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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张学良将军被囚散记（第5页）

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来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对我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叫他找好的。……交代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我住，刘乙光满口答应了。但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夫妻儿女竟占住了我现在所住的这几间，硬要我和四小姐住边房，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只好自己忍受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我，他觉得刘乙光做得不对，叫他把这几间房让给我们住。初来的时候有两名下女，陈仪雇来照料我和四小姐的，不几天，被刘乙光打发走了。十几年来，夫人（指宋美龄）和亲友送给我的东西，常被刘乙光夫妇克扣，有时被截留一半，有时竟全部被没收了，与来信所写的对不上数……我们每次吃饭，刘乙光一家六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一桌，他们吵吵嚷嚷，抢着吃，这些事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饭。刘乙光的老婆有时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而暗地却是骂四小姐。

……

刘乙光仗势欺压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的行为，终于声扬了出去。郑介民匆忙指派和张学良将军关系尚好的张严佛，暂代刘乙光，并进行考察。张严佛对此回忆道：

刘乙光走的那个晚上，我在张学良的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倾泻了。他谈到十年期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到了十几年的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妻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抱屈，无处申诉，几乎一字一泪，痛哭不止，赵四小姐坐在一旁揩眼泪。当晚，我们谈到深夜，足有四五个钟头。第二天午饭后，我又到张学良房子里去，他用毛笔在信纸上写下了夜里他自己做成的一首诗交给我。他说：“你这次来算是难得，这首诗就留做纪念吧！”诗是这样写的：

山居幽处境，

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

枕上泪难干。

上款写“严佛兄存念”，下面是“张学良敬赠。”

面对如此非人的“管束”生活，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患难与共，很快调整了心态，在如此严苛的“管束”中重新安排好正常的生活。一方面张学良将军认为“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但是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恢复自由仍有希望，至于恢复工作——重操兵权已无可能。因此，他请求来看望他的老朋友张治中向蒋介石要求两点：“其一，只希望恢复自由，做一个老百姓，什么事情也不做，蒋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其二，那位‘秘书’同居一室，又有小孩，既吵闹又生活不方便，希望分开住。他还说，请蒋夫人也从旁协助。”

张治中先生答应，保证一定转达。张治中先生就要离去了，临别时，张学良赠诗一首：

总府远来义气深，

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

唯有清茗动此心。

张治中先生回到南京以后，即向蒋介石汇报情况，并转达张学良将军的要求。“蒋听了脸露不悦之色，只嗯嗯两声，不加置达。文白先生又找宋美龄，重述张学良的话。宋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他的第一条要求现在不可能，第二条我一定力争做到。”

帝运西沉的蒋介石是绝对不给张学良将军自由的，并下手谕：非经本人批准，任何人不得往见张学良！

从此，张学良将军的处境更加孤寂。但是，由于宋美龄把张学良将军要求的第二点做到了，把刘乙光调走，所以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最感痛苦的一件事，从此总算解除了。

不久，张学良将军在赵四小姐的帮助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明史的研究中去了。他希望从明朝的兴衰，感悟到中华民国的衰荣；从蒙族灭汉兴元、满族入关建清的历史更迭中，猛醒到弹丸之地的日本，为什么能侵占自己的故乡东三省，大半个中国也沦为殖民地。诚如他事后对记者所说：

但是，在特务们的“管束”和监督下，张学良将军对明史的研究，只能停留在默默的探索中。他有嘴不能和心爱的助手——赵四小姐谈论悟出的“心得”，有手也不能把“心得”变成文章。这种研究学问的痛苦，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

蒋介石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希望张学良将军写回忆录；早已掌握实权的蒋经国亦步乃父之后，希望张学良将军撰写回忆录。对此，张学良将军犹豫了。

“写吧，把你经过的事都写下来，留给后人去评说这桩桩历史公案。”赵四小姐对业已暂停明史研究的张学良将军建议着。

是啊！张学良将军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是何等的需要记录下来传于后世啊！就说西安事变吧，还有多少谜案留给后人去推断、去猜疑？况且，欧美的政治家退休后，大都亲自写下一卷又一卷的回忆录。张学良将军望着赵一荻那企盼的目光，遂深沉地点了点头。

张学良将军决定写回忆录了。他拟订了大纲，并确定了写回忆录的原则：“第一写自己经手办的；第二写自己亲眼看见的；第三写自己亲耳听见的。”可是，当张学良将军拿起笔来后又退缩了，怎样写？能不能写？写后会引来什么后果……这一个个问号又在他的眼前出现。最后，他把手中的笔往桌上一掷，决定不写回忆录了。

事后，就世人关心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对友好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要我如何回答呢？如果我说是被共产党所欺骗，显然是骂我自己糊涂；如果说是我一时冲动，显然是骂我自己无能；如果说是‘老先生’（蒋介石）该被扣留，显然表示我还没有承认错误，与我当时亲自护送‘老先生’回南京的心愿不符。所以，我绝不能见这些记者，因为我怎么说都不行。”

最近，张学良将军赴美省亲，终于道破了天机：蒋总统与经国先生“都劝我写东西。经过很久，我决心写，但写出了大纲以后还是决定不写。为什么？我没法写！因为我要写好的、坏的，都如实地写，我不能只说好的，而且我认为有些事不是不能说，而是不能从我嘴里说。”

人的心灵是需要平衡的。而越是伟大的人物，就越是需要心灵的平衡。张学良将军放弃了研究明史，掷笔罢写回忆录，靠什么填补他那猝然显现出的心灵空白呢？或许是他从昔日被幽禁的古刹中得到了某种启示，或许因为他在青年时代和青年基督教会有着密切的来往，更可能的是宅邸附近的教堂里的钟声，潜移默化地惊醒了他的心灵，他毅然决定和赵四小姐一起研读《圣经》，从《圣经》中寻找一种心灵的平衡。诚如他对记者所说：

张学良将军依然保留着军人的性格，说干就干，遂天天和赵四小姐研读《圣经》，一块讨论教义，很快，上帝便主宰了他们二人的心灵。为了彻悟《圣经》中那深邃的玄妙之理，他又成了“美国一家学院——研究圣经的学院——的函授生，周联华牧师是我的老师。”

朝鲜停战以后，台湾在美国第六舰队的保护下，相对地安定下来。半路“出家”——皈依基督的蒋介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认为张学良将军已经成了上帝的仆从，失去了威胁蒋家天下的潜在能力，遂决定一九五九年张学良将军诞辰之际，正式下令解除“严加管束”。嗟乎悲哉！屈指算来，张学良已经被关押了二十二年之久，远远超过了所定的十年刑期，法律安在？

即便如此，蒋介石仍然害怕后人“信笔改史”，诋毁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坚持要求张学良将军写一份忏悔性的回忆录。他当面对张学良将军说：

“关于西安事变，我们这方面应变的计划和资料十分完整，而关于共产党方面的资料相当欠缺，你知道的应该不少，空闲的时候，写一些下来，当作史料保存下来。”

“报告总统，我原本不想再谈西安事变，想把那不愉快的一段回忆带进棺材算了。现在总统既然要我写下来，我就只好照办了。”

张学良将军很快写好了回忆录，并转给了蒋介石。但是，不久在台湾以张学良的名义发表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造谣、污蔑、中伤是情报机关惯用的手法，他们虽然篡改了张学良的《自述》，但瞒不过历史见证人。当张学思由于对乃兄的思念与此文的披露，向周恩来敬酒时泣不成声时，周恩来也潸然泪下。周恩来总理做了如下的结论：

“当年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党内有争论。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

“严加管束”虽说解除了，但相依为命的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在半隐居的生活中，他们之间相互依恋的情感愈发浓烈，最后，竟然想在暮年完成他们相爱的最高形式——结婚！

自从赵四小姐在香港舍离幼子赴湘西相夫共囚以来，屈指一算已有二十六个寒暑。他们“淡然过着悠长而单调的日子，但两人恩爱异常，原本有无形式上的结婚都无关紧要”。如果从他们幽居北陵算起，业已同居整整三十五个春秋。补办结婚手续的目的，除了要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夫妻的目的外，亦表明暮年的张学良将军对心爱的“小妹”的爱情升华。对此，赵四小姐是完全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