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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张学良将军被囚散记(第4页)

面对山坡掀起的请释张学良将军的热潮,蒋介石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他就像是绝不做蚀本生意的政治奸商那样,开出了恢复张学良将军自由的价码,请东北资深元老莫德惠做中间人,去桐梓打着看张学良将军的幌子,去洽谈这笔颇有分量的政治交易。

这时的张学良将军已幽居近十年之久,虽说精神尚好,但已满头白发。他“闻知故人来访,心情至为兴奋。当他奔跃车前,热烈迎迓莫老时,已是泪流满面了。当晚张氏接读莫德惠带来的一些友好来函,情绪激动,一夜未能入眠。”

翌日,莫德惠在进入洽谈正题之前,故作笑颜地问:

“汉卿,家乡光复了,你一定很高兴吧?”

“高兴,我太高兴了!”张学良说罢旋又叹了口气,“可是,在这山河光复之时,我张学良有愧于国家和乡亲啊!……”

张学良将军言之有愧,是指自己未能对伟大的抗日战争贡献力量。最近,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到此事仍愧疚地说:“我当然很痛苦,我恨日本军阀,一生主要就想抗日,心中最难过的就是中日战争我没能参加。”

莫德惠自然了解张学良这种特殊心情,他听后叹了口气,遂缄默不语。

“行前,你见到委员长了吗?”张学良将军有些忐忑不安地问。

“见到了,”莫德惠显得是那样的沉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奉委员长之命来看你的。”

“他对我的事是怎么说的?”张学良将军迫不及待地问。

“他说,时下可以还你自由,但必须答应他三个条件。”

“哪三个条件?”

“一、委员长要你公开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交出‘九。一八’事变前夕,委员长给你的那则不准抵抗的电报;三、释放以后,你必须出洋。”

张学良将军听罢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权衡利弊得失,陷入了是要自由,还是继续过“管束”生活的矛盾之中……

西安事变“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讨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张学良将军始终如一的看法。即使是到了今天,他依然认为:“事变共产党开始并没有参加。事情起来了,我们才把周恩来先生接来,谈此事该怎么办。”大丈夫光明磊落,敢作敢为,这是张学良做人的信条,他决不做这种篡改历史的事情。况且,共产党、周恩来这个朋友没有做任何对不住他的事,他怎么能为了换得个人的自由而栽赃朋友呢?另外,他清楚蒋介石要他承认此事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发动内战提供口实。他决不会为换取自由,而放弃“反对内战,拥护统一”的主张。

谈起蒋介石所关心的那则电报,张学良将军更是耿耿于怀,终生不忘。“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因执行这则电文命令而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他出于忠君体国的思想,从未把“九。一八”事变的历史罪责推到蒋介石的身上。伟大的抗日战争结束了,蒋介石为了塑造抗日民族英雄的伟大形象,他想销毁这则电文。作为历史,谁也无权、而且也不准伪造历史以欺骗后人!因此,张学良将军无法接受这一条件。

谈到出洋这个条件,张学良将军认为是无所谓的。他历经痛苦的思索,遂掷地有声地答说:

“请转告委员长:自由虽然可贵,名节更重于自由。我就这样随遇而安地生活吧!”

就在张学良将军严词拒绝蒋介石的三个条件不久,蒋介石明令指示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把张学良解往台湾。

郑介民致电重庆军统局结束时期的办事处主任张严佛:“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起解。”

刘乙光遵命把张学良将军送到重庆,住在歌乐山戴笠生前的寓所。

张严佛原先是西北总部机要组内由戴笠挂名的第三科首任秘书、代理科长,实是复兴社特务处西北地区的负责人。名义上是张学良将军的部属,而且他们之间相处还好。但是,作为政治问题是没有私人感情可谈的,张严佛只能装出伪善的样子,欺骗说:

“副座,委员长有电报来,让送您去南京。”

张学良将军信以为真,十分高兴。在留住重庆的日子里,还会见了几个昔日的朋友,虽相对无语,但内心还是高兴的。他给客人留下的印象是:“面容憔悴,头发已花白,牙齿已掉了一半,抑郁的心情时有流露。”赵四小姐给人的印象是“更加消瘦,衣着陈旧”。时光已耗去她芳菲的年华。他们二人在重庆住了一个礼拜,被特务解往台湾。行前,刘乙光正式告之赴台的消息之后,张学良气得“愤怒地用力拍了一下桌子,牙咬得紧紧的”。“他回房告诉赵媞时,气得声音还在发抖。”

每逢遇到这种情况,赵一荻就变成了张学良将军顺理郁闷之气的人。今天,她依然使出全身的解数,让张学良将军知道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阶下囚总是阶下囚。最后,她又很有分量地说:

“我们为什么要生气呢?只要你高兴地生活,有些人就舒服不了!”

张学良将军终于克制住了自己的愤怒,静静地呆坐了一会儿,遂朝着企盼自己回答的赵一荻点了点头,说:

“好吧!就到郑成功退守的地方去。”

张学良将军飞抵台湾以后,被“管束”在新竹市井上温泉。

井上温泉风景优美。“一座平房,山峦环抱,树木葱茏,房旁有温泉可浴,环境十分幽静,根本没有居民。警卫森严,一如往昔。”但是,这美丽的环境并没有给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带来欢愉,相反,十年“严加管束”期满而刑无期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的“额上、面上已出现好些皱纹,瘦多了,老多了,眼睛也小了(据说是害了眼病的结果)”。就说性格开朗、雍容大度的赵四小姐吧,“身体不太好,瘦得可怜”。连过一架空中吊桥都望而生畏。对此,当事人曾做了如下记述:

我和母亲、斌妹、赵四小姐沿着小路上山去散步,走到一架一百五十米长的空中吊桥前,斌妹和我毫不在乎地放大步子走了过去。赵四小姐有心脏病,简直不敢动一步,慢慢地叫一个人扶着,走了一截竟头昏眼花,心跳不止,只得缩回。休息了一会,她见我母亲也平安地走了过去,于是她鼓起勇气,仍叫人扶着,勉强走过桥头。

……

不久,台湾爆发了“二。二八”起义,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险些死在刘乙光的枪下。对此,张学良将军控诉说:

台湾人闹事,刘乙光也紧张起来了。那几天,他恶狠狠地盯住了我,好像要把我吃下去,话都不和我说了。他指挥宪兵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宪兵特务来回不停地在我屋子周围巡逻,并向室内窥伺动静。夜深了,我还听得刘乙光同他的部下时而嘈杂喧嚷,紧急集合;时而又蹑手蹑脚地窃窃传话。总而言之,是一种应付非常事件的可怕现象。就在这个时候,刘乙光部下和宪兵方面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刘乙光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为了防止我越狱逃跑或台湾人把我劫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于混乱中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台湾乱民前来劫狱所为……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

……

由此,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刘乙光以为山高皇帝远,对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的迫害越来越明目张胆了。请看张学良将军的如下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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