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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品格与性格 关云长与阿喀琉斯的比较（第1页）

第一章品格与性格：关云长与阿喀琉斯的比较

对一个人的人格的评价，从最外在的方面说，首先有两种不同的标准，一是按其“品格”，它属于道德的范畴；二是按其“性格”，这属于认识（真）的范畴。中西人格形象的差别，一眼看去便显示出：中国人更关注的是一个人的品格，西方人则更瞩目于人物的性格。

在中国，历史最悠久、最为人所称道，也最为普及的高尚品格，便是所谓“忠孝”，而其中，忠又是孝的放大。孝，除了最基本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外，又还包含兄弟、姐妹关系（兄弟不和也是对上不孝）；再广而言之，又有一般的长辈和晚辈关系、师生关系、朋友间称兄道弟和结拜兄弟的关系等；放大到国家、民族，则是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和“父母官”与百姓的关系，即“忠”。血缘和辈分的原则与国家等级的原则常常会有不相一致的时候，在“忠孝不能两全”时，则往往是忠的原则占了上风，因为忠是“大孝”。

当然，最为理想的还是忠与孝成为一体的情况。这种理想人格的最典型的体现，便是《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

桃园结义的宗旨，一开始便体现了“忠孝合一”的理想人格结构。《三国演义》一开篇写刘、关、张三人于应榜投军时相遇，由忠君报国的志向而结为志同道合的兄弟。刘备本是汉室宗亲，恰好又最年长，于是成了关、张二人的兄长兼上司。三人的誓言是：

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第一回）

由忠而孝，由孝而愈忠，《三国演义》中花了大量笔墨，在关羽身上集中体现了这种理想的人格典型。后人把关云长神化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又称他为“盖天古佛”。人们之所以特别推崇他，显然主要不是因为他的武艺和神威（这方面他不如吕布），而是因为他的道德人品。

第二十五回写关云长与刘、张二人失散后身陷重围，欲以一死而保全忠义，曹操派关的旧友张辽来劝他投降，说他这样死法犯了三条罪名：

当初刘使君与兄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使君方败，而兄即战死，倘使君复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复得，岂不负当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刘使君以家眷付托于兄，兄今战死，二夫人无所依赖，负却使君依托之重，其罪二也。兄武艺超群，兼通经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汉室，徒欲赴汤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为义？其罪三也。

三条罪名，总括起来无非是不忠不孝。就这一顶大帽子，便使关云长一条血性汉子一下子软了下来，走上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于是有“降汉不降曹”和“身在曹营心在汉”一说。关公曾自述：“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者也”，可见其言不虚。

不过，关公也有主次不分、颠倒迷误的时候。所谓“华容道义释曹操”，就因为念及当年受曹操的许多好处和礼遇，而放走了刘备的死对头，失去了彻底击破曹魏的绝好机会。按说，这一“不忠不孝”之举理应使关公蒙上一层耻辱的阴影。可奇怪的是，他不仅没有因此而降低在人们心目中的评价，反而进一步获得了“义重如山”的美名。

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是很会通融的。他们看人，总是看人的主观动机，而不管他客观上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好心办坏事”的人，很少因为事情办坏了而受到他人或自己良心的谴责。就关公来说，不论他如何行动，他主观上始终有一把尺子，要做到“来去明白”，光明磊落。因此，虽然他明知曹操待他无微不至本是想赚他为自己效力，居心险恶，却仍然认为曹操对自己有“恩”，“受人一饭，必以涌泉相报”，以至于在关键时刻开“后门”，干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这种蠢事，由于它超越于功利之上，且唾弃一切欺心权变，具有道德人格上的前后一贯性，因此被推崇为一种美德，这就是“义”。

“义”是中国人在忠、孝之外的第三种美德。它常常可以把忠、孝作为自己的实际内容，但一般说来，它比日常生活中的忠、孝更超越、更抽象，在很多情况下都游离于忠、孝之外，有时甚至凌驾于具体的忠孝关系之上。所以有“大义灭亲”的说法，而老百姓反抗贪官污吏或皇帝，则称作“起义”“聚义”。“义”这一美德发展到后来，便成为“侠”，“义士”便成了“侠义之士”，他们的“行侠仗义”往往因为其超越的形式而不受法律乃至于不受传统道德礼法观念的束缚，是一批在社会秩序之外、绿林江湖之中独来独往的勇者。

所谓“侠义”的意思，无非是实行一些极简单的原则，如言而有信、知恩图报、打抱不平、锄强扶弱、劫富济贫等，总之是要用个人的力量抹平社会上一切大欺小、强凌弱、众暴寡、以怨报德、口是心非、阴谋暗算等“不平”行为，使世事如同自己内心的那面镜子一样平整光滑。这些原则只重形式，不管内容，只讲动机，不顾后果，往往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触发起来，并付之于极端的行动，常常是自我牺牲的壮烈行动。

由于侠义行为具有不管内容的特点，又具有不顾后果的极大能量，因此总是为只讲内容（政治目的）而不择形式（手段）的政治家、阴谋家所利用。桃园结“义”中，以刘备的野心和机心，未尝没有利用义气以达政治目的的意图。曹操更是玩弄道德沽名钓誉的能手，他多次对有真才干的被俘将士“亲释其缚”，待之以礼。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曹操特下三道急令不予追究，实际上就是利用关公的侠义心肠在放“人情债”，直到华容道上才得讨还。曹操堪称有远见的政治家。

不过，“义”这种行为尽管不讲内容，不讲“为谁服务”，因而可以超越政治斗争或国家法制之上而“笑傲江湖”，但它本身也有情感上的内容，这是与西方形式主义伦理学（如康德的伦理学）不同的。这种情感内容不是外在的功利内容（政治等），它体现为人类某种原始的自然倾向，即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或者说“仁”“仁义”。

据说曹操在华容道上见关云长横刀立马，拦住去路，吓得亡魂丧胆。其部下程昱曰：“某素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丞相旧日有恩于彼，今只亲自告之，可脱此难。”曹操从其说，果然引动了云长的“恻隐之心”：云长“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待曹兵刚过，云长忽又“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最后“长叹一声，并皆放去”。（第五十回）

在罗贯中笔下，曹操本是一不仁不义、“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奸雄，他只是借用仁、义来实现自己的个人野心。但在中国的仁人君子眼里，一个人不管内心如何想，只要做出了“仁义”的姿态，这种姿态也就对旁人有了道义上的约束力。仁义之士关注的是自己内心要对得起他人的“好意”举动，至于他人是否真的“好意”，是不必认真计较的，只要有这举动就行，否则倒显得自己太小气、不够坦**了。这就是唯动机的主观主义原则。

这样一来，“仁”虽然最初是建立在恻隐之心的内在主观性上的，但它决不意味着两个人心灵上的相通，而是着眼于外在行为和所谓“身体化”关系。曹阿瞒深知这一层，因此对待关羽，他又是嘘寒问暖（“送温暖”），又是送战袍，送金银器皿、绫罗绸缎，送美女，送赤兔马，又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款待，尽管知道关羽并不在乎这些享受，甚至也完全清楚关羽已悟出“醉翁之意不在酒”，但却仍这样做去，并坚信这些“仁至义尽”的表示终会在关羽身上起作用。当然，最主要、最能示人以“仁义”的“身体化关系”，还是所谓“不杀之恩”。这一点，曹操曾屡试不爽，就连关公投降曹操时，一见面也口称“败兵之将，深荷不杀之恩”。

中国讲义气的人，对于那于己有“不杀之恩”或“救命之恩”的人是一定要图报答的，这种恩人常常也被叫作“再生父母”。实际上，从这种“身体化”的观点来看，他与自己的父母也的确有同样的地位，因为父母之所以可敬，也无非是因为他们给了自己一条生命、一个身体。因此仁义与忠孝虽然看起来有些不同，甚至有时还相冲突，其实都出自于同一个道理：谁给了我身体，我就该报答谁，谁关心我的身体，我就该感谢谁，否则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至于追问自己救命恩人的动机，甚至因这动机的卑鄙而推卸报恩的义务或“恩将仇报”，在一般讲道德的中国人看来就是“混账”。这正如人们不能埋怨自己的父母为什么要生下自己来，哪怕自己的出生只是一次**的后果，也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毕竟是自己的父母”这个事实，是同样的道理。

于是，关云长以其忠、孝、仁、义，以及与他特殊的个人气质和武艺紧密结合的“勇”（这是其忠孝仁义如此光辉地得到体现的一个条件），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堪与孔老夫子“文圣公”并肩而立的“武圣公”。孔夫子主要以道德说教而成了“圣人”，但在个人的实践行为上，他倒并没有太多值得人们仿效的地方；关公则主要以他的实践人格使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出自内心地景仰和崇拜，在老百姓那里，他的形象要比孔子的形象更高大、更具体、更亲切，更能引起一种移情和模仿的冲动。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可以与关公的形象相媲美的人物，这就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希腊英雄阿喀琉斯（又译阿基里斯）。大致上说，荷马史诗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和地位，与《三国演义》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和地位差不多，西方的阿喀琉斯也与中国的关云长一样，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阿喀琉斯是西方最著名的古代英雄。当然，若论英勇无敌，功勋卓著，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名声还在阿喀琉斯之上。但赫拉克勒斯是没有缺点的，他更接近于神，死后也成为神和天上的星宿。阿喀琉斯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虽然刀枪不入，在脚后跟上却有一处致命的弱点；他性格暴躁，容易冲动，这些都和关云长的骄傲轻敌一样，赋予了人物以更加个性化和人化的特色。阿喀琉斯死后不是成为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无可奈何地成为黑暗地府的冥王。他曾向到阴间来访的俄底修斯诉苦，说他宁可在人间当一个帮工，也不愿在阴间为王。同样，关羽被东吴所杀，死后魂游空中，大叫“还我头来！”他们都不是某种抽象概念的象征，而是属于我们这个生活世界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