你。恩来同志问你好，很感谢你同他的会谈，谈得非常满意。对你的未来乐观，说有你这样的将军，再培养好干部，何愁东北军不成为最大最有力量的抗日军。”

“过誉了，过誉了。”张学良微笑着说道。

刘鼎又补充说：“大家都说你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个决心抗日的将军。”

张学良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另外，蔡畅、邓颖超问四小姐好，女同志们猜她是个进步女性，总有一天会见面吧！”刘鼎望着得意而笑的张学良，“总而言之一句话，你不知道你的勇敢言行多么的动人哪！”

这时，张学良拆阅了周恩来的这封重要的信件：

汉卿先生：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感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唯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并颂

勋祺！

周恩来拜

四月二十二日晨

以哲军长处恕不另笺。

张学良阅罢周恩来的亲笔信感慨良多。他对刘鼎说：“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他多好呀！”张学良说罢又联想起官场中的人际关系，有些伤情地叹了口气，说，“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就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它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我以为中国的事从此就好办了！”

张学良兴致勃勃地回到西安官邸不久，副官谭海就神秘地赶来，报告杨虎城所部早就和红军取得了联系。这对张学良而言，无疑又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沉吟片刻，郑重地问：

“有可靠的证据吗？”

谭海正欲回答，侍从匆忙走进，报告杨虎城将军求见。张学良闻之一怔，忙又热情地说：

“有请！”

如果说张学良随着父亲张作霖由反共讨赤起，艰难地走向联共抗日的道路，那么杨虎城刚好与之相反，就在张氏父子杀害革命先驱李大钊等先烈不久，他曾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此，米暂沉同志曾这样记述：

杨虎城从与魏野畴结识后，长期与共产党人接触与合作，他对共产党人救国救民的主张和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甚为钦佩。特别是在豫东、皖北期间，他和魏野畴、南汉宸等人的密切交谈以致全面合作，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国民党走向反动之后，他已对国民党失去信心，认为中国革命只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继续进行。这时，杨、魏二人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杨在大政方针上均听从魏的意见，并向魏保证他决不清党，成为当时的“杨魏同盟”。他不仅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表示了与共产党坚决合作到底的信念，到达皖北后，还进一步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据南汉宸同志回忆，杨虎城还曾几度向他提出将第十军逐渐改编为工农红军，用共产党员彻底改造刷新部队。特委的几位负责人对他的这一思想上的飞跃感到十分兴奋，当即向上级党组织做了汇报。魏野畴表示愿做杨虎城的入党介绍人，并写信给在上海的党中央说：“杨虎城是一位革命将军，他有坚定的革命决心，他表示愿与我党合作到底，他是绝对被掌握在我党的手中。”南汉宸则表示他可以负责向河南省委报告。但是，“八七”会议之后，党内在纠正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同时，“左”的指导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这种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把一大批同情革命和同情共产党的中间力量关在革命的大门之外，并在一些条件尚不成熟的地区仓促暴动，造成革命力量的损失。杨虎城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提出的加入共产党的请求，也就未能得到党的上级组织的批准。

……

不久，杨虎城不愿追随蒋介石、冯玉祥反共，遂脱离部队，东渡日本，寓留东京。这时候——一九二八年中共中央《致东京市委信》中明确指示：“杨虎城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们执行加入手续，加入手续如下：须三个同志的介绍，候补期为半年。再望你们与他谈一次话，……”由于东京市委人事更迭，未能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致使杨虎城入党之事成为历史的遗憾。是年十一月，杨虎城回国，此后再也没有申请加入共产党。

杨虎城统率十七路军以后，和共产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在南汉宸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特务活动，主动掩护共产党人，收留共产党员在其部队中工作，并“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合作反蒋的协定等等”。

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陕西之后，不可避免地和杨虎城及十七路军开始了客军和地方军间的矛盾。蒋介石利用这一矛盾，使张、杨两部互相牵制，从而加以操纵。如何变敌为友或变被动为主动呢？他一方面静观张学良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又想到了刚刚进抵陕北的中央红军。

杨虎城和红军建立联系，几乎与张学良是同步进行的。不同的是，张学良是主动寻找共产党，杨虎城则是由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派汪锋同志等人建立的。有意思的是，他们二人因互存戒心，都是在向对方保密的情况下单独进行的。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二人的行为都被对方的情报人员觉察到了。今天，杨虎城的礼节拜访，就含有探听虚实的意思。因此，见面寒暄过后，就有意识地问：

“据传，张总是很欣赏西方的法西斯主义的，不知近来有否改变？”

张学良当然明白这一问话的真实目的。为了主动地和杨虎城建立和谐的私人关系，坦然地讲出了自己对法西斯主义认识的过程。同时，为了测试杨虎城的政治态度，他遂又不无感慨地说：“讲老实话，我对这个主义产生了动摇，究其原因嘛，不知道在中国能否行得通？”

“我看恐怕还不仅仅如此吧？”杨虎城有意把这个问题向深处引发。

“那你的意见是……”

“人家搞法西斯，是为了对外扩张领土，奴役其他的民族；咱们搞法西斯，是为了对外投降。他当小皇帝，我们当亡国奴。你看此道能行得通吗？”

张学良清楚杨虎城说的“他”，是指蒋介石，加之杨虎城说话幽默，他只能以笑代答，不能附和其话意往下深谈。他呷了一口香茗，遂又把话题一转，坚定地说：

“那我就改变信仰，愿和杨将军一块抗日救国！”

杨虎城的脸上顿时绽开了笑颜。他和张学良随意地说了几句便起身告辞，行前握住张学良的手，语重情长地说：“你初到西安，对省党部中那班人还不太了解，一定要慎于言行。”

张学良感激地点头称是，这两双不同寻常的手，第一次握得这样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