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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张学良专题片剧本（第4页）

叠印崔成义著《张学良奔丧返奉》有关段落，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张学良在临行之前，已将长发剃光，并身着灰色士兵服装。一切准备妥当，即乘专车启程。专车行至山海关时，机车上水停车，有日本宪兵三人向士兵打听本列军车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士兵答称是崔营长。日宪兵遂来见我，询问列车去奉天干什么，我答回沈后另有任务。又问张学良是否在车上，我答不在。日宪兵始离去，专车在山海关车站约停半小时后继续开行。经绥中、锦州、沟帮子等站时，各站站长皆上车打听张是否在车上，看情况像是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我均分别否认了。

采访暮年的张学良。

张学良：“一过山海关，我看到到处都是日本兵，我怕被日本兵发现了杀头，我就伪装成炊事兵，坐火车赶回了奉天。谁也没有注意到是我。回到奉天，我来到大帅府，连部下都不相信是我。家里人也没能立刻认出来。我能学我父亲写字，写得一模一样，另外我还保存着我父亲的印，于是我就以我父亲的名义下达了各种命令。在将黑龙江和奉天的悬案问题全都解决了之后，才公布了我父亲的死讯。”

画外音：

张学良于6月21日向中外正式公布张作霖死亡的讣告。接着，他忍着极大的悲恸为父亲举行隆重的葬礼，其灵柩暂时停放在沈阳珠林寺。为了尽孝道同时也是为了向日本示威，他亲自在抚顺择地为父亲张作霖修建陵园。遗憾的是，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抚顺陵园未及修建完毕，张作霖的灵柩只好安葬在锦县驿马坊。

叠印张作霖灵堂、灵位。张学良与于凤至戴孝守丧的历史资料、照片，以及锦县驿马坊张作霖陵园、抚顺元帅林的景观。

画外音中叠印有关历史资料及照片。

与此同时，张学良于悲痛中把握东北的政局。在张作相等军政要员的拥戴下，1928年7月3日，年仅28岁的张学良就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从此，张学良开始了主政东北的时期。

张学良受命于危难之时。他作为东北新任的最高权力执行者，必须正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必须面对中外两大势力对他的所谓争夺：一是发动皇姑屯事变的日本军国主义，一是想借皇姑屯事变达到统一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也就是在张学良为父亲发丧的前后，蒋介石借吊唁为名派来了使者，就和平统一问题进行秘密磋商。简而言之：南京政府只要求张学良改挂国民党旗帜，以达到国民党在形式上的全国统一，其他一概不加过问。这就是史家所称谓的“易帜”。

皇姑屯事件爆发之后，日本政府最担心的是怕张学良因其父被炸转向，与蒋介石携手反日。因此，当东北三省将要“易帜”的消息一俟传出，立即震惊了日本的朝野。时任首相的田中义一急忙派遣林权助男爵为特命全权大使参加张作霖的葬礼。林权助大使为了阻止张学良“易帜”，遂于8月8日、9日、12日与张学良进行了三次会谈，坚决反对张学良“易帜”，其嚣张气焰令人发指。

叠印王家桢回忆文章的有关段落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请看时任谈判翻译的王家桢如下的回忆：会谈开始后，首先由林权助说了很长的一段话，大意是说：“我是承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之命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日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关心。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并且我们听说，张学良将军有随时换上青天白日旗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打算。我们对此特别关切，请张将军将他的意见告诉我们。”

隐去王家桢的文章。

画外音：

对此，张学良是如何回答的呢？请看张将军暮年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的回答。

张学良：“林权助多次劝我不要与国民政府合作，我自始至终没做明确答复。我避开了。他回国时，我招待他吃饭，还喝了酒。当时林权助说：‘你父亲和我是老朋友，而且我是受政府之命来拜访你的。可你始终没给我个明确的答复。’当时我回答说：‘林先生，你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的还好。’他特别高兴。我说：‘但是，只有一件事你没考虑到。’他很惊讶，问到底是什么。我回答说：‘这就是我也是个中国人。’”

画外音：

张学良是一位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他决不会做杀父仇敌的奴才！但是，他作为一位政治家清楚地知道：父亲尸骨未寒，政权未稳，“东北一隅，不足以抵抗日本一国”。唯有采取以柔克刚的策略进行搪塞，以图近日“易帜”的成功。这时，日本最大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妄图以满洲皇帝为钓饵软化张学良，遂又遭到张将军的严厉斥责。

暮年的张学良：“态度最不好的是土肥原。他全部态度都不好，我和他最大的冲突是围绕着当时他写给我看的文章，那篇文章好像叫‘王道论’。土肥原非常热衷于把我立为皇帝。我问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你把我比喻为满洲的皇上，你打算干什么，你是我的顾问，你想让我叛国吗？’”

画外音中叠印有关的历史资料与照片。

说到张学良“易帜”的动机，他曾向日本人公然说道：“我从来主张国家统一，我自己那时非常想，感到自己的国家不强，没有力量。”就这样，他经过半年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摆脱了日本人的干涉，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宣布东北三省“易帜”。当天，在奉天省府举行了“易帜”典礼。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东北三省全部悬挂青天白日旗，实现了祖国形式上的统一，结束了北洋政府统治的时代。

暮年的张学良有些骄傲地说：“我下令只有三天工夫，被服厂就把青天白日旗做好了。我当年做事，我部下都很怕我。我要说做的事情就得做，做不了不行的。当时日本人有一种优越感，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中国的事。当时日本人不知道我要换成青天白日旗，不是一面，一下子把全东北的旗子都换了，那他们也不知道。日本的情报活动太粗心了，当时花在谍报上的钱，等于都扔到垃圾箱里了。”

画外音：

张学良毅然“易帜”、实现祖国统一的爱国举动，不仅激起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对，而且也加剧了奉军中洋派与土派的矛盾。所谓洋派，是指奉军中在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政大员，以张作霖、杨宇霆为代表，他们对外亲日，对内好战，反对祖国统一。所谓土派，是指奉军中在国内陆军大学毕业的军政要人，他们反对军阀混战，主张励精图治，发展实业，创造条件实现祖国统一。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郭松龄和张学良。1925年年底，郭松龄举兵反奉，就是这两派斗争的公开化。时下，张学良毅然“易帜”，实现祖国统一，遂又遭到了亲日派代表杨宇霆、常荫槐等人的强烈反对。

叠印相关的历史资料与照片。

地点北京采访黄埔同学会负责人、高崇民之子高存信。

高存信：“杨宇霆，字邻葛，辽宁法库人。他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追随张作霖，是张大帅的‘智囊’，同僚们背后称他‘小诸葛’，是奉军中有名的亲日派。张作霖死后，他俨然以张学良的监护人自居，对张学良发出的政令或军令，如他不同意，‘必令收回成命而后已’。他公然对东北军政大员说：‘关外的事我杨宇霆可以做主，汉卿是个小孩子，别理他。’张学良易帜之后，他又公然结党营私，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大有取张自代的野心。

“常荫槐，时任黑龙江省长，是杨宇霆的心腹。此人骄横跋扈，最看不起张学良，说张‘是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老帅张作霖死后，他与杨宇霆加紧勾结，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坚决反对张学良易帜，实现祖国统一。”

地点北京采访张学良部属、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

吕正操：“张学良与杨宇霆、杨荫槐等亲日派的矛盾由来已久，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激化却是因为张学良断然易帜。当时东北达官要人无人不知，杨宇霆极力反对东北易帜。另外，杨自己也清楚，日本方面也有以杨代张的意图。因此，他不仅公开与日本人来往，而且还当面向张学良说：‘你走你的中央路线，我走我的日本路线。’在这种势不两立的情势下，张学良痛感不诛杨宇霆、常荫槐，必然会贻患无穷。所以，在张学良的心中埋下了诛杀杨、常的种子。”

画外音：

随着张学良与杨宇霆矛盾的激化，时任张学良顾问的端纳向张告密：“常荫槐为‘设立黑省山林警备队’，杨宇霆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并出示了‘充分的证据，包括往来电报，以及常荫槐处铁路收入中付款的凭证等等’。”这引起了张学良极大的警觉。对此，台湾高扬先生所著《张作霖之死与杨宇霆之死》一文作了有关记述。

叠印高扬先生文章有关段落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张学良当即将杨宇霆找了来问，杨宇霆居然坦承其事，询以何用？谓装备黑龙江山林警备队。于是张学良质问：“咱们兵工厂不有的是步枪吗？”杨宇霆的回答，恐怕是任何人所想象不到的。他说：“没有人家的好啊！”杨宇霆不但在组织自己的武力，而且装备要胜过东北军，试问其用意何在？就凭这句话，杨宇霆的送命，不过迟早而已。

采访暮年的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