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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第1页）

二十九

西安事变不啻为晴空霹雳。回响于长空，摇撼于大地，无一国家、无一组织不亮明自己的旗帜，表明对这一事件的态度。

事变的当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十四个团体的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大家认为张学良、杨虎城举行兵谏和所提八项主张，是反映了时代和全民族要求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行动，决定发表通电，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

事变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代表各种不同立场、不同见解的团体和个人，纷纷发出函电或发表宣言表示自己的态度。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函电交驰，拥护张、杨八项主张。青岛十万纺织工人派出代表到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递交了工人们的支援信。信中沉痛地说：“我们的中国，几年来在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之下，已经走到最危险的阶段了。敌人已经握住我们的咽喉，生命就在一呼吸之顷。……你们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要求呀！”

一些知名的爱国人士如宋庆龄、李济深、马相伯等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回京，避免发生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元老邹鲁在从国外回国途经香港时，也声明他回国的目的是“商营救委座及抗战大计”。上海知名人士王晓籁、杜月笙等在致张学良的电报中也说：“晓籁等爱国家、爱先生，愿来西安承教，以身作质，俾蒋公得安然返京，考虑至计，挽救危亡。”

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一面复电孔祥熙、何应钦表示“自应遵命，维护大局”，一面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张：（一）西安事变应政治解决；（二）以抗日统一全国，立即对日宣战；（三）确立举国一致政府，反对独裁政治；（四）迅速将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开至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

四川的刘湘闻讯召开所部各军的防务会议，做支持张、杨的出兵准备；绥远的傅作义因和张学良有较深的关系，加之对联合包括红军在内的各方力量共同抗日态度积极，乘飞机去西安，准备居中调停放蒋并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讨抗日援绥事宜，因飞机迷航迫降河北易县未达目的；冀察的宋哲元和韩复榘基于自身利益计，宋偏向于南京方面，韩采取两面应付的做法；山西的阎锡山一改事变之前的态度，在给张学良的复电中发出了如下的质问：“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是否更以救国热心，成危国之行为？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抱无限之悲痛……”

自然，西安事变对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是一极大的震动，在对待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讨伐张、杨和同张、杨进行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两种对立的主张。

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接到事变的消息后，即于十二日下午在自己寓所邀请在京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交换意见。戴季陶、居正、吴稚晖、朱培德、叶楚伦和何应钦等认为张学良劫持统帅，主张实行武力讨伐；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则为蒋介石的安全担忧，主张和平解决。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会上仍是两种意见。主张讨伐的，以维护“国家纲纪”为理由，认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主张和平解决的，认为应先弄清蒋介石在陕的情况，再决定“万全之策”，并指出：“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之出入，而无性质上之枘凿”，因此还有“说服之余地”；如果立即进行讨伐，不但“内战蔓延，舆情先背，而坐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由于主张讨伐的居多数，两会一致决议：（一）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院长；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二）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随后即由国民政府发布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的命令。国民党中央又电召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立即回国。汪精卫接电后，先后召集驻德、意等国大使听取各国反映，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启程回国。

何应钦取得调动军队大权后，立即调遣军队，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发动对西安的进攻。十六日，军事部署大致就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再次开会，决定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由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同时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在潼关前线中央军开始进攻，飞机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西安因降大雪，气候不利飞行，未能轰炸。

面对何应钦借兴兵讨伐张、杨，以达到夺取蒋介石的独裁政权的危局，宋美龄毅然挺身而出，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展开了积极的幕前和幕后的活动。她撰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详细记述了有关情形：

“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噩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蒋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做大字之标题矣。

“南京虽为首都，其在黑暗中摸索之状况，不减上海。余偕孔部长及端纳（余已约彼伴余飞赴西安）匆促入都。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于星期六深夜开会，决定办法，立付执行；并将叛变首领张学良明令免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共副司令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命令措辞，异常严峻。京中已于是日晨接到西安发来之通电，署名者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重要部将外，复有在西安之中央官吏多人。……

“此我等于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晨抵京时，京中紧张迫切之状况也。此时当余之前者，不仅为余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其变化实易受热情与狂想之激**，而余本人复系有严重个人之利害。第一念袭我心头，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做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继余复念，此事若处理得宜，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决，余必坚持我主张，将一切措施纳诸合理轨范之中。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宋美龄为什么会如此镇定，且又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家气魄呢？除去她已经成为很成熟的政治家而外，她自沪回宁之前，已从孔祥熙处初步获悉西安事变的真相。对此，孔祥熙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中做了如下记述：

是晚八时左右，得军政部长何敬之（应钦）南京长途电话，谓有要事报告。余亟谢客，出就他室通话。敬之首诘余：何日曾接蒋院长电报，亦知院长此时尚留临潼或入西安否？乃就余所知告之。敬之始谓得军事密报，谓西安城门紧闭，时有枪声，临潼道上，军运频繁，而华清池附近则阒然无人，似蒋公已入危地，嘱余就近通知蒋夫人。余在电话中告以有外宾在，且蒋夫人有微恙，倘无重大非常之事，不便深夜造次，仍盼其续以电话相报。语止于此，而余已深虑其真或有变。

旋外宾既散，京都秘书处电话续来，谓接得张学良、杨虎城丑文电一件，主张国是八项……电中对于蒋公只有“做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之语，仍未详其劫持之经过。余乃一面通知蒋夫人，一面拟乘夜车立即返京……余正拟首途，又得京部电告，谓张学良续有“震”电，系单独致余者，电中有“……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加以危害……”之语。蒋公之被困西安，至是完全证实……

因学良“文”、“震”两电全文，皆仅由秘书于电话中向余口述大要，事关国家存亡，领袖安危，余因不能即是独定政策。但转念学良既于通电之外，独对余另发震电，是已明示尚有转圜余地，益以蒋公安全，在其掌握，尤不能遽闭谈判之门。时机既迫，乃召某秘书至，即在沪寓口授复张一电，文曰：“急！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吾兄勋鉴：密。顷由京中电话告知，我兄至余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石，绝无危险，足证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需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先复布意，伫候明教。弟孔祥熙叩文亥沪寓印。”

电既发，余乃偕蒋夫人等于是晚入京，翌晨（十三）七时抵京。

……

宋美龄怀着异常焦虑的心情熬过旅途的长夜，遂又忐忑不安地驱车回到官邸。她尚未落脚询问京城情况，机要人员送来了张学良于事变之后，发给她的如下这通电文：

蒋夫人赐鉴：

学良对国是主张，当在洞鉴之中。不意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学良以待罪之身，海外归来，屡尽谏诤，率东北流亡子弟含泪剿共者，原冀以血诚促其觉悟。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伏思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计，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此间一切主张，元已文电奉闻。挥泪陈词，伫候明教。张学良叩。文。

宋美龄手捧电文，反复阅读。随着阅读遍数的增加，她那激烈跳动的心渐渐平息下来，似乎从电文中看出了希望所在。不时，她的思绪又从电文转移到张学良的身上……

宋美龄十分了解张学良的性格和为人，自然也清楚张学良和蒋介石在“剿共”与抗日问题上的分歧。她稍许冷静以后，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必然的。她想到此，心中又生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悔恨感。同时，她认为张学良电文中所云：“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是真情实语。换言之，蒋介石时下无生命之虞。但是，如果南京当局出兵讨伐，有意激化矛盾，张学良出于一时之义愤，事情就复杂化了！因此，她当即给张学良发去如下一则电文：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勋鉴：奋密。

昨在沪上，惊悉西安兵变，即晚来京，接奉文电，深以为慰。吾兄肝胆照人，素所深佩，与介兄历共艰危，谊同手足。在沪未接电前，已知其必承吾兄维护，当决无他；来京获读尊电，具见爱友之赤诚，极为感慰。唯精诚团结，始足以御侮抗敌；沉着准备，乃足以制胜机先。介兄自九一八以来，居处不宁，全在于此。吾兄久共军机，素所深悉。凡吾兄有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介兄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加以慎重，借避敌人耳目。吾兄贤明，当必深谅此意。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既深，当可无话不说。否则别生枝节，引起中外疑惧，不免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想吾兄亦必计及于此。至如何安慰部曲，消弭事端，极赖荩筹。介兄一切起居，诸祈照拂，容当面谢，并盼随时电示一切为荷。蒋宋美龄叩。元。

接下来，宋美龄为了蒋家王朝的整体利益，立即和孔祥熙、宋子文等行动起来，他们密切配合，力排众议，朝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大道上艰难地跋涉着。请看宋美龄的回忆：

“是晨八时前，余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端纳亦同时去电，盼其即复。余等到处搜索消息，而消息始终沉寂；周遭接触者唯紧张之流露，形形色色之猜测；辗转传布，如飞沙，如雷震，诸凡捕风捉影之传说，眩人欲迷。时西安电线早已中断，不特西安之真相无从探索，而亦无人能一究事实发展与结果何如也。

“余迭向京中诸要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余主张：既未能确证西安将领别有企图，曷若姑信其言之由衷，一方面迅速搜寻其动机之真相。余曾做臆断曰：‘或者彼等确有不平之情绪，而自谓其有相当的理由。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怀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