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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隶于碑融美于石（第2页）

再次，《曹全碑》布局疏朗，字与字之间距离要比一般碑文开阔，又不会太过稀疏，匀称和谐，字字珠玑，使人流连忘返。

《曹全碑》的碑文在书法艺术上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享受，同时它里面透露出来的那种含而不露、张扬又低调的风格，正是中国人崇尚的“中和”精神。有动有静，有开有合，有紧有松，刚柔并济，媚而不俗，张弛有度。正是因为如此，《曹全碑》被后世称为神品。

拓片

拓片就是从碑刻、骨刻、砖雕、瓦雕、石像、铜器等文物上拓印下其形状、文字、图案、画面的纸。拓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拓片主要是指碑拓的拓片。拓片的方法简单说就是用纸紧紧覆盖在碑上，然后用墨或其他颜色反复打击纸面，直到纸上显现出完整的文字、图形。按用墨分，拓片可分为墨拓、朱拓。按拓法分，可分乌金拓、蝉翼拓。拓本是拓片的合集。最早的拓本实物出现在唐代。

苍劲古朴《张迁碑》

《张迁碑》全称《汉故榖城长**阴令张君表颂》，也被称为《张迁表颂》。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人，曾任**阴（今河南汤阴县）令。他死后，故吏韦萌等人为了追念他的功德，于东汉中平三年，即186年立起了这块碑。这块碑最初被立在山东东平县，后挪至山东泰安岱庙，一直存放至今，是汉碑中保存较好的一块。张迁碑的碑额上有12个篆体字标题，正文则是用隶书写成。碑的阳面有15行碑文，每行42字；阴面有3列，上面2列各有19行，下面一列只有3行。

汉代隶书已经比较成熟，风格和发展方向也大致统一，文字越来越秀丽端庄，比如著名的《熹平石经》便以端庄著称，《礼器碑》《曹全碑》等秀丽典雅，越来越有谦谦君子的风范。而此时出现的《张迁碑》却剑走偏锋，与众不同，它在隶书的发展潮流中返璞归真，选择了粗犷豪放、拙朴古雅的表现手法，自成一家。

通过张迁碑，我们还能了解到当时文字和书法的发展情况。张迁碑出自民间，不是国家帝王意志的产物，也不是出自什么名家之手，多了几分草根气息，甚至里面有的字还写错了，如“暨”一字刻成了“既”和“且”两个字。出自民间更能反映当时真实的文字变革，在《张迁碑》中我们看到一些字的偏旁部首已经是明显的楷书写法，而碑文中的隶书也都透着一股楷书的气韵。《张迁碑》是隶书向楷书演化的有力证明。

刻法

写字有书法，刻字就有刻法。在古代，石碑上的字通常都是书写在纸上后，再由石匠刻上去。刻碑最忌讳失真，而石匠通常不懂书法，甚至目不识丁。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方法有很多，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一种叫“熏灯影”的方法。

首先，把字帖上的字用刀一个个挖下来，其次把去掉字的纸铺在石碑上，用油灯的烟来熏。这样油灯产生的黑烟很快就会在石碑上将缺失的字原汁原味地印出来，从而保证石匠刻出来的字和原字完全吻合。更神奇的是，通过调节油灯与去掉字的字帖、石碑间的距离，还能放大或者缩小字，以适应在不同大小的石碑上刻字的要求。这种方法十分高效便捷，即便到了今天，很多地方仍然在沿用。

南碑瑰宝《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碑》，立于405年，即东晋义熙元年。碑呈长方形，碑首为半椭圆，高约1。9米，宽约0。7米。碑额题衔5行，每行3字；碑文13行，每行字数不等；碑下端列职官题名13行，每行4字。全碑共400余字，除题名末行最下面一个字残缺外，碑文完整，十分清晰。碑左下方刻有清咸丰二年七月曲靖知府邓尔恒作的跋，记录了这块碑的出土及安置经历。《爨宝子碑》与同时期的《爨龙颜碑》并称“二爨”，但是由于尺寸小、字数少，加上碑的主人去世时年龄小，所以《爨宝子碑》又被称为“小爨”。

爨宝子碑埋在地下一千多年之后，于1778年在曲靖县城南70里的杨旗田被当地农民在耕地时发现。起初，没人知道这块石碑的价值，结果被一位村民搬回了家，用来做压豆腐的石板。这一用就是七十多年。1852年，即咸丰二年，当时的曲靖知府邓尔恒一次偶然发现豆腐上竟然有字迹，并且十分清晰。他试着辨认了几个字，结果发现这正是千百年间只在书上记载过的爨宝子碑。邓尔恒十分激动，赶紧找来厨师，询问豆腐的出处，又带人赶到杨旗田，找到那位卖豆腐的人，见到了这块石碑。他当即派人将石碑用车子拉回曲靖府衙，其后又置于城中武侯祠。但是这块石碑注定命运多舛，在民国年间，军阀混战，被誉为“南碑瑰宝”的爨宝子碑竟然被军队挖去筑工事。幸好当时有个叫张士元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将石碑搬回家。十年后，爨宝子碑被移入曲靖第一中学的爨碑亭存放，直到现在。

很多人会有疑问，东晋时期云南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经济文化落后，地理上也偏居一隅，怎么会有成熟的汉字刻碑出现？其实当地虽然荒蛮，但与汉人打交道已久，这块碑的碑主所在家族是当地的大姓，往上可以追溯到爨习，当年诸葛亮南征时便与其打过交道，将其降服，是当时的俊杰。爨习后来为蜀国效力，官至领军。这个家族还出过为魏国效力的爨肃、为北魏效力的爨云，而碑主爨宝子在东晋为官，担任建宁太守。由此可见，曲靖虽然地处偏远，但是这里的人已经深受汉文化熏染，其中便包括汉字书法。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来看，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爨宝子碑》在书法艺术上展现出来的奇异魅力。

之所以说《爨宝子碑》魅力奇异，是因为它的字体半楷半隶，这样的风格在其他任何作品中都见不到。笔画中的横笔是明显的隶书，而端正的字体又是明显的楷书，从单个字的结构来看，偏旁和点画腾挪变动，疏密不一，参差不齐，看似毫无章法，像是出自顽童之手，但这种像是开玩笑一样的组合却产生了一种奇趣的效果，让严谨和趣味结合到一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难怪会被称为“南碑瑰宝”。

魏晋南北朝处于中国书法史上的变革时期，多种字体在这段时期内发展、成熟，不同字体在这段时间内演变，比如隶书向楷书的演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加上偏远少数民族地区书家的别具一格、大胆想象，共同造就了《爨宝子碑》这样的书法史上的另类精品。

出身“草根”的魏碑

南北朝时期，书风豪放，气度非凡。只可惜南朝继承了两晋的制度，禁止立碑，所以我们也就很难欣赏到那时的书法风采。而北朝则盛行立碑，留下了大量的碑刻，石碑、墓志铭、摩崖石刻等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北朝的刻碑中以北魏书法成就最高，数量也最多，所以人们又将当时的书法称为“魏碑（体）”。

每个时代书法的特征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息息相关，魏碑也不例外。北魏书体风格独特，它继承了汉代隶书的笔法特点，结体严谨，下笔厚重，沉稳刚健，雄姿挺拔。因为当时正处于文字变革时期，魏碑中既有隶书的痕迹，也有楷书的风格，初看似乎很不成熟，下笔粗犷，但别有一番豪放之意，这也正是魏碑的魅力所在。

西晋南迁后，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一时间北方小国并立，征战连年。此时，魏道武帝雄才大略，统一北方诸国，建立起北朝，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逐渐被汉化。这种现象到了北魏时期更加明显，到了魏孝文帝时达到顶峰。当时汉人注重厚葬，这一点也被北魏效仿，大肆刻碑，追叙死者的生平和功绩，以示纪念。就这样，刻碑一下子兴盛起来。此外北魏时期佛教已经十分兴盛，以佛经为内容的摩崖石刻、刻碑等也大量涌现，进一步促进了魏碑的繁荣。

魏碑虽然兴盛，但直到清代中后期才被人赏识，中间近千年的时间一直默默无闻，其中既有种种机缘巧合，但更重要的还是书法审美的流变。自古以来，中国推崇“中和”之美，不喜欢夸张和过分偏激的事物，这导致魏碑的古拙成了被赏识的障碍——人们认为它过分锋利硬朗，像是刀斧砍出来一般。直到清代乾嘉之后，考据学兴起，人们才开始留意北魏的刻碑、摩崖石刻、墓志等物；此时很多书法家也开始突破千百年来无形的束缚，不再以“二王”为最高标准，而是从“二王”之外的其他碑刻、摩崖、墓志、钟鼎等古物中汲取古老的养分，寻求新的灵感；书法审美上讲，古拙不再是缺点，而是渐渐得到人们赏识，明末清初的傅山便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这段话已经被后人公认为欣赏书法的标准。在这样一个思潮之下，魏碑像是打了个翻身仗一样，一下子跳到了人们面前，以古拙朴素、浑厚雄劲的风格极大地丰富了书法艺术。

魏碑中有不少精品，最能代表那个时代书法特点的要数《张猛龙碑》和《石门铭》，两者风格不一，前者为碑刻，后者为摩崖石刻；前者内敛有张力，后者不羁又不失灵气；前者更像楷书，而后者更像篆隶，两者充分体现出了魏碑的风格跨度。

《张猛龙碑》全称《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碑》。碑的正面记载了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的功绩，背面刻的是立碑官吏的姓名，现在碑石在山东曲阜孔庙中。历代名家对此碑推崇备至，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张猛龙碑》列为“精品上”，并称“《张猛龙》如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

《张猛龙碑》被誉为“魏碑第一”，在书法史上评价颇高，清代杨守敬曾评说“书法潇洒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康有为则称赞道：“结构精绝，变化无端。”

《石门铭》全名《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刻石原本位于陕西汉中石门东壁南边，现存汉中博物馆。《石门铭》方圆兼备，既有篆书、隶书的痕迹，也有楷书的痕迹，端正飘逸，别具一格。康有为评价《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并将其列为神品。

因为是摩崖石刻，历经了千年风吹雨打，所以这为《石门铭》平添了几分古朴和温和之美。这处摩崖石刻所在的地方还有很多汉碑，如著名的《石门颂》《杨淮表记》等，风格上讲，《石门铭》受它们影响很深。梁启超在《碑帖跋》中写道：“《石门铭》笔意多与《石门颂》相近，彼以草作隶，此以草作楷，皆逸品也。”

魏碑无论从载体还是字体上讲，都丰富多彩，所以很难用一件或者几件作品去代表。除了《张猛龙碑》和《石门铭》，魏碑的代表作还有很多，如龙门石窟中20尊造像的题记拓本合称为《龙门二十品》，也是北魏书风的代表作，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始平公造像记》。此碑与别的碑不同，全部用阳刻法刻出，笔画转折处重视停顿，锋芒毕露，通篇雄峻非凡。《泰山金刚经》也被称为《经石峪》，位于山东泰安，刻在一处小瀑布下的大块平整山石上，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存在千年了。经整理，共发现1067个字，字的大小由一尺两寸到一尺八寸不等，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康有为评价其为“榜书第一”。

碑学与帖学

碑，是指用刀刻在石头上的文字，通常由处于社会底层、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匠制作。帖，是指用毛笔写在纸帛上的文字，是由书法名家书写。碑学与帖学本是汉字书法的两种呈现方式，但魏晋以后，二者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直到清代“金石派”崛起之前，以“二王”为学习样板的帖学一直是中国书法界的主流。清代一改往日帖学重于模仿，缺乏创新的弊端，转向从“金石”入手，从碑文中寻找创作灵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初年的吴昌硕、齐白石等书法大家。