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卡列夫裹紧了短外衣。就在他临上车前,丽达仿佛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怎么,难道柯察金不跟你们一道去吗?我怎么没有看见他。”
“他昨天就和技术指导员坐轧道车为我们打前站去了。”
扎尔基和杜巴瓦沿着月台匆匆地朝这边走来,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安娜·鲍哈特。她很随便地披着件短外套,尖尖的指头夹着一支灭了的香烟。
丽达注视着他们三个渐渐走近,又向托卡列夫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保尔在你那里学得怎么样?”
托卡列夫莫名其妙地看了她一眼:
“什么学习?那小伙子不是你在辅导吗?他常跟我提到你,夸起来没个完。”
丽达听着,有点不大相信他的话。
“托卡列夫同志,你说的是真的吗?他说跟我学了之后,总得找你补课的。”
老头子笑了起来。
“找我补课?……我连他的人影也没有见过。”
汽笛响了。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喊道:
“喂,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你放我们的老伯伯上车吧。这样不行啊!没有他,我们还能干什么呢?”
这个捷克人本来还想说什么,可是看见那走近的三个人,就不作声了。他的视线和安娜不安的眼神对碰了一下。接着,他又看见她对杜巴瓦露出惜别的微笑,觉得心里挺不是滋味,便迅速地离开了窗口。
秋雨打着人的脸。一团团深灰色的雨云,在低空缓缓移动。秋深了,森林里一望无际的林木已经光秃秃的,老榆树闷闷不乐地站着,满身的皱纹都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无情的秋天剥去了它们的盛装,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子站在那里。
小车站孤零零地隐在树林里。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装卸货物的石砌月台一直通到森林里。人们像蚂蚁一样在新修的路基周围忙碌着。
讨厌的黏泥在靴子底下吧唧吧唧直响。路基两旁的人们疯狂地挖着土。铁器发出沉闷的撞击声,铁锹碰着石头,砰砰直响。
细雨像筛子筛过一般不停地洒下来,寒冷的雨水浸透了衣服。雨水冲坏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像稠粥一样从路基上流淌下来。
衣服都淋透了,变得冰冷沉重。但是,人们每天一直干到很晚才收工。
新筑的路基一天天向密林深处延伸。
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立着一座石头房子的空架子。里面凡是可以搬动或拆卸的东西,都被土匪抢走了。门窗变成了大洞小洞,炉灶的铁门变成了黑窟窿。从屋顶的破洞里看得见桁架和椽子。
唯一未遭劫难的东西就是四间宽敞房子里的水泥地面。每天夜里,四百个人穿着沾满泥浆的湿衣服,躺在这块地上睡觉。大家都在门口拧衣服,泥水从衣服上流下来。他们使劲地咒骂着恶劣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水泥地上薄薄地铺着一层麦秸,大伙儿紧紧地挤着睡,竭力想用体温来相互取暖。衣服冒热气了,但是它从来也没焐干过。雨水渗过遮挡窗洞的麻袋,流淌到地上。雨点像敲鼓似的击打着屋顶上残存的铁皮,冷风不停地从破门外面灌进来。
厨房在一间东倒西歪的板棚里。早上大家在这里喝了茶,就到路基上去干活。午饭每天都是单调得要命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像煤一样黑的面包。
但是城里能供应的只有这么些东西。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个高个子的干瘪老头,脸上刻着两道深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虽说个子不高,但是很结实,粗犷的脸上长着一个肉墩墩的大鼻子。他们俩住在火车站站长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一个名叫霍利亚瓦的车站肃反工作人员的家里。霍利亚瓦长着两条短腿,却像水银那样好动。
工程队以无比的顽强忍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路基一天天向森林深处伸展。
工程队已经有九个人开了小差,几天之后,又跑了五个。
筑路工程受到的第一次打击发生在第二个星期。有一天晚上,从城里开来的火车没有运来面包。
杜巴瓦叫醒托卡列夫,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工程队的党委书记托卡列夫坐起来,两条长毛腿垂到地板上,狠狠地搔着胳肢窝。
“简直跟我们开起玩笑来啦。”他一边嘟哝着,一边急忙穿起衣服。
霍利亚瓦像只球一样跑进屋子来。
“快,打电话到特勤部去,”托卡列夫对他说,“没有面包的事情,不许告诉任何人。”老头子接着又警告杜巴瓦。
顽强的霍利亚瓦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之后,终于接通了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的电话。托卡列夫听着他和电话接线员争吵,急得直跺脚。
听筒里传来朱赫来震怒的声音:
“什么?面包没有送到?我马上调查这是谁干的好事。”
“你说吧,明天我们拿什么东西给大伙吃?”托卡列夫生气地朝话筒里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