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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隶于碑融美于石（第1页）

刻隶于碑，融美于石

气势恢宏《熹平石经》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省开封市杞县）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还擅长天文、算术，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作为书法家的蔡邕，擅长篆书和隶书，其中隶书造诣最高。

蔡邕的《熹平石经》是汉代隶书最高水平的体现。当时还没有印刷术，所有学子的课本都得抄写，工作量大不说，传抄过程中还常常出错。到了东汉后期，儒家经典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已经十分严重。熹平四年，汉灵帝下令让蔡邕等大学者校订《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等五部经书。校订完之后，蔡邕亲自书写，并让人将其刻在碑上，共计刻了46块碑。这些石碑被立在洛阳太学讲堂门外，据说每天前来临摹的人摩肩接踵，光是赶来的马车就超过千辆。可惜到了汉末，《熹平石经》便因为战火被损坏，南北朝时石碑碎裂，到唐代已经完全消失。宋代以后，偶尔会出土一些带碑文的残石，让人得以窥见当年蔡邕的书法技艺，以及汉代最高的隶书成就。这些残碑中比较出名的要数洛阳出土的《周易》残石，这块残石两边各书写了一段《周易》，字数共计400多个，价值极高，现存放在西安碑林。

《熹平石经》被誉为两汉隶书水平的顶点，后世凡是练习隶书的人，都绕不开临摹蔡邕的字。元代的郑杓在《衍极》中写道：“蔡邕鸿都《石经》，为今古不刊之典，张芝、钟繇，咸得其道。”张怀瓘更是夸奖道：“谁敢比肩？”

《熹平石经》上的隶书是非常典型的官方书体，严谨均匀，稳重得体，运笔凝练，透着一股雄劲。布局上匀称整齐，一副大国气派。《熹平石经》对后世隶书的发展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隶书，但它有自己的缺陷。因为被定为标准，所以字里行间多体现出一种循规蹈矩，少了一点自然生动的气息。

蔡邕作为一个书法家，贡献不仅在于写出了《熹平石经》这样传世的作品，还有很多别的方面。比如，他创立了书法中的“飞白书”，至今仍被人使用。据说当时蔡邕为皇上写好了文章，在鸿都门外等待召见，此时他看到几个工匠正在用石灰水刷墙。工匠用沾满石灰水的扫帚在墙上涂抹，但是因为扫帚苗太稀，墙上留下的白色粗线条中隐约露出一丝丝墙皮的颜色。蔡邕深受启发，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将这种效果体现在了书法上。人们因为笔画中的缕缕白条，将这种书写方法称作“飞白书”。张怀瓘曾经夸奖这种书写方法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蔡邕还是位书法理论家，单是传世的著作就包括《篆势》《笔赋》《笔论》《九势》等，尤其是《笔论》和《九势》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笔论》中提出了书法艺术的本质是什么，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以及作为一个书法家，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创作。《九势》中则阐述了书法之所以美是因为美在哪，汉字的结构中蕴含着怎样的美，怎样运笔将汉字中的生动美感体现出来。蔡邕的这些书法理论对于后世书法发展影响深远，成为中国书法发展的理论基础。

以拙为美：开通褒斜道刻石

开通褒斜道刻石全称“汉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也被称为“大开通”，是著名的东汉隶书摩崖刻石，刻于东汉永平年间，是现在存世的东汉摩崖刻石中最早的一处。

这处刻石位于陕西省褒成县北石门溪谷道中，刻文中记载了汉中太守郡鄐君奉旨修治阁道的事情。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前后共计耗时三年，用工七十多万人，在长达将近二百六十里（1里=0。5千米）长的山谷中重新架设新的阁道。因为工程艰难，所以人们在事成之后用刻石的方式记载了这位太守郡的丰功伟绩，对他进行歌颂。这处刻石因为地处偏僻，长年被人遗忘，不为人所知，直到南宋绍熙末年，才被南郑令晏袤发现，并在一旁刻下了释文。可惜之后这处石刻再次被荒草掩盖，无人问津。又过了六百年，陕西巡抚毕沅重新将其发现，毕沅本身是一位金石学家，知道这些文字的重要性，这处石刻得以重见天日。1967年，因为当地要修水库，这处石刻便被挪到了汉中博物馆中。开通褒斜道刻石呈不规则的四边形，左边宽，右边窄，上边沿平直，下边沿倾斜，长272厘米，高142厘米，上面刻有16行文字，每行最少的只有5个字，多的也不过11个字。

开通褒斜道刻石是汉代摩崖刻石的代表作，从书法的角度上讲，它的主要特点有：

碑文虽然是隶书，但是有明显的篆书痕迹，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的明证。关于这一点，康有为曾经在《广艺舟双楫》中评价道：“变圆为方，削繁为简，遂成汉分，而秦分笔未亡。”方朔也点评说：“玩其体势，意在以篆变隶之日，浑朴苍劲。”

笔法细腻，直线为主，转折多为方角，线条虽细，但是力道十足。结体上略微夸张，有的字故意写得饱满浑厚，有的则故意变得不协调，但是当作为一种整体风格出现的时候，这种通过疏密和差异体现出来的夸张便成了一种别的作品中见不到的气势。关于这一点，清代杨守敬在《激素飞清阁评碑记》中评价道：“按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而下，无不摹拟，此之谓神品。”

布局上讲，开通褒斜道刻石和别的作品不一样，它上面的字排列紧密，但是不会让人觉得压抑，横竖大量使用，不像别的地方忌讳重复出现同样的笔画，以免造成繁复的感觉。大量的横竖笔画，加上一些简短和倾斜的笔画，让这幅作品传递出一种其他作品没法达到的气势。

此外，这幅作品有自己的特殊优势，它本身是刻在山石上的摩崖石刻，可能刻工不如一些碑文，笔画也不如在纸上流畅，但是当一个人在群山之中抬头去仰望这幅作品的时候，那种结合了自然的淳朴和震撼是一般碑文和其他载体的书法作品无法比拟的。

到东汉中期，隶书已经发展成熟，并开始出现歌功颂德的石刻，开通褒斜道刻石便是其中最早的作品之一。当时的石刻主要集中在陕西、河南和山东一带，陕西和河南是中原文化的所在地，同时是政治中心，本身文化氛围便十分浓厚；而山东作为孔孟之乡，文化基础自然领先于别的地方。尤其是自秦始皇东巡，到泰山祭拜之后，统治者们也都把山东当作宝地，顺应产生了大量的刻石作品。拿开通褒斜道刻石的所在地汉中来讲，其他有名的刻石还有《石门颂》等，不过都没有开通褒斜道刻石有名气。

当时的刻石作品没有留下作者名字的习惯，无法考证出自谁之手，但这并不影响这些作品的伟大。而我们可以据此大胆推测，当时的书法水平已经普遍很高。

汉隶第一《礼器碑》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也被称为《韩敕碑》。此碑于156年，即汉桓帝永寿二年被立于山东曲阜的孔庙内。碑的阳面内容主要是赞扬鲁相韩敕整修孔庙、制作礼器，阴面和侧面刻的是为这次整修提供资助的官吏姓名和捐款数额。当时社会推崇儒学，所以人们对于整修孔庙看得十分重要，并立碑歌颂，也就有了《礼器碑》。

《礼器碑》阳面有文字16行，每行36字；阴面有字3列，每列17行；两侧分别有字3列和4列，每列都是4行。《礼器碑》历经千年而能完整保存，实在难得，相当于为人们了解当时隶书的成就提供了一份活化石。

历代文人和书法家对《礼器碑》赞赏有加，明代郭宗昌在《金石史》中评价《礼器碑》，说：“当以《韩敕修礼器碑》为第一。”“其用笔结体，元妙入微，当得之神助，弗由人造。”清代王澍赞扬《礼器碑》：“往往于无意之中，触处生妙。”“虽不作意，而功益奇。”“此碑无意于变，只是熟故。若未熟便有意求变，所以数便辄穷。”

碑

碑即竖立在地上的石头。碑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出现过三个功用：一是设在皇宫、庙门口，用来观测日影；二是用来拴祭祀用的牲口；三是竖在墓穴边，“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起初碑是没有文字的，后来臣子为了追述君父的功劳，将其事迹刻于碑上，这一习惯被沿袭下来，遂成碑文。

碑由基座和碑身两部分组成。基座被称为“趺”。碑身上部有“题额”，这也是匾额的雏形。碑的最上部有浅槽，名“晕”，开有圆孔，名为“穿”。如果不具备这些特点，就不能称之为“碑”，而是刻石。

秀丽典雅《曹全碑》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立于185年，即东汉中平二年。明代万历初年出土于陕西郃阳城，出土时保存完整，一字不缺；到了清代康熙年间，石碑断裂，出现微损，但整体仍旧是汉碑中保存比较完整的；现存放于西安碑林。曹全碑为长方形，阴阳两面都有刻字。阳面有20行隶书，每行45字，阴面有5列刻字，每列字数不一。《曹全碑》是东汉隶书最兴盛时期的作品，代表性极高，现在故宫博物院中藏有明代的《曹全碑》拓本，是所有现存《曹全碑》拓本中较好的拓本。

《曹全碑》的整体风格秀丽典雅。

首先，用笔圆润，但不乏灵性。碑文中多用圆笔，有篆书的特征，所以笔画虽瘦，却让人感觉字体丰腴、媚而不俗、清新典雅。同当时很多别的碑文相比较，《曹全碑》中在转笔的时候，多会重新下笔，这样更显得字体圆润，并且书写的时候尽量只用笔尖，使得字体笔画较细，但是柔中带刚、典雅端庄。

其次，碑文中的字体略扁，笔画中的撇和捺一般会拖得很长，左右伸出的笔画如同河岸杨柳，摇曳生姿，别有一番自由和潇洒的韵味。不过这样的改变并不影响字体的均匀，反而显出了一种随意中带着雍容的姿态，让人赞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