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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正当张学良和杨虎城秘密携手，推进联共抗日的时候，蒋介石却更加坚定地执行对日妥协、对内“剿共”的既定方针。

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是多事之时。日本国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二。二六”事变，结果南进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批力主侵华南下的少壮派军官，如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等人军权在握，从而加速了侵华南进的步伐。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新的大举进攻，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公布了《东征宣言》，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准备出师河北，与日本军国主义作战。红军东征的壮举，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欢迎。

蒋介石唯恐红军借抗日之名壮大队伍，遂下令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国防要地重兵三十三万人马，以陈诚为总指挥，开赴山西，协同阎锡山的晋军阻截、消灭红军。可是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呢？他在日记中曾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倭寇在华北增足一旅兵数，北平乃为其无形之占领，将来收复更费心力矣！

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六月一日爆发了旨在反对蒋介石的“两广事变”。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公然打起“北上抗日”的旗号，改所部为“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企图争夺南京国民党政府。

与此同时，张学良积极着手执行肤施会谈的协议。他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即使你有干部，也要自己培养新干部，我们现在办红军大学，你可以办军官训练团。红大上面将来可以办抗日大学，军官团上面也可以办抗日大学。两边都有抗大，可以合在一起成为联合的抗日大学。”他先商得杨虎城的同意，以仿效庐山训练团的办法培训干部为词，报请蒋介石批准。训练团于六月开始筹备，由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为副团长，王以哲任教育长。地点在长安县王曲镇，正式名称是长安军官训练团。时人又称王曲军官训练团。

两广事件爆发以后，张学良认为可能成为逼蒋抗日的契机，遂加快了筹办军官训练团的步伐，第一期于六月十五日开学。

军官训练团开办后，“张学良亲自驻团，住在太师洞，这一带多住窑洞，因窑洞潮湿，他砌了砖房。他全神贯注，和学员一起生活，不但给学员讲课，有时一起讨论，听学习汇报，还和学员轮流同桌吃饭，为学员选择了一批救亡歌曲。”对此，应德田回忆道：

训练团使用的饭桌也很别致，值得介绍一下。这是一条挖好的约二十丈长的土桌，两边是挖好的同样长的土椅，吃饭时，大家在两旁对坐。张学良将军和教育长、总队长坐在中间，学员们依次坐在两侧，大家吃的同样是一饭一菜，张学良将军这种与大家同甘共苦的精神使全体学员都很钦佩、很感动。

晚饭吃过，大家坐在一起随便地议论，也是交流思想提高认识的好机会。有一天，谈到日寇侵略，东北沦亡，东北军流离南北，蒋介石屈膝投降、忍辱卖国、抗日无期时，大家的情绪十分激昂悲愤。一个叫黄冠南的营长忽然站起来，眼泪纵横，用沙哑的声音高喊：“请副司令领导我们走上抗日战场，打回老家、收复东北！”接着，学员们争先恐后发出相同的请求，场上显得又热烈又悲壮。张学良将军内心非常感动，站起身，环视一下四周，他流泪了，但他并未沮丧，他用慷慨沉着的语调说：“大家的心情和意见很好，请大家相信我。我，张学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和大家一样，我不会忘掉报仇雪耻，收复失地！请大家相信我，不要急，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一定能够领导各位走上抗日的征途，披甲还乡，重返家园。”

张学良将军简短地讲完后，大家欢呼声、掌声雷动。这一情景，对于张学良将军，对于全体学员，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教大家唱歌，是利用从西安带到王曲的留声机和唱片进行的，主要是教唱《大路歌》、《开路先锋》及电影《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我们利用午间或晚间休息时教学员们唱。刚开始时，学习的人不多，后来人数逐渐增加起来。有时，我们也到太师洞去请张学良将军和我们一起来唱，张学良将军对教唱这些歌曲非常重视。……鼓励我们要把抗日歌曲坚持教下去，做到深入人心，人人都唱，他还对我们的教法精心地做了指示。唱了几天以后，张学良将军郑重地对我说：“《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这几个歌好是好，但一下子都学，比较难记，全体恐难一时都学会。最好是把《义勇军进行曲》让大家先学会，能合唱。这个歌的意义鲜明正确，曲调慷慨激昂，非常好，鼓动性很强，也较易普及。”

……

简言之，在张学良将军的亲自领导下，王曲军官训练团办成了一所培训联共抗日骨干的新型学校，极大地影响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前进方向。自然，也吓坏了蒋介石派到西安的大小特务。

一天，张学良的参谋长——蒋介石的亲信晏道刚转来了一份绝密材料，是陕西省党部的特务们直接写给蒋介石的情报。此刻，忙于解决两广事件的蒋介石无暇北顾，遂采用了更为高明的手段，以表示对张学良推诚相与，把这些报告的原文抄给了张学良，要他亲自答复。张学良阅罢这些材料，惊得出了一身冷汗，惶恐不安地自语：

“啊？我的行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啊……”

怎么办？他暗自沉思片刻，遂走到写字台前，提笔给参谋长写了如下这封信，希晏道刚在蒋介石的面前代为说情：

甸樵吾兄：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来往，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曾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

弟张学良

七月二十日

张学良愤然掷掉手中的毛笔，从头至尾读了一遍信的内容，又禁不住地自问：

“他下一步又将采取什么手段呢？……”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随着联共抗日的向前发展，张学良身边的亲信军官发生了矛盾，几乎是冰炭难容。

首先，“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在张学良面前飞短流长，攻讦黎天才。黎感到难以忍受，尤其对孙铭九，因为在武昌时期，由黎和陈旭东联名向张保荐孙的。一次，张学良去南京开会，黎不辞而别，回山东老家。张学良回陕后，对孙等大加责备，函电交驰，催黎回陕，因黎不作复，又电韩复榘、青岛市长沈鸿烈和烟台专署张骧武专员派员促驾。黎只好复一电说身体不好并派其妻孙菩缘赴陕请训。孙菩缘回蓬莱后，将张学良对她优礼相待的情况告诉了黎，谈到黎不辞而别的事，张还掉了眼泪，孙又带回张学良的一封千余字的亲笔信，信中充满了感情，并约法五章，如：表示接受黎的意见，提高警觉，给黎工作权限，连黎常说的‘咬人的狗不露齿’等也列入这五章之内。黎见信也感激涕零，遂回西安”。

其次，随着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开办，以及抗日同志会的筹备，东北军将领中的所谓保守派和少壮派的矛盾突现出来。以孙铭九、应德田、苗钊秋等为首的少壮派，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甚至公开讲演联共抗日；以王以哲将军等为首的高级将领不赞成此道，加之他在训练团中讲授中庸之道，遂被少壮派军人攻讦。一天，应德田气呼呼地走进太师洞，向张学良报告：

“王以哲对人说：东北军本是委员长的部下，何谈拥蒋！投靠共产党，再去拥蒋，这种道理简直说不通。”

这引起了张学良的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